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民族记忆
大家好，这里是真实战争故事。
前两期我们发了篇两万字的长文，讲述了抗日时期成都航校一桩惊天的冤案，23名飞行员被集体投入集中营。
飞行员跑操没喊“一二三”被囚，其实是圈套等着抓“间谍”
飞行员跑操没喊“一二三”被囚，其实是圈套等着抓“间谍”（二）
看完的朋友就会知道，故事还没写完就戛然而止了。案件的前因后果，以及这23人后来的人生命运如何，都还没写到。
今天的内容会详细补充介绍，刚看完今天的素材，我都惊出一身冷汗，半天回不过神来。
这桩1943年的惊天冤案，无数次的审讯，大家都以为水落石出，但真正的原因要到20世纪才揭晓。
揭晓这个秘密的人，叫郭新，她是飞行员郭峰明的女儿。
我从小知道父亲文笔好，他晚年的时候，就催他写自己的回忆录。
但父亲一写东西晚上就睡不着觉，勾起早年染的肺病，不停咳嗽。母亲说，命要紧，不能玩命。我们就没坚持要他写，这事也就停下来了。
直到父亲去世，我才找出他的书信，包括报纸连载的《镣铐万里行》，可能年纪阅历到了，一读就读了进去。
父亲怎么从来没有讲过这些事，特别是读到他写锤子敲打脚镣的钉子，那一锤锤仿佛敲在我心上。
我特别后悔，怎么没趁父亲在世的时候，多听他讲讲，哪怕他口述我记录，多问问他的往事，我也会少些遗憾。
父亲郭烽明是1918年10月出生，我们老家是河北晋县一个开明富足的耕读世家。
爷爷是个知书达理，受人敬重的乡绅，家有良田几百亩，还有商铺、药房。父亲自幼衣食无忧，喜读圣贤书，也接受了西学东渐带来的新思想。
谁料爷爷29岁就早逝，曾祖父祖母经不起打击，相继去世，整个大家庭猝然衰落。奶奶勉力支撑着家庭，坚持让两个儿子继续念书。
但是大伯自己中断学业，回村教私塾挣钱养家，帮奶奶管理几十亩田地。父亲则放弃了去京师大学堂的打算，考取了不收学费的保定师范。
父亲那一期是六年制，他就扎扎实实地在保定师范念了6年书，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础。
1937年，华北沦陷，父亲18岁。阵阵枪炮声中，奶奶和大伯让父亲跟做生意的姨祖父田海三一起逃命去。
临行前，奶奶嘱托姨祖父，你活着把人带走，也要活着带回来。
父亲离家的十几年，奶奶每天去村头等儿子回来。从37年一直等到50年，风雨无阻一天都没间断过。
父亲和姨祖父逃难的路上，经开封过黄河，正赶上日本人的轰炸。
炸弹朝着人群落下来。姨祖父个子比父亲低，但还是拼命把父亲压在身下保护他，因为答应了奶奶要把父亲活着带回去。
父亲被姨夫压在身下，还感觉到噼里啪啦的东西砸在身上，像是被炸起来的砖头土块，竟想到“吾命休矣！”
之后却发现原来砸在身上的，是人被炸飞的断肢。
父亲抬头看着日寇飞机上的膏药标志，满腔仇恨，决意投笔从戎，心想，最好能驾着飞机上天去打鬼子。
正好空军的航空机械学校在开封招生，父亲以开封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成都学了一年飞机修理，毕业后分配到兰州飞机场。
父亲一心想上天杀敌报仇，不满意只做一个机械士在地面给飞机加加油，修修故障。又报名参加成都飞行士官学校的招考，再次以兰州考区第一名的全优成绩被录取。
1939年初，三期在铜梁空军入伍生总队开学。三期在校四年，入伍生训练以后，是初级飞行、中级飞行、高级飞行3个阶段。
那时的飞机很简陋，只有一副驾驶杆和一只罗盘，飞行员要有胆有识，有极好的技术、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
三期学员绝大部分来自沦陷区，训练极刻苦。但每个阶段都有学员被无情淘汰，280人淘汰了200人。
飞行员和跳伞时的初级教练机“弗力提”
三期学员文化课全面而深入，英文与飞行理论课扎扎实实，国学基础课毫不含糊。
生活艰苦，学习紧张，训练难度大，但三期的文体活动丰富多彩，水准奇高。他们的期歌《冒着风暴，驰向云天》由父亲作词，音乐教官于中海作曲。
于中海是当时著名的男中音，严格挑选出40人组织了多声部的“同声合唱团”。乐队中西合璧，钢琴、小提琴、二胡、笛子、西洋鼓，常到校外演出。
