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海江 李文莹
来源：“东南学术”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东南学术》2024年第6期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唯物史观叙事
首先，基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延承关系，整体性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得以生发叙事的历史前提。在世界宏阔的历史和文明演进序列中，中华文明是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一方面，坚持整体性思维透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唯物史观阐释的基本方法。中华民族在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基础上开辟现代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从未中断，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的突出特征，文明连续性构成民族整体性统摄的重要动因。古今中外，多位思想家肯定了作为整体性的中华文明内蕴的连续性。1902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经过对中国的实景考察后所撰写的《中国问题》强调，中华文明是相较于“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而言，“唯一从古代留存至今”的“文明实体”。黑格尔也曾论述道，据史书记载，历史要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它“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华文明连续性既内在地规定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又在整体性的基础上凸显了注重文明持存、回应时代挑战和开创文化新局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宝贵思想精华构成了中华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理念精髓。承前所述，罗素看到中国饱含深刻历史感和经典意蕴的文明实体，如果西方文明擅长“科学的方法”，那么中国文明最擅长之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互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儒教是把“对现世的紧张关系”“都减少到最低限度理性的伦理”，倡导人与人在任何事情上虽然存在程度的差异，但“原则上则都是平等的”，在遵循道德原则的基础上竭尽能力做到真善美。中华民族特有的连续性以及中华文明的多重价值禀赋，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源头活水和不息动力。
其次，立足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的比较视域，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的现代文明世界，具有资本逻辑利用其权力主宰人类文明形态的弊病，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唯物史观叙事的批判与超越对象。在马克思看来，不同文明国度中的不同国家具有共同之处，即“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彼岸”文明天国与“此岸”野蛮尘世相对而存。19世纪40年代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发起一场拷问西方帝国主义的诘难运动。汤因比认为，以争取和平为前提要件，西方有理由对非西方世界所做的侵略行径负责，弥补受侵略国家的损伤。如此，说明汤因比已然看到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对人类文明的破坏。资本主义文明以现代文明的面目出场，却伴随着对神圣事物的亵渎和对陈旧秩序的违逆。细观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发展史，其崇敬资本，贬抑人性，充斥着“血与火”的征服与掠夺。1847年，马克思于《哲学的贫困》中使用“现代文明”的否定性概念指认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利益根基。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民族文明带来的野蛮冲击，指出尽管资本具有“文明面”，其生产工具的改进使得资产阶级通达四方更为便利，却将“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如同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言，资产阶级历史是“贪欲和权势”持续不断的证明，“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可见，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彰显的“现代性”能够跃出地平线的原因在于，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彻底改变世界历史的格局，彰显了权力支配和从属关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正处于资产阶级日益暴露“野蛮与伪善的历史时代”，中国共产党试图化解“总体性异化危机”，破解资本逻辑框架之下文明与生产之间的悖论，建构适合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发展之路。
最后，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具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视野。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扬东方社会“重建现代性”的共产主义文明和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演进叙事的目标使命。他们批判资本逻辑和扬弃私有财产，推动文明形态现代转型，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透露“重建现代性”的态度。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野蛮的方式对待印度、中国等东方社会的殖民暴行和剥削本质，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引用黑格尔“两极相连”一词的“普遍的原则”语意，揭示了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可能发生的积极影响是“普遍的原则”的“明显例证”，标识中国是代表东方社会现代性崛起的新曙光。“西方中心论”的激进批判主义者弗兰克就东方的中国文明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核心生产力地位给予有力肯认，他认为，与印度相比，“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相较资本主义世界所谓的“普遍性”现代文明形态，东方民族国家的文明形态呈现“特殊性”表征，中国特色现代性的构建需要把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历史不是靠公式来创造的”，唯物史观具体化定向为东方民族国家现代文明的探索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总而言之，在唯物史观具体化定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指向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运而生。《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式现代化之“特殊性”历史道路的展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旧邦新命，被赋予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如果不基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是无法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也就是说，在完整准确把握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关系基础上，挖掘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联系，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连续性的特征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关键所在，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旨在既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殊存在，又彰显现代化自身“前所未有的进步特征”的普遍意义。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唯物史观具体化定向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赋予了中华民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可行性。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生成与三重形态
唯物史观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得以生成和发展的科学根基。基于唯物史观的逻辑进路来探悉和提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重形态，即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社会主义文明的时代样态和人类文明的科学形态，有利于拓新其理论内涵，赋予其以精神实质，从而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
