如果展开一幅突厥语系的分布地图，你会看到一个横亘在亚欧大陆腹地的巨大区块：从大西北出发，穿越几乎整个中亚，然后跳过里海挺进安纳托利亚，直到地中海东岸为止，都是突厥语系的地盘。其使用人口约2亿，包括至少35种语言，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有着很高的互通度。比如哈萨克语属于突厥语系下的钦察语支，而乌兹别克语属于葛逻禄语支，但二者交流起来就像山东话和东北话一样容易。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蒙古语系：几乎完全龟缩在蒙古草原及其周围，全球使用者只有约600万，而且各方言彼此难以互通。
突厥语先到优势？
蒙古语和突厥语，是欧亚草原上最知名的两大语言，然而今天的生存境遇却如此悬殊，结合历史背景来看更是十分诡异和反常：
突厥西迁主要是因为唐朝打击，尤其是东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先后被唐朝征服击溃。因此突厥西迁几乎是一场难民大流亡，离开故土寄人篱下，看起来很容易丢掉母语。
与之相比，蒙古则是西征，打败了中亚到东欧的几乎所有强权，理应将自己的语言传播到新领土。即便要面临人数太少，难以同化土著的问题，蒙古语也至少应该比突厥语要强势才对——毕竟突厥语也是外来者，还是多批次小股溃散而来，又没有蒙古那样的四大汗国撑腰，怎么最后却反而稳压蒙古语一头？
一个最常见的解释是，突厥西迁早于蒙古西征，突厥文字创制也更早。因此突厥语具有先发优势，把生态位占满了，而蒙古语的失败仅仅是因为来晚了。这初听起来很有道理，仔细一想却经不起推敲：突厥西迁以前的西域，又不是什么无人区。丝绸之路上到处是繁华城邦和文明古国，各大古老语言并存数千年，哪有什么语言生态位空缺。
尤其是印欧语系下的数种东方语言，比如亚美尼亚语、吐火罗语、希腊语和伊朗语，在丝路上都颇有影响力（其中伊朗语的中古分支“粟特语”，还当了近千年的丝路通用商贸语），这些哪个不比突厥语年代久，人口多，文字早。
然而这些古典语言，却在突厥语面前纷纷落败：吐火罗语丢了新疆，最后成为死语言；伊朗语丢了几乎整个中亚，龟缩回了老家伊朗高原和阿富汗；希腊语丢了安纳托利亚，东帝国的土地现在直接就叫突厥（土耳其）；而亚美尼亚更是圣地沦丧、差点灭族，如今还在和说突厥语的阿塞拜疆混战——突厥语到底有什么魔力，为何一群亡国的牧民，能让玉门关直到地中海的文明古国纷纷改换门庭？
蒙古武功与突厥语奠基者效应
令人意外的是，突厥语成功的秘诀，其实不在突厥自己身上，反而在蒙古身上。
如果你穿越回突厥西迁以后，蒙古西征以前，也就是12世纪下半叶。你会惊讶地发现，当时的丝路仍然是各大古典语言的天下，而突厥语看上去确实只是寄人篱下的“过客”：
西域属于西辽帝国，以契丹语（属于蒙古语系）和汉语为尊，也流行伊朗语\粟特语、吐火罗语；中亚大部则是赫赫有名的花剌子模帝国，一个波斯文化圈的古老文明，花剌子模语也是伊朗语的一种；安纳托利亚半岛上，说希腊语的东罗马还在苦苦支撑。使用突厥语的只有塞尔柱、阿塞拜疆、罗姆苏丹国几个地域狭小的政权。
当然，花剌子模境内也有不少塞尔柱突厥人，而西辽治下的回鹘人更是不少（回鹘语属于突厥语系，不过回鹘与突厥是世仇，大概不会乐意被叫成“突厥”。其实中国古籍中对该语系族群的统称是“高车”，私以为“高车语系”比“突厥语系”这个称呼更合适），然而在这两大帝国的持续扩张和同化之下，突厥语似乎已经行将就木，很快就要丢掉中西亚的所有据点。反倒是蒙古高原西部的那些突厥语部落，看上去有希望在老家守住基业。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蒙古人来了：首先是蒙古草原西部的突厥语几乎被一扫而空，到今天只有图瓦等少数部落还在说突厥语——虽然说突厥语，但图瓦却认为自己是蒙古人。接着是横扫整个中亚西亚的屠城，蒙古西征对语言和族群的影响，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上的大灭绝事件：
大灭绝之后往往会出现生态位重建，并表现出强烈的奠基者效应。即一小部分幸存下来的个体，重新繁衍出庞大的后代，并重新分化出各个生态位。而且食物链顶端的“霸主”，往往会在大灭绝中团灭。新的“奠基者”大多是之前生态位中层级较低、面板属性灵活的类群。比如哺乳动物的祖先原本只是一群散装耗子，基本是被恐龙捕食的对象。却也因为生态位低，受大灭绝影响小，且配置灵活，容易适应各种环境。便成功在白垩纪大灭绝后，占据了恐龙消失后空出的各种生态位。
