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夏天,或许你看到过这样一个新闻——一位来自农民工家庭的孩子,被哈佛大学录取了。她叫段孟宇,是河南周口人,21年前,她9岁,她的父母离开老家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北京城郊,卖过水果、麻辣烫和煎饼,她父亲后来做了滴滴司机。当时的很多报道,把段孟宇定义为一个教育奇迹,是从打工子弟到哈佛学子的「逆袭」。
在这个奇迹故事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段孟宇初中就读的北京蒲公英中学。这是北京唯一一所五证齐全、民办公益性质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南五环外,20年来,它「收留」了一代又一代城市建设者(包括菜农、服务员、滴滴司机、快递员、外卖员、家政工作者)的孩子。被哈佛录取后,段孟宇在朋友圈里写到,「2008年我去蒲公英中学读书的时候,从不曾想过它会怎样影响我的人生」。
从蒲公英中学毕业后,段孟宇考上了世界联合学院,这是一所全球知名的高中,她因此去到了英国。后来又在外界资助下,在美国路德学院读了本科。本科毕业后,她一边工作,一边申请到了哈佛教育学院的研究生。从周口到波士顿,她的人生一直在往上,不断在展开。许多人好奇,她还会走向哪里?
但就在从哈佛毕业后,段孟宇做出了让一些人意外的选择——她回到了蒲公英中学,做一名老师。过去三年多,她教初中历史,也做跟学生心理相关的工作,也做教师培训,支持边远地区的老师们。她曾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无论是在十几岁时,还是在申请哈佛时,还是在毕业后,她都想要做跟留守和流动儿童相关的工作。这个愿望从未改变。
2022年,《人物》曾联系过她,想请她谈谈这个有些不同寻常的人生选择。当时她拒绝了,她说,想要先扎根一线,专注教学。今年秋天,她的教学已经满了3年,对于教育、对于平等,她有了更多思考。我们和段孟宇见了两次面,在蒲公英中学,她带我们看了一些特别的作品——孩子们从各自家乡带回来的土拼成的画,有的贫瘠有的湿润,有的褐色有的深红;他们画的自己父母的手,有的伤痕斑斑,有断指,有的贴着创可贴。那是劳动的痕迹。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学校,才能看到这样的作品。
过去几年,我们湮没在「中产教育」「精英教育」「鸡娃」等等词汇之中,打工子弟这个群体和他们身上的教育困境似乎被忘记了。但实际上,他们一直生活在我们之中,在蒲公英中学拍摄的一些视频里,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家庭生活的细节:拥挤狭小的自建房里,孩子和爸妈睡在一个房间,床顶架着木板,堆着生活杂物。但就在这样的空间里,也养了很多植物。
当被问到「自己的希望」,做装修工人的家庭,希望在装修了那么多的家之后,自己也能有个家;做滴滴司机的爸爸,希望能为家庭带来幸福;做停车管理员的爸爸,愿望非常朴素,希望大家停车要停到网格里。而孩子的希望,是妈妈多回家给自己做几顿饭;是奶奶能早点卖完水果;他们想当军人、宇航员、律师、老师、画家……想长大买一所图书馆,捐给有需要的孩子;想得到一辆自行车;也希望世界上再没有流浪狗。
我们和段孟宇谈了谈,她如何在这样一所学校里被托举着长大,她为什么决定回到蒲公英,以及这三年里,她所看到的新一代打工子弟是什么样子,她和她的同事们,为了支持孩子,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以下是她的讲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蒲公英的孩子,回到蒲公英
2020年,我从哈佛研究生毕业,当时因为疫情不能回国,我就在美国做了一些实习,还有一些与教育研究相关的工作。其中有一个研究,是关注疫情对教育的影响,要去访谈国内的老师们,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多老师,和他们聊天。
我印象很深,当时有一种舆论说,农村的老师,工作懈怠,不好好给学生上课、教育质量差……但我访谈了一个女老师,她和丈夫都是乡村教师,不太会上网课,就让孩子们到他们家去上学,她家有个黑板,她丈夫的学生上午来,她的学生下午来,他们还找了一些五子棋,让孩子们有东西可以玩。
她说话非常朴实,说自己就是不会技术,只能让孩子到家里来,但她说的内容让我非常感动,有这样的老师,这么认真对待孩子,我就觉得,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外界都觉得教育非常受影响的时候,老师们还是可以找到空隙和方式,支持孩子的成长。这也让我有一些决心,我觉得,我应该要做跟教育更直接相关的工作。
大概到了2020年的四五月,我就开始寻找一些学校的工作机会。当时其实我也看了国际学校,也看了一些做创新教育的乡村小学,也看了一些公益机构,也在考虑回蒲公英工作。这个过程中,你去各种投简历,去面试,筛选工作机会,我发现自己慢慢想清楚了,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想做什么?我真正想为谁服务?