（一）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破除“坚实的结晶体”，构筑“处于不断变化和经常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才能推动文明实现由“传统”走向“现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一重形态的生成，代表着中华文明之“现代性”的历史走向。鉴于此，首先必须回答的是如何正确处理中华古老文明与中华现代文明的关系，赓续融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唯物史观视域下，“文明现代性”虽有生发于“任何族群”的“应然”趋向，但文明是否能够长久持存却取决于“自我更新和内在反思”的能力。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其自我省思深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双创”历史过程中。质言之，一要正确对待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调整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必须经由“术语的革命”加以创造性转化。中华民族拥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孕育出积厚流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正确处理人同人、人同自然、人同社会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曾给出历史解答。例如，追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社会理想，基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理念，由家到天下的“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国家抱负，向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加强“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强调“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传统的中国哲学层面，传统文化提出“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方法，“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中庸之道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文明互鉴礼节。传统文化中“文明以止”的内在限定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术语更新注入了深厚的内涵底色。二要明晰传统文明何以推向现代境遇。“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提取其精神实质，传承现代精神，实现创新性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德治主张，崇尚诚信正义，力求和合大同的精神特质，以“天人合一”“为政以德”“由己度人”等价值观念，集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国家与社会、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内在反思及其“质”的规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必须在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维度要义的基础上涵养中华文明走向现代的文化价值，承担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重任，深刻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崭新面貌。因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世界历史长河中衍生出的最新文明形态，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二）社会主义文明的时代样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第二重形态，体现为文明形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环节的逻辑展开。唯物史观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是物质资料生产历史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产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基于概念的“抽象形态”和先验的运思逻辑而萌发的文明类型，而是诞生在具体的、历史的现代化生成过程中。世界历史规定着每一个民族被纳入现代化的普遍历史命运，如“两个必然”所指，社会主义文明同样具有代替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必然趋势。换言之，文明现代化的发展史中必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进而发展至社会主义文明这一重要的环节。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率先预示社会主义文明的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而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推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文明进入到一个由理论落实到实践的新历史阶段。1923年，瞿秋白在《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文明”概念。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自“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直至“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形成全面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认识，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文明，由此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整体，是共产主义文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表达。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塑造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版本和时代样态，注重打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寓于一体的社会主义文明内涵。其一，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定向。马克思曾给予物质生产肯定性的地位，将物质文明即生产力视为“文明的果实”。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高度统一。其二，政治文明的现代化定向。中国式现代化内蕴“民主制度”“国家权力”“政治制度是国家机体”的政治内涵。其三，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定向。“精神生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是“现实的人”从事实际生产的一种精神活动，人们的想象、思维和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具备的进步力量和独创性照亮了现代精神生活。其四，社会文明的现代化定向。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等关乎社会福祉的文明活动。其五，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定向。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彰显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五大文明”直接指向共产主义文明，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本质上确证了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真正自洽”。作为综合孕育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新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表达。
（三）人类文明的科学形态
在人类历史演进序列中，人类文明历经古代文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等类型。这些文明类型在“社会-历史”互构逻辑中生成，与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进程具有同向同构的历史特点，但只有社会主义文明始终以人为核心架构而向外布展。由此，引申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第三重形态，即人类文明的科学形态。就唯物史观的叙事方式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扬弃“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人的自由个性”为旨归的现代文明形态。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考察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三种社会形式，即“人的依赖关系”是文明进程的最初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自由个性”建基于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生产力基础创造出的社会财富之上，成为第三阶段。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原初阶段的肯定形式”，还是“资本主义的分裂形式”，乃至“共产主义的肯定形式”，体现出人类文明的聚焦点由“物”到“人”的历史转化，愈发显现出形塑人类文明科学形态的历史轨迹。可见，社会主义文明是按照超越“人的依赖关系”，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性”而诉诸“人的独立性”，至共产主义文明阶段全面彻底把握“自由个性”的宏观逻辑而发展的。进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超越古代文明的朴素性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极端伪善”，达至以人的发展为价值目的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形态。之所以称其为科学，是因为对于自由全面的“一切人”而言，在“真正共同体”中的“自由的人”才是同社会结合和同自然和合共生的“主人”。马克思主义不是将人看作原子般“孤立的个体”，而是揭示人在不同文明形态中如何积极实现自己的本质。例如，人在文明历史加速演进中的主体性以及人能动地改变世界文明现代化进程的现实性。也就是说，人既是文明发展的逻辑起点，又是实现文明进步的终极旨归，“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能成为前提”。中华文明历来重视对人的体认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同一过程的两个发展脉络，具体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倡导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同自然和合共生、维护人类和平共同发展的现代文明。处在世界历史如此普遍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彰显人类文明科学性内在先进原则的典范标杆，蕴含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科学性的先进本质。
三、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路径
唯物史观要求文明历史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选定的条件”，而是基于“直接碰到”“既定”或“过去承继”的历史条件，根据各个民族的经济和政治要素彰显独有的现代文明特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建基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路径内嵌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国特色现代性理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及对人的现代化的现实观照。
