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期的内战为何会以不同方式结束？| 国政学人

历史上，内战往往以一方彻底的军事失败告终。然而，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内战更有可能以谈判和解而不是一方的胜利告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作者认为，这种具有历史性差异的内战结局变化是因为国际冲突解决规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谈判和解”规范的兴起。这一规范的形成是在一个由美国单极化和自由民主主导的新国际政治环境中实现的，自由秩序的思想和原则削弱了军事胜利的可接受性。

然而，在“9·11”事件后以反恐战争为特征的环境中，“谈判和解”的规范受到了相反观念的挑战，特别是“稳定优于民主化”以及“拒绝与恐怖组织谈判”这两种观念。因此，内战结束的频率降低，且更少通过谈判和解的方式结束。主导的国际政治环境塑造了冲突解决的规范，而这些规范反过来又影响了内战的结束方式。

现有研究从三个方面解释了内战结束的原因：首先，国内结构性因素，例如贫困、种族分裂、不可分割性和崎岖地形，可能使得战争的爆发或结束变得更容易或更困难。其次，谈判动态，如相互伤害的僵局、力量平衡以及参与者的数量和地理位置，可能会影响各方妥协的意愿。最后，外部干预可能通过有效的调解或可信的担保促成谈判和解，或者在协议的执行上施加互相伤害/利益的威胁；而军事干预则可能延长冲突。

虽然这些因素能够解释许多结果，但国内结构性变量无法解释内战终结方式随时间系统性变化的模式。谈判模型或许可以澄清特定内战情境下的结果变化，但同样，这类模型并不能帮助学者解释为什么内战的终结方式会在特定时间段内呈现系统性差异。最后，虽然外部因素在内战终结中可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本文进一步补充现有文献，探讨了为何在不同时期内外部干预类型（包括调解尝试）会发生变化。

作者认为，想要解释我们关心的结果，需要从国际层面进行分析。我们主张，国际政治环境——由物质和观念因素，比如极性（polarity）、对首要威胁的认知、大国目标等共同构成——催生了适当行为的观念集群，即规范。为了解释谈判和解的兴衰，作者认为，国际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规范，而这些规范进而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结果，包括内战如何结束。主要思路如下表所示：

表1

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中，国际核心对抗被视为零和博弈，内战以决战告终是最为可接受的方式。这一规范性框架导致了绝大多数内战以军事胜利结束，较少有内战以“低活动”（即年度战斗死亡人数低于某一阈值）或谈判和解的方式终结。

随着苏联经济的崩溃、苏联解体和单极格局的出现，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帮助其代理人彻底取胜的非凡新机遇。在民主胜利的国际规范环境下，美国和国际组织向“非民主”政权施压，要求其实现民主化。应乔治·H·W·布什政府的要求，安理会在1992年首次召开国家元首级别的会议，世界大国决定通过谈判和解的方式终结内战。对于刚经历内战的国家，国际调解人说服交战双方缓和立场、开展对话，并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暴力冲突。调解人反复寻求达成协议，使谈判和解成为了该时期的显著特征。国际政治环境的总体特征——既缺乏重大威胁，又追求民主化——使得通过调解和谈判终结内战成为恰当的方式。

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尽管美国在严格的物质意义上仍然是单极，但学者和决策者已经对单极格局的后果以及如何解读新的战略威胁环境展开了讨论。在这个威胁等级和美国应对方式都不确定的时期，谈判和解的规范虽依旧存在，但却受到一些反向压力的挑战，包括拒绝与恐怖分子谈判的立场、对恐怖组织可能在内战不稳定国家扎根的担忧以及对军事彻底胜利的重新接纳。在内战中，稳定化的目标逐渐取代了民主化的追求，彻底击败恐怖组织被认为是一种可取方法。迄今为止，这一变化的主要影响是内战终结的各种方式减少，特别是在与“恐怖组织”相关的内战中，通过谈判完成和解的结局变少了。

本文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影响冲突解决的规范，这些规范反过来影响了内战的结束方式。作为理论实证的初步验证，作者进行了统计分析，证明了三个时期（1946-1989，1990-2001，2002-2013）能够评估调解的尝试何时能对结束内战更有效。第三方试图调解内战是作者理论的可观察结果：如果大国认为内战应通过和解而非单方面胜利结束，那么它们更可能参与调解并支持这些努力。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调解更可能促成内战的持久和解。因此，作者的统计分析重点在于理论的新贡献。我们假设，与第1和第3时期相比，第2时期内战更有可能经历调解尝试。

图1和表2展示了时间与内战是否可能在某一年经历调解尝试之间的相关性。作者使用了Bercovitch冲突、调解与和平建设数据中心的内战调解数据集，该数据集对他国、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进行的调解尝试进行了编码。该数据集记录了1946年至2013年间所有内战调解实例。