2019年申请哈佛,我在文书里写,「我想支持到那些受到人口流动影响的学生」。我的想法还是没变,反而是逐渐清晰、更加确信了——我想做跟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相关的工作,我做的事情应该是在促进教育公平。这是我找工作时一个很重要的衡量目标。
于是我就给我们校长(蒲公英中学的创校校长郑洪)发了短信。她那段时间比较忙,好像是过了一天,她就给我回了一条短信,说特别好,正好学校有个心理项目(段孟宇大学本科有学习心理学),我回来就可以参与这个项目,自然而然地,我就回到了蒲公英。
可能会有人问,哈佛研究生毕业,为什么会回到打工子弟学校工作?我的同学们,有去世界银行工作的,有去继续做研究、读博士的,有去教育科技公司的,也有去国际学校的,选择很多元。我是觉得,没有哪个选择比其他的更好或更高尚,人都应该选择对自己来说更重要的东西。还有人说,打工子弟学校待遇有限,但在薪资待遇方面,我其实没有任何不满足。
2011年,我从蒲公英中学毕业,其实一直都和学校有连接。包括前段时间,在贵州毕节威宁的一个彝族乡村小学给乡村教师开展研修坊的时候,我组织过一个叫「人生长河」的活动,让大家回忆自己的人生河流中都有哪些关键点,我自己也做了一次。我觉得,自从我从河南老家到北京,到了蒲公英,一直就很幸运,人生一直在不断打开,这个曲线是一直向上的。
就像回到蒲公英、继续做老师,这个选择看似随心,但回头看,其实很多事情都是相关的,很多经历都在支持我做出这个选择——
2012年,我到英国的UWC(世界联合学院)读书,学校很注重学生的社区服务,这个社区服务大概有四个方向,社会公正、政治、户外、环保,我选的就是社会公正,那几次社会服务,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
第一年,我们去了一些学校,帮助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做阅读训练。
第二年,我们去了当地一个男子监狱,我们的工作,是在母亲带着孩子见服刑的父亲的时候,在一个角落,带着孩子玩儿,给这对夫妻留出一些时间。当时大家会说,这个项目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因为我们去了之后能做的事情不多。但我们也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我们陪同,母亲只能自己去,不能带小孩进监狱,孩子也就不能和父亲见面、保持沟通。这段经历给我的启发很大,我会觉得这样的设置很人性化,而且就算是在监狱里,只要有心,还是可以做跟儿童福利相关的项目。
还有一次是2013年暑假,我和UWC的同学一起去柬埔寨支教。我从一个一直受帮助的人,变成了志愿者,去支持别人,给孩子们上美术课、数学课、体育课,其实就是带着他们玩儿。我们当时带了一些呼啦圈过去,我就看到一个孩子,在那儿玩呼啦圈,居然玩得那么高兴,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会因为一个呼啦圈而高兴。那个画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之后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教育?我都会想起那个暑假,想起那个画面。当时我给郑洪校长发邮件,我就跟她说,我希望能够支持更多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当时我是高三,19岁。
柬埔寨夏季教学组(前排坐着的人中,左三为段孟宇)。图源UWC常熟世界联合学院公众号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我是河南周口人,我爸妈是2003年来的北京,3年之后,我也来了。当时我们住在海淀区香山附近,家里卖煎饼。
我最开始是在一所打工子弟小学读六年级。来北京之前,我都没有学过英语。当时上英语课,我听不懂,压力非常大,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去找了英语老师,说着说着,就不受控制地哭了。但老师很好,她鼓励我说,我能主动去找她就挺好的,后来,她在课上会经常提问我,还让英语课代表做了我的同桌,我会觉得自己被支持到了。
小学毕业之后,要上初中,当时刚好我小姨在大兴种菜,知道了大兴有一所蒲公英中学,说这个学校很好,有外国人来做(志愿者)(笑),还可以住宿,我爸妈也希望我住宿,我就来了。
当时学校是在一个厂房里,条件还是挺艰苦的,住的是简易房,也没暖气,我们宿舍就是一个大通铺,睡好多人,晚上放一盆水都会结冰。老师们的宿舍也是一样的,两位老师可能要挤在一个被窝里取暖。
