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 | 自由主义与其招致的不满

如今，人们已经达成了一项广泛的共识：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民主”受到攻击或处于倒退状态。这种现象不仅出现于威权国家，还体现在许多看似安稳的民主国家选举出来的民粹主义者们上。

在今天，受到攻击的“民主”是“自由民主”的简便称法，其中真正受到最大威胁的是“自由民主”这一组合中的自由成分。民主部分指的是，那些通过自由、公平的多党选举等机制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所肩负的责任。相比之下，自由部分主要指的是一种限制政府权力的法治，要求即使是体制内最有权力的行为人也须按照与普通公民相同的一般规则办事。换言之，自由民主国家有一个制衡的宪法体系，对民选领导人的权力进行了限制。

民主本身正受到威权国家的挑战，这些国家操纵或直接取消本应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更阴险的威胁来自现有自由民主国家内的民粹主义者，他们正在利用选举授权获得的合法性，挑战或破坏自由制度。像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领导人利用政治上的支持者来试图破坏司法独立、公然违反法律，或者试图通过给主流媒体贴上“人民的敌人”的标签来使新闻界失去合法性。他们试图拆除专业官僚机构，并将其变成党派工具。欧尔班自诩为“非自由民主”的支持者，这并非偶然。

然而，与少数民粹主义政客的野心相比，当代对自由主义的攻击要深入得多。如果他们不乘着对自由社会某些潜在特征不满的浪潮，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成功。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看看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它在过去几十年里的演变，以及它作为一种统治主义有什么局限性。

对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最好的一种理解是，它是一种制度性的解决方案，以解决治理过度多元化的问题。或者再用稍微不同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在多元社会中和平管理多样性的制度。这种主义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在欧洲兴起，是对新教改革（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之后的宗教战争的回应，这些战争持续了150年，并杀死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人口。

虽然欧洲的宗教战争是由经济和社会因素驱动的，但其凶猛剽悍是源自于交战方代表了不同的基督教教派，他们都想把自己对宗教教义的特殊解释强加给他们的人民。这一时期内，被禁教派的信徒受到了迫害。异教徒经常被折磨、绞死或烧死在火刑柱上，他们的神职人员也受到了追捕。现代自由主义（modern liberalism）的创始人，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试图降低对政治的企图心，不是为了促进宗教所定义的美好生活，而是为了保护生命本身，因为不同的人群无法就“美好生活”是什么达成一致。这就是《独立宣言》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句话的一个比较遥远的渊源。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宽容：你不必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与你的同胞达成一致，每个人都应该在不受你或不受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这些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只有当宽容的原则本身受到挑战，或者当公民诉诸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时，才会达到宽容的限度。

以这种方式理解，自由主义仅仅是解决不同社会冲突的一种实用工具，它试图通过将最终目的问题撤出讨论范围，并将其转移到私人生活领域，从而降低政治上的热度。如今，这仍然是它最重要的卖点之一：如果像印度或美国这样的多元化社会背离自由主义原则，试图将国家认同建立在种族、民族或宗教基础上，就会引发潜在的暴力冲突。美国在内战期间就经历过这样的冲突，而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正通过将其国家身份转变为基于印度教的国家身份而引发社区暴力。

然而，人们对于从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融入了现代自由主义学说中。在这种观点下，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能够务实地避免暴力冲突的机制，还是一种保护人类基本尊严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尊严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在贵族社会里，这种尊严只是在战斗中冒着生命危险的战士们的特征。基于人类道德选择的可能性，人类尊严的基础将尊严的概念进行了普及：人类的道德地位高于其他造物，但低于上帝，因为人类可以在对与错之间作出选择。与美貌、智力或力量不同，尊严这一特征是人类普遍共享的，并能够使人类在上帝面前平等。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完美主义”）和康德（一种“善意”）这样的思想家将一种世俗的、非宗教的形式赋予了选择或个人自主的能力，这也成为了现代所理解的、写入了许多20世纪宪法的基本尊严权的基础。自由主义承认每个人的平等尊严，给予他们保护个人自治的权利：言论权、集会权、信仰权，以及最终参与自治权。

因此，自由主义通过故意不去明确人类生活的更高目标来保护多样性。这就取消了宗教自由地去定义“社区是什么”的资格。自由主义还根据个人选择的能力，给予所有被视为完全人（full human beings）的人平等的权利。因此，自由主义倾向于一种普遍主义：自由主义者不仅关心他们的权利，而且关心他们自己特定社区之外的其他人的权利。因此，法国大革命把人的权利带到了整个欧洲。从一开始，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主要争论不是关于这一原则本身，而是关于谁有资格成为享有权利的个人，各种各样的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妇女、外国人、无财产者、儿童、精神错乱者和罪犯被排除在这个神奇的圈子之外。