其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文化主体性，力求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在黑格尔看来，一个民族对自我文化的觉知，是该民族在文明意义上取得的最高成就。该民族对自我文化的觉知实际上就是文化的自我意识在民族历史中生成后，高扬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彰显。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指出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非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其主体也并非抽象和片面的。如果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外在性，而不深入主体的内在性，就会陷入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的历史窠臼之中。中华文化主体性关涉中华文化的独立自主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毛泽东指出，自中华民族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在精神层面中国人由自古以来的“被动转入主动”，即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求。新时代强调的“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对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要求。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通过扎根中国实践大地，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力彰显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文化自觉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自信来源，基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扎实根基，进一步增添了文化自信，将文化主体性视为“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彰显中华文化独特个性，打造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样态的文化新形态，进而提升中华文化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和传播力。
其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筑牢“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根基，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坚守新时代新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文本中多有对文明的正面阐释，如“文明的需要”“文明的状态”“文明程度的提高”等，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性”构成现代文明的内在指向，是文明在现代化历史演进中必须直面的“质”的规定，当予以合理建构。如果说基于文化主体性角度赓续的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那么“第二个结合”就是从“现代性”角度积极弘扬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价值。马克思主义“再中国化”的核心意蕴为“再现代化”。前者代表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者则意味着要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而促进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结合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包含着双重维度的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定性，又要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片面地照搬照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是难以为继的，必须在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因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建构内生性、原创性、主体性的“中国特色现代性理论”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必须在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基因。唯物史观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视角。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推动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从共时性角度来看，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姿态迎接其他优秀文明，即“洋为中用”汲取世界文明成果中丰富的现代性思想资源。“第二个结合”不是拼盘，也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对世界不同类型的人类文明“辩证取舍”“推陈出新”，锻造契合、激活和互鉴的历史过程，实现自我和外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有机衔接，拓展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空间。
其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本体”，引领民族国家现代性历史方向，秉持开放包容姿态与各民族国家的文明交流互鉴融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世界历史以“普遍交往”为前提。随着“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的形成，原来孤立分散的共同体、地域性的文化通过冲突、交流和融合产生新的文化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关注到东方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文明，认为民族国家需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尊重和充分汲取其他民族优秀文明的思想营养，“借鉴‘他者’文明的基本要素”。然而，资本逻辑构造的权力支配关系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停滞不前，遭遇现代性困境。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性对世界历史的拓新要突破资本现代性的桎梏，彰显出每一民族国家其独有的“特殊性”的道义路径探索。马克思在反击米海洛夫斯基歪曲他的唯物史观理论时指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表明，“主观地公式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失公允，而只有将其适应每个民族特点，才能产生历史效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本体和具体路径。承上所述，现代性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于自反、内省，而是要突出对现实生活的改造和具体的实践。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阐释现代性的价值和现代化的弊端，认为“现代性”孕育“稳定”，而“现代化”滋生“动乱”。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亨廷顿所谓的“金科玉律”，是从突破现代性内部矛盾、破茧而出的现代化新道路，具有显著道义价值和引领示范力，彰显了社会主义新现代性的本质性和历史性意蕴，为共产主义文明提供了“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路径。
其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以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为终极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十分注重人的“现实性”和“人的解放”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的主体性确立与现代文明发展具有内在关联。若要在马克思现代性视域下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语境，探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问题，那么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性，人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中的历史地位是不可或缺的。基于唯物史观把握现代文明进程，“现实的个人”是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批判资本以及技术对人的异化作用，是出现“愚钝的物质力量”支配“有智慧的生命”头足倒置的现象。恩格斯展示了人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张力，即让人成为一种“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依照人的本质要求“安排世界”和“评价关系”，“这样，他就会解开现代的谜语了”。质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解答“现代的谜语”路径在于批判现代工业和技术主宰时代“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正确把握了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民主体立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现代社会的历史性、批判性生成中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形态积极扬弃，在形塑过程中不屈服于物的力量支配，而是以人的逻辑突破资本逻辑的内在紧张关系，“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彰显人类解放的历史命运，勾勒刻画了“普遍意义”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总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利于提升现代人的文明程度，有利于追寻现代精神生活的美好意愿，并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实践中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