同学们的出身都差不多,都是打工子弟,很多人家里是种菜的,或者在新发地(北京一个大型批发市场)卖菜。但现在想起来,学校好像并不会觉得,孩子的家庭状况已经这样了,我们做不了什么。老师们反而觉得,因为学生住校,在学校的时间长,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建校的时候,学生也是穿得邋里邋遢的,但是学校建了澡堂,请外面的师傅来给学生剪头发,至少做到整洁卫生,这样的环境里,学生的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帮助学生构建一个积极自我;当时也有外面的公司进来做测试,发现学生的身高比北京市的平均身高要低,就有人捐了补铁的酱油、添加了维生素的米;当时还有个捐方,专门给学校募捐「鸡蛋基金」,所以每周一、三、五,每个师生都可以补充一个鸡蛋,我们都叫他「鸡蛋先生」。
物质不丰裕,但你也会觉得,大家的精神并不贫瘠。我们有个地理老师,现在也还在,当时他是全校唯一的地理教师,教所有学生。我们初二学中国地理,做长江黄河的课题,大家去图书馆查资料、做集子,特别开心。最后做成果展示,他要给大家评奖,那么多班级、那么多小组,都要写颁奖词,写到半夜一两点。但他说,当时他是完全自愿的,觉得大家辛辛苦苦付出了一学期,应该要给学生写一个颁奖词。他发自内心想这样做,老师给学生的这种人文关怀,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件事,我每次说起来都会(想掉眼泪)。蒲公英一直有家访的传统,我上初三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周末去我家家访。我们家住在香山那块,当时十号线还没开通,路上特别远,我记得她到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我去车站接她。我家离车站还挺远的,要穿过一片小树林,我们就住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子里,房间里有两张床。
班主任当时就坐在我家那个大床上,和我爸妈聊天,聊我平时周末都在干嘛。当时我家在卖麻辣烫,我周末回家,就帮爸妈穿串儿、洗衣服。后来班主任就在班里表扬我,说我在家里帮父母分担工作什么的。
她当时还跟我们分享她的经历,她来自新疆,通过高考来到北京,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她觉得,教育把她带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当时她也想告诉我们,教育可以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现在想起来我依然觉得很感动,在蒲公英遇到这样的老师,她会鼓励你。
墙上的照片是蒲公英学校曾经的校舍,由工厂改造,被师生们画上了彩虹桥。摄影:林松果
所以我一直觉得,孩子的成长,需要的是全方位的支持,不仅仅是物质上,还有那种自我效能感。来自外界的深度陪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除了班主任,我还遇到过一位志愿者。
那是2011年,我初三,从蒲公英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参加了学校一个叫「下一步(next step)」的夏令营,这个「下一步」是说,大家如果不能在北京上高中,接下来怎么办?有一些已经读了职高和普高的学长学姐回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夏令营,一起探索人生的下一步。
就在这个营里,有一位志愿者,她当时要去北大读研究生,当时我们就聊到一个话题——2010年,学校一位学姐考上了UWC,我是从学校的橱窗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当时觉得很震撼,「原来从蒲公英毕业,还可以去外国读书!」从那时候起,我就非常渴望去这个学校。
当时那位志愿者就像导师一样,鼓励我申请这所学校,给我提供了很多建议、支持和陪伴。在那个阶段,这是我爸妈没办法提供的,他们肯定是支持我读书,砸锅卖铁也会供我上大学,但具体怎么读,他们没有太多想法。我记得当时我回家,跟他们说我要考UWC,他们说「UWC是个啥」,当我真的考上英国的UWC,我妈也是很懵的,她说,「英国在哪」?所以那个志愿者提供的陪伴,在那个时间节点,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直到现在还有联系。
在我理解中,蒲公英营造了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我们会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有老师,有志愿者,有捐方……它营造了一个公共场域,信息在这里交汇,很多事情都会以课程的方式,来到学生面前,UWC出现在我面前,也是信息交汇的结果。
这些年来,蒲公英确实是有20多个孩子出国读书了,但可能绝大多数的孩子,还是通过普通的路径,上高中、考大学,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一所学校,不是只有最好的学生,任何学生在学校的成长,都不应该有上限,那要怎么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