历史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是与财产所有权相联系的。产权以及通过相关法律机构执行的合同成为了英国、荷兰、德国、美国和其他不一定民主但保护产权的国家中经济增长的基础。因此，自由主义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密切相关。权利受到独立的司法机构的保护，司法机构可以要求国家强制执行。在正确理解下，法治既指规范个人之间互动的日常规则的适用，也指通过宪法正式分配政治权力的政治机构的设计。历史上最坚定地信奉自由主义的阶级，是财产所有者阶级，不仅是土地地主，还有无数中产阶级的企业主和企业家，卡尔·马克思将其称为资产阶级（bourgeoisie）。

自由主义与民主有所联系，但与民主不是同一码事。有自由但不民主的政权是可能存在的：十九世纪的德国和二十世纪晚期的新加坡和香港。也有可能出现一些不自由的民主国家，比如维克托·欧尔班和纳伦德拉·莫迪正试图创造群体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特权。自由主义通过对个人自治的保护而与民主结盟，这最终意味着政治选择和特权的权利。但这与民主是不同的。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有民主平等的激进支持者，他们愿意完全放弃自由法治，把权力交给一个独裁的国家，以使得结果均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这成为20世纪的一条大断层线。即使是在公开的自由主义国家，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和北美，也有强大的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他们对经济再分配的兴趣大于对财产权的严格保护。

自由主义也见证了共产主义之外另一个竞争对手的崛起：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主义者拒绝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只寻求将权利授予他们所喜爱的，由文化、语言或种族来定义的群体。在19世纪的发展中，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以及多民族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内部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欧洲从一个王朝重组为一个国家。1914年，这场战争爆发成了一场大战，数百万人丧生，并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1945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败，为恢复自由主义作为民主世界的统治思想铺平了道路。欧洲人看到了围绕着对民族的排他性和侵略性的理解来组织政治是多么愚蠢，于是他们创建了欧洲共同体，后来又成立了欧洲联盟，将旧的民族国家置于一个合作的跨国结构之下。就美国而言，它在建立一套新的国际机构方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包括联合国（以及附属的布雷顿森林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诸如北约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区域合作机构。

对这一秩序的最大威胁来自前苏联及其在东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同盟共产党。但是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们眼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法性也随之瓦解，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寻求融入现有的国际机构，如欧盟和北约。这个冷战后的世界将统称为“自由国际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但1950年至1970年代是发达国家自由民主的鼎盛时期。自由法治通过保护普通人不受虐待来促进民主：例如，美国最高法院（U.S.Supreme Court）通过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等判决，在打破合法种族隔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民主保护了法治：当理查德·尼克松从事非法窃听和利用中情局时，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国会帮助他下台。自由的法治为二战后强劲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使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能够建立再分配的福利国家。在这一时期，不平等（inequality）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大多数人可以亲眼见证他们的物质条件是有所改善的。简言之，这一时期在发达国家看到了自由主义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的幸福共存。

经济上的缺陷与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演变为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趋势有关。新自由主义如今是一个贬义词，用来描述一种经济思想，通常与芝加哥大学或奥地利学派，以及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经济学家联系在一起。他们尖锐地诋毁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强调自由市场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者。这所学校所建议的许多分析和政策实际上是有益的，而且早就该出台了：经济受到过度管制，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政府应对20世纪70年代同时出现的高通胀和低增长负责。

但是，关于市场效率的有效见解演变成了一种具有信仰性质的东西，反对国家干预不是基于经验观察，而成了一种处事原则。放松管制降低了机票价格和卡车运输成本，但也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当时金融危机被应用于金融领域）。即使是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如市政供水或电信系统，也推动了私有化，导致了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的私有化，公共垄断转变为私人垄断。或许最重要的是，贸易理论的基本观点，即自由贸易为有关各方带来更高的财富，忽视了进一步的见解，即这一点总体正确，而且大部分个体将受到贸易自由化的伤害。从1980年代开始，全球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使工作和投资从富裕的民主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缺乏公共部门的资源和关注，导致从教育、卫生到安全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不足。

其结果是，到了2010年，世界总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也急剧增长。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一小部分寡头，即亿万富翁，他们可以通过游说和购买媒体资产的方式，将自己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权力。全球化使他们能够轻易地将资金转移到安全的司法管辖区，使国家的税收匮乏，并让监管变得非常困难。全球化还导致了移徙相关规则的自由化。在许多西方国家，外国出生的人口开始增加，在叙利亚内战等危机的推动下，100多万难民涌入欧洲。所有这些都为民粹主义的反应铺平了道路，2016年英国的脱欧投票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这一点变得更加显而易见。