表2

图2表明，第三方调解在1988/89年左右急剧增加，90年代初趋于平稳（1996年卢旺达和波斯尼亚悲剧后短暂下降后恢复），2001年后则下降。表2显示，调解尝试与作者划分的三个时期之间存在相关性。每个观察值是一个内战年份，调解是一个二元变量，如果该年内战经历了至少一次调解尝试，则记为1，否则为0。在第1时期，仅9%的内战年份涉及第三方调解尝试；相比之下，在第2时期，近25%的内战年份经历了调解努力；而在第3时期，大约13%的内战年份包含调解尝试——多于第1时期，但少于第2时期。

最后，logit回归模型表明，即使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并使用多种模型设定，这一相关性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性。作者的分析证实了时间与内战调解之间的强相关性。

萨尔瓦多：从战斗走向谈判

萨尔瓦多内战是20世纪拉丁美洲最长的高强度内战之一，持续了12年，造成约7.5万人死亡（总人口约450万）以及超过100万名国际难民和国内公民的流离失所。内战的根源在于政治领域的军事化和土地分配不公。1979年10月发生的军事政变引发了政治动荡，1980年3月著名的反贫困和反不公正的主教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在主持弥撒时遭暗杀，使暴力升级。此后，分散的反对派开始联合，于1980年12月组建了左翼政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

在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支持对FMLN的军事打击，而非谈判。罗纳德·里根总统及其顾问将这场冲突视为零和博弈，并认为中美洲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他说，“我们必须赢得这场战争。”尽管战争在美国国内极不受欢迎，但里根总统通过呼吁道德责任，强调支持萨尔瓦多人民抵抗“血腥游击队”的必要性。

在国际层面上，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性”与“改革”政策下逐渐放弃了对其他国家意识形态斗争的支持，终止了对古巴和尼加拉瓜（FMLN的主要军火供应商）的军事援助。美国政府并未像苏联那样完全撤出冲突，而是决定积极支持谈判。布什政府致力于萨尔瓦多的民主化和人权改革。为了实现谈判和解的目标，布什总统承诺增加对萨尔瓦多的经济援助，并提供了大量资金以支持和平进程。

1990年，美国新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国会作证时表示：“我们相信，今年是通过谈判解决战争的时机。”这一立场表明美国政策的彻底转变。布什政府积极推动将FMLN纳入政治进程，同时要求其支持的克里斯蒂亚尼政府做出重大让步。最终，双方同意进行了深刻的政治和军事改革，包括削减军队规模、让FMLN解除武装并转型为政党、重新分配土地，并清除武装部队中的严重人权侵犯者。

塞尔维亚：人道主义与内战进程

冷战结束促使了萨尔瓦多等意识形态内战的终结，但在其他地区却带来了相反的效果。民族联邦体制的解体导致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分裂，尽管前两个国家的解体主要是和平的，南斯拉夫的解体却伴随着暴力，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冲突尤为惨烈。波斯尼亚内战造成约10万人死亡，超过200万人流离失所。战斗主要发生在波斯尼亚塞族、波斯尼亚克族（穆斯林）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之间，各方在背后得到了不同国家的支持。美国倾向支持穆斯林的波斯尼亚克族，德国支持克罗地亚，俄罗斯则支持塞尔维亚。

1992年，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将该冲突视为内部事务，认为仅靠外交手段解决，而非军事干预。美国决策者普遍认为波黑问题应由欧洲主导解决，这是“欧洲的问题”，双方一致认为解决冲突的动力应从内部产生。尽管有证据表明南斯拉夫国民军及其波斯尼亚塞族盟友犯下了战争罪行，美国和欧洲领导人仍不愿使用武力来结束冲突。他们更倾向于提供人道援助、对塞尔维亚实施制裁、并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维持停火，鼓励各方谈判。

1995年7月，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攻击了联合国指定的“安全区”斯雷布雷尼察，发动种族屠杀，导致约8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主要是男性和男孩）死亡，40,000人被强制迁移。斯雷布雷尼察的恐怖事件促使美国及其北约盟友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克林顿总统任命了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为巴尔干地区的首席调解人。霍尔布鲁克认为，塞族在战场上的成功使他们在谈判桌上不可能做出让步。美国说服俄罗斯支持北约的空袭行动并参与后续的联合国维和任务。

1995年9月中旬，北约发动空袭，同时克罗地亚和穆斯林—克罗地亚联邦部队的地面攻势将波斯尼亚塞族军队逼入军事失败的边缘。联邦部队重新夺回了超过50%的领土，波斯尼亚塞族的要塞巴尼亚卢卡也面临失守的危险。就在此时，美国及其欧洲伙伴决定停止联邦军的推进，转而促成谈判解决。