比如升学问题,孩子们中考之后,如果不能在北京上学,怎么办,我们的很多家长是不了解这些信息的,学校一直都有专门负责升学的老师,会提前跟他们分享和普及这些信息。而且这种关心,不仅说学生毕业了,就结束了。
我们有一句话叫「一日蒲公英,终身蒲公英」。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从蒲公英毕业,已经读了高中,有一位老师还一直支持我们,经常询问我们的情况,还帮我们找了寒假工——卖手机卡,一个月能挣一两千块钱(笑)。后来我去国外读书,我高中的学费,也是郑洪校长帮忙联系了一位捐助者。
如果让我说,我们这群孩子有什么特别,我想起的是一个特别小的细节。我们当年从蒲公英毕业之后,大概有三四十个学生,特别幸运,去到了北京一所私立学校读高中,当时我们叫「蒲公英班」。我们班的英语老师,英语讲得特别好,特别开朗,每次发卷子,他会走到每个人的座位,挨个发下去,他走过教室的时候,就会听到一连串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刚开始我们没有意识到,你觉得很正常,但他后来在我们班公开说过,他教的所有班级里,只有我们是这样的。
段孟宇(左下)在蒲公英中学就读时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看见打工子弟,让他们往前走
2011年我从蒲公英毕业,2020年再回来,确实会感觉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每届100多个学生,只要来的,我们几乎都收了。
我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家里都是在大兴种菜、卖菜,或者开黑车的。但这两年,种菜卖菜的少了。现在的家长,很多是送快递、送外卖、开滴滴、做家政……还有一些是在新发地做蔬菜批发。(根据《第一财经》2023年6月的报道,2014年,北京市共有127所打工子弟学校,但这些年来因为产业转移、办学资质、拆迁等问题逐渐减少。)
总体来说,时代是变了,整体经济水平往上了,但我们的家长依然是北京市民在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人,服务你的人,维持城市运转的人,但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我们校门口的公告栏上写了,关于学费,「费用不必一次交齐,采取分期付费,学校提供助学金,幅度为30%至100%」。因为确实有一些特殊的家庭,可能家里有人生了重病,没了劳动力,真是一贫如洗。他们的经济困难程度,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我们一直有家访的传统,这两年我去过十几个家庭,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是全家住在一间房里,二十三平米的自建房,摆了两张床,可能旁边就是做饭的地方,孩子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和学习空间。我们去了,就坐在床上和家长沟通。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过,很熟悉,瞬间就可以理解。
我们坚持家访,因为它虽然看起来很低效,但非常重要。为什么这孩子天天上课捣乱?去了家里,你什么都明白了。一个孩子坐在教室里,背后有很多东西,有家庭,有成长的经历。
去年有一次家访,我印象很深,有个孩子,他父母是上世纪90年代下岗潮时来的北京,快30年了,他们还是住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这位母亲最开始是做环卫工人,后来生了孩子,没人带,只能把他一个人锁在家里,特别可怜。现在她还是打两份工,白天在工地,晚上在阿香米线,从来都不休息,但是每周五,她会来学校接孩子,陪他打篮球或者跑步,提供一点陪伴。去了他家,我觉得很感动,但也很感慨——那么努力地在北京工作将近30年,只能在北京租得起小小的一居室。
这样的家庭情况下,学生的学业水平,你可以想象。
我教的是初二历史,近代史。刚刚从哈佛回来时,我完全不了解学生的情况,就觉得,我学到的那些教学方法很好,想在课上实践。但很快就发现,学生的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校长经常打比方,「有时候一节课,老师想带大家去王府井,但最后学生都没去,只有老师一个人去了」。意思就是说,老师讲课节奏太快,学生们没跟上。我们有个志愿者是北京四中的数学老师,来了之后也说很难教。怎么带一个基础非常差、且个体差异很大的班级?对老师的挑战真挺大的。
后来我就发现,还是要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真正的知识水平,跟着他们的水平慢慢往上走。你想让学生发展出一些更高阶的学习能力,但基础知识是原材料,没有这种原材料,生产不了高端产品。