第二种对自由主义在过去几十年演变的不满，植根于它的根基。自由主义故意调低了政治的视野：一个自由的国家不会告诉你如何过你的生活，也不会告诉你美好的生活是什么；你如何追求幸福取决于你自己。这就在自由社会的核心中产生了真空，这个真空通常被消费主义、流行文化或其他不一定导致人类繁荣的随机活动所填补。这是（主要来自）一帮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批评，包括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索拉布·艾哈迈里（Sohrab Ahmari）、阿德里安·韦尔梅勒（Adrian Vermeule）和其他人，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给任何有更深层道德承诺的人提供了“杯水车薪（thin gruel）”。

这使我们陷入更深层次的不满。自由主义理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围绕着个人和他们的权利而建立的，而政治体系保护着他们自主做出这些选择的能力。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社会合作的产生仅仅是因为理性的个体认为与其他个体合作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在保守的知识分子中，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说得最为透彻，他认为，正是由于这种个人主义的前提，并将个人自主性神圣化，超越了所有其他东西的存在，才使整个方法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对他来说，整个以洛克式个人主义原则（Lockean individualistic principles）为基础的美国计划是错误的。对他来说，人不是主要的自治个体，而是深刻的社会化的人，他们的义务和与一系列社会结构的联系，从家庭到亲属群体再到国家。

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前，这种对人性的社会理解被大多数思想家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生命科学的大量最新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这些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就是社会生物：我们身上许多最显著的官能，引导我们在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团队中相互合作。这种合作并不一定源于理性的计算；它是由诸如骄傲、内疚、羞耻和愤怒等加强社会联系的情感能力所支持的。人类几千年来所获得的成功，让我们的物种完全主宰了它的自然栖息地，这与遵循引导社会合作的准则的能力有关。

相比之下，自由经济和政治理论中所推崇的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几个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种偶然发展。它的历史是漫长而复杂的，但它起源于中世纪早期天主教会制定的继承规则，这种规则破坏了日耳曼部落社会的扩展亲属关系网络。个人主义在促进市场资本主义方面的作用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如果个人不受亲属义务和其他社会网络的约束，市场的效率会更高。但这种个人主义总是与人类的社会倾向相抵触。在某些其他非西方的社会，如印度或阿拉伯世界的人，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这种情况，在那里，亲属、种姓或种族关系仍然是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些意见对当代自由社会的影响是直截了当的。这些社会的成员希望有机会以多种方式相互联系：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族裔或种族群体的成员、某一地区的居民或某一特定宗教信仰的信徒。这些群体的成员身份赋予他们的生活意义和内涵，这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所不能做到的。

许多右翼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自由主义低估了民族和传统的民族认同：因此，维克托·欧尔班断言，匈牙利的民族认同是建立在匈牙利民族和维护匈牙利传统价值观和文化习俗的基础上的。新的民族主义者，如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将国家地位和民族文化视为社区的号召力，他们哀叹自由主义对宗教承诺的消解作用，渴望更浓厚的社区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并以服务于社区的美德为基础。

左派也有类似的不满情绪。法律面前的法律平等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实践中会得到平等的待遇。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反同性恋偏见都持续存在于自由社会中，而这些不公正已经成为人们可以动员起来的身份。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了一系列社会运动，首先是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促进妇女、土著人民、残疾人、LGBT社区等权利的运动。在消除社会不公正方面取得的进展越多，剩余的不公正似乎就越不可容忍，因此，在道义上动员起来纠正这些不公正现象是必须的。左翼的抱怨在实质上不同，但在结构上与右翼相似：自由社会不足以根除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歧视，因此政治必须超越自由主义。而且，与右翼一样，进步人士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与遭受类似侮辱的人交往，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联系以及个人满足感。

自由主义社会中这种团结的本能和共同道德生活的贫乏，使得全球政治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转向了认同政治，远离了20世纪晚期的自由世界秩序。像宽容和个人自由这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被否定时最为珍贵：生活在残酷独裁统治下的人们想要简单的自由，自由地说话、结社和崇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社会的生活变得理所当然，其共享社区的感觉似乎很淡薄。因此，在美国，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多地围绕着身份认同，特别是种族认同问题，而不是围绕经济意识形态和国家在经济中的适当作用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自由主义未能充分解决的，这涉及公民身份和权利的界限。自由主义的前提倾向于普遍主义：自由主义者担心人权，而不仅仅是英国人、美国白人或其他受限制阶层的权利。但是，权利是由领土管辖权有限的国家保护和执行的，谁有资格成为有投票权的公民？这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一些移民权利的倡导者主张移民的普遍人权，但这在几乎每一个当代自由民主国家都是政治上的障碍。目前，政治共同体的边界问题是通过历史先例和政治争论相结合来解决的，而不是基于任何明确的自由主义原则。