父亲还参加了话剧社，组织了名为“飞箭社”的读书会，创办了图文并茂的壁报《云野》，他还是三期的篮球队长。
飞行员招收，一开始有比较严格的学历要求，必须是高中学历。到了三期，出于抗战扩编需要，把学历放宽了，不光有初中生，还有只念了几年私塾的，通过考试后也招收进来。
像我父亲这样明明是高中毕业，只一心想杀敌报仇的，顾不上学历待遇也合在一起，统统被定为飞行士，属士兵，有别于飞行官。
还规定：凡属飞行士永世不能升军官。
每次学校在大礼堂开大会，飞行官可以坐椅子，飞行士只能席地而坐，军官们还出嘘声嘲讽他们。
一次学校开大会，邀请成都社会名流参加，想到这种差别对待，大部分飞行士都不去参加。
军官吹集合号，仍无人前往，还有人拉闸断电，趁机打了作恶的军官。事后三期有多名学员被开除。
我父亲也在其中，可能是平时表现优秀受教官偏爱，只是被关禁闭，没有被开除。
空军军士学校大门，远景是大礼堂
这次冲突没有化解军官和飞行士的冲突，两极分化反而愈演愈烈。
高级训练结业时，跳伞训练出了大事。
运载跳伞人员的飞机是“弗力提”初级教练机，跳伞时跳伞者必须顶住强烈的气流，先从座舱爬出来，站在机翼上再往下跳。
飞行官用的是质量最好的美国伞。飞行士用的伞是国内乐山某厂制造的，不知是技术不过关还是偷工减料，伞绳拉力和伞衣张力都远远不合标准。
本来使用跳伞，伞应当缓缓打开，整个身体向前屈地降落。父亲一开伞，背后的伞包砰的一下，整个张开，冲击力把父亲前屈的身体猛地拉成反弓，他身体剧痛，迷迷糊糊落了地。
同批跳伞的十个三期学员，竟然两死两重伤。
林廷彬、孙德馨因伞绳断裂和伞衣破裂而活活摔死。其中一人的伞包根本没打开，从几千米高空落到地上，好多天后农田的地上都有一个人形没有消失。
父亲拉伤了全身肌肉，王聚五（后改名王觉飞），严重摔断了腰骨。
同学们悲愤已极。父亲躺在医院，同学伍庆香到医院和他商量，决定罢课、罢飞、绝食，上告，要为冤死的同学讨个公道。
学校把校门锁了，不让学生们出校门，他们就翻墙而出，去找航委会请愿。
卢成柳跳上卡车声泪俱下地鼓动、号召，群情激奋，一呼百应。
结果，是伍庆香、卢成柳、吴俊、杜远礼四同学被送进监狱，父亲因住院幸免。
父亲出院后，和同学们到监狱去看这四人，隔着木栅栏握他们的手，低声夸赞他们是“英雄”，说大家一定会救他们出去。
几个月后，四人经多方营救而获释，但空军受命对他们“永不录用”。
1943年初，三期毕业生集体远赴新疆伊宁空军教导队，去接受苏联教官苏式飞机驾驶训练。
在伊宁，三期话剧团、合唱团依旧活跃，演出话剧《雷雨》高唱《太行山上》。父亲和几个文学青年在《伊犁日报》上开辟了“塞上草”专栏，写了很多新诗。
在艾林巴克基地，他们向苏联教官学飞行，学俄语，到镇上看反映十月革命的电影，对教导队长官和政训室却多有抵触。
一日晨操，二中队集体拒跟教官喊“一二三四”。教导队总队长宁明阶训话，亲自带队喊操，但大家仍不出声。
他点名吴天健、陈宗正、王戈伯、娄炳成出列单练，他们依然保持沉默。宁总队长恼羞成怒，宣布以抗命罪将四人送禁闭室。
此时，三期最年长的学员徐品行高喊，“把我也关起来吧！”
这次，又是五人被捕。
几天后，五人被宣布正式逮捕。三期及在成都的士校一、二期学员全都行动起来。
王聚五因腰伤，最后一个到达伊宁，他带来了一、二期学长的信函，父亲看完信后，即起草回信。想办法营救五位同学。
守护民族记忆
不相信竟被政训室截获，并以此为证，说三期里应外合，有“奸匪”组织。
正好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亲抵伊宁视察，早就对父亲心怀不满的孙浮生借机大进谗言，将父亲、王聚五和徐世椿拘捕。
余下的同学们都太单纯了，就想着要把事情闹大，全给抓起来，那法不责众，就不会枪毙我父亲他们三人了。
继续闹事的结果，又有15人被抓。先后共 23位三期学员被以“异党嫌疑图谋不轨”的罪名拘捕。
空军在兰州设有监狱，由原苏联空军招待所改造而成，是苏联援华飞机起降、整修和加油的空军基地。
伊宁到兰州，要途经迪化、乌苏、吐鲁番、安西，走过戈壁沙漠，之后又进嘉峪关，再经武威、张掖，行程万里。
父亲三人和遭诬陷的机械士老谢，就这样戴上脚镣，从伊宁押送到兰州监狱。他们属“案情重大”的政治犯，被分开关押在三间并排的牢房。