段孟宇老师在辅导学生。受访者供图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其实学历史有很多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带学生去李大钊纪念馆、国家博物馆,让他们读《活着》,每周四给他们播放纪录片,甚至推荐他们玩游戏、读小说……先「加工」他们的原材料,让他们把历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让它更有趣、生活化,孩子才会喜欢。
我们当然非常在乎他们的成绩,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初中毕业之后,大部分孩子都会回老家读高中,或者去河北,或者在北京读职校。回了老家,他们就是「县中的孩子」,和林小英老师那本书里提到的一样,这些孩子从流动变成留守。
但成绩和素质教育其实不矛盾。我们校长一直说,很多学校从初一就开始刷题了,可是我们不想这样,还是希望在初一、初二,给孩子们提供更多拓宽性的活动。
我读书的时候,也有美术课,有一些兴趣社团,但不像现在这么丰富——现在有小提琴、合唱团、管乐队,有艺术基金支持,还有排球、旱地冰球、篮球、足球的校队,平时也会有很多校外的志愿者过来。我常常说,真的很想回来再上一次学。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看到有俩小男生,用着一样的文具盒,旁边还放着一个非常精美的箱子。我就问,为啥只有你俩有?他们说,因为自己是校队的优秀队员。我们学校有各种各样的校队,他俩平时学习成绩可能不算特别好,但在成绩之外,孩子能被肯定、认可,这样的激励非常重要。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at least one」理论,研究表明,每个人人生中至少有一个人,是爱、陪伴和安全感的来源。这个人可以是家人,老师,也可以来自某项爱好。
尊重孩子成长的规律,让他们每个人都能有获得感,有能过好一生的本领和技能,只有这样,孩子毕业之后才会有动力继续往前走,对很多事情才有探索的欲望。即使他们没有考上高中,读了职校,但只要他们能继续往前走,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想办法克服。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最可贵的。
蒲公英中学墙上挂着学生们画的「问题树」与「生命树」。 摄影:林松果
在此地和远方,建造理想课堂
前段时间,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去了贵州毕节威宁县,给去当地的老师们开展研修坊。
现在我的工作大概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在教学,一部分在乡村教师心理研修坊,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学校的教师培训。
我在哈佛学的是「教育政策」,除了课堂上的教学、教法,我会更关注宏观的教育议题,比如教育公平、教育趋势、AI怎么影响教育。入职蒲公英之后,我也想做跟教育公平相关的工作,希望不仅仅是在蒲公英,还可以走到中国不同的地方,去支持老师。
前段时间,我们引入了芬兰的一个基金会,来给学校做了关于特殊教育的培训。我回来之后,很多老师会说,现在的孩子跟过去不太一样,「越来越不好教了」,这背后的意思是,今天的孩子面临的情况越来越复杂,比如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越来越常见。当然,不是说过去没有,可能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可能是生病了。
在芬兰,他们觉得每个孩子都需要特殊的支持,ADHD的孩子需要,成绩特别好的孩子,可能也需要,也许会有情绪管理的问题,我们希望能通过培训,更好地支持孩子。
这两年,我跟着学校的乡村教师心理研修坊去了很多地方,去过湖南、甘肃、贵州……在我回国之前,我并没有过像现在这样走入乡村,了解乡村教育的机会。
去年我们在甘肃省会宁县,特别受触动,那里条件很艰苦,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但会宁也是「状元县」,出了很多硕士博士——如果不学习,孩子可能确实没有别的出路,这里的家庭,会为了孩子的教育,从农村搬到城市,很多家庭接近一半的收入都会花在教育上。
这次去贵州毕节,我们选的是一个条件相对没那么好的县城,威宁,选了两所中学,一所是超大型中学,一所是彝族小学。
那所中学是易地扶贫搬迁的配套学校,很多学生都是从山上搬下来的,一个年级就有20多个班,学生们面临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很多孩子都来自单亲、离异或者重组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在很年轻时结婚、出门打工,然后离婚。再加上留守,很多社会问题叠加在孩子身上。老师们也都很年轻,他们会困惑,怎么才能支持到这些孩子,也觉得压力很大。