在波斯尼亚战争中，塞族被视为侵略者，而美国倾向支持穆斯林—克罗地亚联邦，尤其是波斯尼亚克族。虽然俄罗斯支持塞族，但其实力较弱，无法对塞族提供军事保护。塞族并未对美国或欧洲构成直接威胁，而欧洲的军事力量如果愿意，也可以轻松击败塞族。欧洲各国乐于让美国主导冲突的终结。当波斯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联邦军队逼近巴尼亚卢卡，击败塞族迫在眉睫时，美国为何选择阻止联邦的进攻并促成谈判解决？

美国调解人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回忆录中解释了这一决定：“真正的现实政治实践者本该不顾人道关切而鼓励进攻巴尼亚卢卡，但人道主义考量决定了我的选择。我认为美国不应为制造新的难民和更多人道灾难做出贡献。”克林顿政府的其他官员也支持这一观点。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雷克和当时的联合国大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推崇谈判解决作为首选方案，并建议在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使用军事手段获取胜利。奥尔布赖特认为，如果谈判无法达成协议，应撤出联合国的任务，并在北约空中力量的掩护下训练和装备波斯尼亚军队。克林顿总统对此表示赞同，他强调必须致力于一个统一的波斯尼亚，如果在谈判桌上无法达成协议，就必须在战场上支持波斯尼亚克族。

欧洲各国，特别是俄罗斯，也支持谈判解决方案。俄罗斯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表示，“我们想要的只是结束这场血腥的该死的战争，以一种明显合作的方式结束。”美国团队在其他外部行为体的支持下，遵循了规范性的冲动，选择以军事手段达成谈判和解，而非直接军事胜利。尽管推动这一目标的代价高达数十亿美元，美国公众对介入波斯尼亚的支持也不高，但政府依然愿意为这一规范性议程提供大量财政支持。

克林顿总统在关于波斯尼亚的演讲中解释了为何选择通过谈判推动和平，并派遣2万多名美军（总计6万名北约部队）来保障和平：“今天，凭借我们的承诺，美国的理想——自由、民主与和平——日益成为全球人民的愿望。是我们的思想力量，使得美国成为独特而可信赖的国家……在停止或预防战争和内战暴力的斗争中，我们的领导地位最能得到充分证明……我们支持和平与自由，因为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也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

克林顿政府及其团队之所以选择这一行动，并非因国内压力、威胁或为降低成本，而是因为在1989年后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他们认为这是规范上应当做的选择。

反事实思考

基于学者们对萨尔瓦多和波斯尼亚案例的理解，可以进行一些反事实的思维实验，想象这些战争在不同时间段内可能的结局。

在萨尔瓦多的案例中，冷战结束前该国能否凭借自身力量达成谈判和解？在当时内外部行为者的零和立场下，这种结局几乎不可能实现。如果萨尔瓦多的战争持续到2001年之后，由于冲突并未涉及伊斯兰恐怖分子，外部行为者可能仍会推动谈判解决。

对于波斯尼亚，如果战争发生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共同支持北约空袭及联合国维和任务以达成妥协的结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发生在今天，同样可能不会出现类似的合作。此外，考虑到当前普遍的反穆斯林情绪，美国国内无论政党立场如何，民众对穆斯林占多数的波斯尼亚克族可能不会表现出当时那样的同情和支持。

二战后数十年间，美国及其盟友在内战中通常寻求一方的军事胜利。然而，冷战结束后，单极格局的物质条件使美国能够按其意愿结束内战。美国与其盟友决定通过谈判而非胜利来结束战争，通常利用调解作为实现和解的工具。单极物质现实本身并未必然要求这种选择，但单极主导者的民主性质促成了向谈判的转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环境以美国及其盟友追求民主化为特征。在这一新环境中，“谈判和解”的规范兴起，进而促成了和解的物质和社会结果。

“9·11”事件后，国际政治环境再次发生变化。恐怖主义的新威胁以及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民主化的失败导致了对外部援助的民主化追求的幻灭。随着21世纪的进展，许多国家出现了民主倒退，许多民主化运动步履维艰。取代战后民主化追求的是“稳定化”，这成为主导的规范冲动和政策目标。

通常情况下，规范变化的因果链是由“规范倡导者”推动的，他们试图改变不良行为，比如种族隔离、奴隶制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通过倡导和游说，这些人和团体说服强权国家改变政策。然而，冷战后的规范变化并非单个倡导者推动的结果，而是由民主单极主导的大国集体决定改变内战的结束方式。在“9·11”之后，规范的转变则更多是被动反应，而非主动选择。由于恐怖袭击、民主化失败和低活动状态内战的物质现实，逐渐形成了不与恐怖分子谈判以及追求“稳定化”而非民主的规范性趋势，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开始接受这种适当性判断。

Normative

规范的

Unipolarity

单级

Stabilization

稳定化

校对 | 于依言  周子喻

审核 | 施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