仅一墙之隔，不准彼此说话，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管束。他们却在各自的监牢里大声唱歌、背书，还吼叫一连串的英语、俄语。
父亲晚年在三人合影的照片下写道：“四十五年前，囚于兰州黑牢之三难友，重镣铆死，自夏至冬，无法脱换下衣，昼夜一灯如豆，一日两个黑馍，浸盐水而食。隔墙犹歌声悲壮，书声琅琅，可得而闻。不意长寿至今也。”
四十五年前，囚于兰州黑牢之三难友
直到第二年夏天，三人被叫出来集合，才见到了早已被关押在此的吴天健等5人。第三批被捕的胡景濂、邹忠、宋肇兴等15人，也脚拖铁镣走了进来。
这23人中，10人被拨拉进一间号子，剩下的被关进了另一间大号子。前10人离开时，还对父亲这剩下13人，眨眨眼，摆出哭笑不得的表情。
受押学生到齐后，从年底开始，兰州空军司令部军法处便进行审讯。在监狱里进行，且是单独审。
数月后，全部审讯结束，父亲和其他人学生仍旧戴着脚镣，被塞进四五辆卡车，在10多个武装齐全的警卫押送下，押回重庆，关押在北碚的黄果垭空军看守所，等待接受国民党空军最高权力机构“中国航空委员会”审讯。
上报材料上23人白纸黑字地写着“加入了共产党”。然而这显然是桩冤案！
但正式开庭后，23名年轻飞行员据理力争，一腔赤诚决心以死报国的牺牲精神，把主审法官感动得老泪纵横。
最终以“查无实据”上报航委会，但老蒋却下了手谕：关他们三年，好好学学三民主义！
那是1943年，抗日战争打得艰苦卓绝，23名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困难条件下培养出来的成熟飞行员长空杀敌的愿望成为泡影。
23人被关进重庆五云山集中营，又叫“战时青年训导团"。
由于冤情尽人皆知，监狱上下对他们相对宽松。他们仍然组织歌咏队，话剧团，排演了大型反特话剧，到附近的朝阳大学演出。还出过一期赞颂淞沪战役上海军民守土抗敌事迹的壁报。
父亲说，他们把监狱变成了大课堂，看守都感动得落泪，说：这些人哪像犯人啊！
狱中两年，他们一直得到外面同学的资助。孟昭升一出手就是十两黄金，其余人则集体捐赠坐牢同学每人100元。伍庆香还和杜远礼的未婚妻还到集中营陪伴大家坐了几天牢。
23人获释时合影
与此同时，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王若飞也通过当时在集中营里的难友萨空了接近和帮助这23名国军飞行员。王若飞还委托萨空了带一笔钱给他们改善伙食。
萨空了转达了王若飞的话：“国民党不要你们，我们要！”
萨空了又告诉他们：“建设新中国是需要科学技术、需要人才的。”
但不久王若飞就因飞机失事死于空难。
三年后，抗日战争胜利了，父亲和她的难友全部获释。
23人出狱时相约十年后再见。之后便各谋生路去了。
有位在高级训练时淘汰的同学殷汉屏，在重庆神仙洞办了个镜子厂，他收留了大部分的无家可归的三期同学。
父亲出狱后，先和殷钟崃一起回到殷的长寿老家调养了几个月，然后回到重庆，考进《时事新报》先做资料员，很快就成了记者，不久又升为采访主任，并和我的母亲相遇、相知。
1947年2月，“白色恐怖”笼罩重庆新闻界。年底，父母应母亲复旦的同学王朴邀约，前往江北志达中学任教。两年后，王朴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父母也离开志达中学，进入《新民报》。父亲说，日本鬼子投降了，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人民，必将在民心所向的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新中国。
这篇连载披露了国民党造成的那桩惊天冤案，一刊出便轰动一时。
父亲说他竟在重庆街头碰到了孙浮生！父亲奇怪，这个家伙为什么没逃到台湾去？他留下又要搞什么阴谋诡计？不由分说就把他扭送到派出所。
后来得知徐品行又在西安看到他，也把他送交军管会，但这两次孙浮生都毫发无损。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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