我们的工作,是做了三场工作坊,希望给老师们一点支持。有些研究表明,其实老师的抑郁指数跟学生的问题指数是差不多的(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于2021年发布的《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25.2%的乡村儿童存在抑郁风险,高于全国普通人群,而乡村教师的抑郁的检出率为29.6%,甚至高于乡村儿童)。有心理健康的老师,才会有心理健康的学生。只有当老师们感到被关怀和支持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能量和热情,去关怀和支持孩子。
2024年10月,段孟宇在贵州毕节威宁的乡村小学上课。受访者供图
另外一所彝族小学,硬件设施挺好的,但我们听了几节课,发现很多课堂都没有互动,老师都是拿着PPT往下翻——他们面对的可是一、二年级的孩子。有一堂《道德与法治》课,主题叫「如何看电视」,就是教学生们看电视,但我们一问,好多学生家里连电视都没有,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频道」,可能现在大家用手机会更多,这堂课改成「如何使用手机」可能会更符合现实。
我们还听了一堂课,布置的作业是给妈妈写一封信。但实际上,这个小学的孩子,也有很多是父母离异的,或者妈妈不在身边,这个作业反而又触到了孩子们的伤疤,我们就觉得,改成给亲爱的人写一封信会更好,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可以,思路可以拓宽一些。所以在这个学校,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放在了「参与式课堂」,培训老师们怎么让学生能参与课堂互动。
我也遇到了一个老师,给我印象特别深。她是学校的数学教研组组长,是一位女性。她说,因为当地重男轻女的传统,从出生起,她就知道自己是不被期待的,升学的过程中,她还曾经被人冒名顶替,用了她的名额,她是很辛苦才读完了初高中。正因为这种经历,她说,希望自己能「公平公正地对待学生」,特别是那些家庭情况薄弱或者需要支持的孩子。
其实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女老师,从这样的经历中走过来,她只要存在,对这个学校的女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就是在影响孩子。因为她没有被所谓的偏见或歧视打败。
真正走到这些地方,我会觉得非常有幸,老师们真诚地分享他们的故事、回忆,有很多人也都提到,他们想要公平公正地对待学生。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真的没办法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感,难道在城市里的白领,真的就比一位乡村老师,对社会贡献了更多价值吗?人对自己价值感的确信,是很珍贵的。
三年前,我回到蒲公英,如果现在让我再选一次,我不后悔当时的选择,因为我确实在做我喜欢的事情。
之前我说过,还想回去读博,目前也没有完全放弃这种可能性。但现在,我更想继续工作下去,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我现在的工作,其实也没有完全脱离研究。有个词叫「行动研究」,我们去支持乡村学校,也是一种研究,到底怎么样更好、更系统地支持一所学校?有哪些方法?这也是在一个研究场域里,提出问题,理解问题,再解决问题。这样能反馈于现实的研究,带给我的乐趣好像更多。
从贵州回北京之后,我继续回学校上课,我越来越感受到,一堂课没上好,其实真不是学生的原因。怎么让学生们参与进来,让他们觉得很有安全感,完全是可以设计的。
我们刚考完期中考试,我就在想,怎么讲这个试卷?其实完全可以由我来讲,但这次,我想让每个学生都讲一道题。我们班里是有分学习小组的,每个小组里,都有基础好一点的同学,也有基础薄弱一点的同学,他们会互相带动。我就让每个小组都负责几道题,让他们自己去对答案,去研讨,为什么是这个答案?为什么其他答案不对?
前两天上课,完全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了。基础相对弱的学生,可以选容易回答的题,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在主动去找相关的信息,跟大家分享时,是在加工他们了解到的信息。
如果从所谓效率的角度来看,肯定是我直接讲效率更高,我可能一堂课就能把试卷讲完,如果学生参与进来,他们一节课只能讲完选择题。但我也在反思,所谓「效率」,到底是对学生来说的,还是对老师来说的?我的课程计划上是划掉了一项,但学生真的学会了吗?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一堂课,你的目的是开到王府井,最后只有老师自己到了,学生都还原地不动,这样是不行的。在理想的课堂上,我们一定是一起到了王府井。
蒲公英中学校园里,学生在踢球。摄影:林松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