在蒙古高原西部，蒙古语成为了这个新“奠基者”，之前的突厥语几乎被完全取代。而在中亚，原有的多语言“复杂生态位”被蒙古武功物理消灭后，这一地区并未流行起蒙古语，而是几乎成为了纯突厥语地区——很显然，突厥语成为了新的“奠基者”，这正是因为突厥语人群受大屠杀影响小，且“面板属性灵活”。
从花剌子模到土耳其
突厥西迁之后，失去了自己的汗国，又不擅长耕种和贸易，因此大量成为中亚各国的雇佣兵。军权与王权只有一步之遥，很多突厥将领又成功上位为王族。8世纪成书的《往五天竺国传》就记载：“罽宾国，此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骨咄国，此王元是突厥种族。当土百姓，半胡半突厥……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
这里的“胡”就是指伊朗语族群，罽宾国和骨咄国都在中亚，可见当时的中亚出现了很多这样伊朗语和突厥语混杂的国家。其中普通百姓说伊朗语，而士兵和统治者倾向说突厥语。根据历史规律，军事征服者的语言，基本都会被百姓的语言逐渐取代，毕竟百姓肯定远多于士兵。就像诺曼人最后改说英语。
然而中亚的这一历史进程，还只走到一半，当地人口就被大屠杀重置了：中亚多为绿洲城邦，屠城时居民难以逃亡。而且说伊朗语的居民，多从事农业和商业，基本住在绿洲内，更是在劫难逃。而突厥语族群多少保留了一些游牧习俗，除贵族外多游牧于城外平原，屠城时人口损失要少得多。
这就导致大屠杀之后，突厥语是最快恢复元气的，很自然成为不同族群之间交流的“普通话”。而长期作为城邦统治阶级的语言，又让突厥语的文明积累要高于蒙古语。相较于其他古典语言，突厥语也是蒙古人学起来最轻松的外语。顺理成章，蒙古征服者也倾向于选用突厥语来管理新领土。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规律：蒙古屠城越厉害的地方，突厥语越兴旺。
比如，花剌子模大屠杀是最著名的蒙古屠城。当时的花剌子模正处于极盛期，帝国坐拥丝绸之路，以商贸财富和发达的建筑学著称。疆域南取阿富汗，北至土库曼，东起哈萨克，包有伊朗，成为伊斯兰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其数学成就尤其瞩目，与南宋并列为当时地球上数学最发达的地方，曾诞生了“代数学之父”阿尔·花剌子模（“算法”一词的英语algorithm，正是对“阿尔·花剌子模”的转写）。据现代研究，其全境人口从战前的500万，锐减至52万-85万。这次大屠杀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关于花剌子模语的记录。
而蒙古杀戮少的地方，突厥语就不那么强势，典型的例子是土耳其：由于安纳托利亚在初战不利后很快投降，蒙古并未在当地大肆屠城。直到近代，土耳其西部仍然有大量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人群；甚至直到今天，土耳其东南部还有大量伊朗语人群，即库尔德人。不过蒙古人对这里的突厥化也有很大贡献：梅尔夫是位于今土库曼斯坦的一个绿洲城市，乃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1220年，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调兵七万攻打此处。次年城破，除去四百个工匠之外，其余超过一百万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城墙被拆毁。梅尔夫从此永远失去了世界级大城市的地位，结束了繁荣的历史。梅尔夫城外的平原上，有个已经在此处游牧两百余年的突厥部落，为了躲避蒙古铁骑向西远遁，最后逃到了安纳托利亚——这就是后来灭亡东罗马的奥斯曼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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