普京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过时（obsolete）”的学说。虽然这一学说在今天可能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但事实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

这一学说之所以更为必要，是因为从根本上而言，它是治理多样性的一种手段，而且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与自由主义脱节的民主不会保护多样性，因为大多数人会用他们的权力来压制少数人。自由主义诞生于17世纪中叶，作为解决宗教冲突的一种手段，1945年后又在解决民族主义冲突方面获得新生。任何围绕着由种族、种族或宗教定义的紧密联系来建立社会秩序的不自由的努力都将排斥社区中的重要成员，并将导致冲突。俄罗斯本身保留着自由主义的特点：俄罗斯公民身份和国籍不受俄罗斯种族或东正教的限制；俄罗斯联邦数百万穆斯林居民享有平等的司法权利。在事实上存在多样性的情况下，试图将单一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全体人民，是独裁统治的一个公式。

组织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唯一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正式权力分享安排，这种安排只对共享国籍表示赞同。这就是黎巴嫩、伊拉克、波斯尼亚以及中东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的治理方式。这种联合主义会导致非常糟糕的治理和长期的不稳定，并且在不以地理为基础的认同群体的社会中效果不佳。这不是任何当代自由民主国家都应该走的路。

尽管如此，在今天，自由社会应该奉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相当广泛。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演变为新自由主义，极大地减少了中间派政治领导人可利用的政策空间，并允许了极大的不平等现象的增长，而这种不平等一直在助长左右双方的民粹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完全兼容的，它寻求对全球化后留下的人口的社会保护，即使它保护基本的产权和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必然与民主联系在一起，自由经济政策需要通过考虑民主平等和政治稳定的需要加以调整。

我推测，现如今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大多数批评自由主义的宗教保守主义者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可以把时间倒回到他们的社会观点占据主流的时期。他们的抱怨是不同的：当代自由主义者愿意容忍任何一种观点，从激进的伊斯兰教到撒旦教，而不是宗教保守派的观点，他们发现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

这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抱怨：许多左翼的进步人士已经表明他们愿意放弃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目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由于诸如性别研究、种族批判理论、后殖民主义研究和酷儿理论等学术追求，自由主义原则受到了持续的学术攻击，这些研究否定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前提。挑战不仅仅是对其他观点的不容忍，也不只是在学术界或艺术界“取消文化（译者注：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指在公众人物和公司做了或说了一些令人反感或冒犯的事情后，收回对他们支持的流行做法。取消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以集体羞辱的形式在社交媒体上表演）”。相反，挑战是对基本原则的挑战，即所有人在根本意义上生而平等，或者自由社会应该努力做到对不同色彩一视同仁。这些不同的理论倾向于认为，特定的、越来越狭窄的身份群体的生活经历是不相称的，分割他们的因素比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公民因素更强大。沿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传统，从自由现代性中产生的认知的基础方法，如科学方法或基于证据的研究，只是为了支持种族和经济精英的隐藏力量而构建的。

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进步的非自由主义是否存在，而是它所代表的长期危险有多大。从印度、匈牙利到美国，这些国家中民族主义保守派实际上已经掌权，并试图利用国家的力量来瓦解自由制度，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整个社会。这种危险已经非常明显且现实。

相比之下，进步的反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成功占领任何发达国家的政治制高点。宗教保守派仍然可以自由地以任何他们觉得合适的方式进行礼拜，事实上，他们在美国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可以对选举进行左右。进步派采取了不同的、更微妙的方式行使权力，主要是通过他们在主流媒体、艺术和大部分学术界等文化机构中的统治地位来进行。国家的权力已经被纳入他们的议程，比如通过法院废除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保守限制，以及在公立学校课程的制定上。在未来，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今天的文化主导是否最终会导致未来的政治主导，从而使进步派更彻底地收回自由权利。

自由主义目前的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17世纪发明自由主义以来，自由主义不断受到右翼强大的社群主义者和左翼进步的平等主义者的挑战。正确理解下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冲动是完全兼容的，是深厚且多样的公民社会繁荣的基础。它也符合进步人士的社会正义目标：其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20世纪末建立了现代再分配福利国家。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它通过深思熟虑和不断妥协而缓慢地运作，而从来没有像他们的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完全地实现其公共或社会正义目标。但是很难看出，从长远来看，抛弃自由价值观将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最终导致暴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