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端新闻记者 张茹
在文学的浩瀚星空中，总有一些作品如同穿越时空的信使，将过往的璀璨与当下的思索紧密相连。《夜雨修书》，这部由诗人、评论家陈超的研究生霍俊明精心编纂的书信集，便是这样一部承载着深厚情感与文学智慧的著作。它不仅是对已故诗人陈超的深情追忆，更是对20世纪80、90年代文学交流风貌的一次深情回望与深刻揭示。
《夜雨修书》囊括了陈超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2014年去世这34年间，与近90位当代文坛重要诗人、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及文化学者的数百通书信往来。这些书信不仅包含了陈超亲笔所写的信件，也收录了他人致陈超的信函，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独特魅力。尤为珍贵的是，所有书信均为第一手资料，其中还包含了独家授权的书信日记以及难得一见的珍贵文字与图片，共同构筑了一幅蔚为壮观且繁复多样的当代先锋诗歌景观，为读者提供了深入探寻陈超文学世界及其与文坛友人交往细节的宝贵契机。
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
霍俊明，诗人、批评家、研究员，以他对文学的敏锐洞察与深厚情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在访谈中，他谈编撰《夜雨修书》的初衷，源自一次意外的收获——著名诗人陈超先生去世后，师母杜栖梧女士交付的日记与书信。这些信件，如同一串串散落的珍珠，串联起了那个时代的文学记忆与文人情怀。
在这些书信中，我们看到了陈超与韩东、于坚等诗歌名家的深入交流，感受到了他们对诗歌语言、结构、功能的独到见解。这些前瞻性的诗歌观念，如同一股清流，不仅在当时引领了诗歌创作的风向，更在后来的诗歌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与传承。霍俊明强调，这种日常化、市民化、口语化的写作方向，直接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的多元化发展，推动了新的诗歌风格与流派的诞生，激发了诗人群体对诗歌本质与可能性的更深层次探索。
1988年，艾青（左）与陈超（右）
而谈及陈超的个人经历，霍俊明的语气中充满了感慨。他讲述了陈超在家庭变故中如何以书信为慰藉，如何在逆境中寻求精神支柱与创作灵感。这些信件，不仅是陈超真实情感与复杂性格的见证，更是他对世界独特理解的深刻表达。霍俊明认为，这种在困境中坚守文学信仰、追求艺术真谛的精神，对于当代诗人来说，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回望20世纪80、90年代，霍俊明提到，那个时代的诗人通过书信交流，不仅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更在精神层面上进行了深入的碰撞与交融。书信中所蕴含的严肃、认真、较劲的创作态度，以及对阅读、文化、哲学的热爱与追求，构成了那个时代文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霍俊明也指出，与那个时代相比，当下诗人和作家的浮躁与功利化倾向确实令人担忧。他呼吁当代文人应回归初心，坚守文学的艺术性与纯粹性。
对于《夜雨修书》的编纂与出版过程，霍俊明坦言充满了挑战与艰辛。但正是这份对文学的执着与热爱，让他坚持了下来。他认为，这部书信集的出版不仅是对陈超先生最好的纪念，更是对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次重要贡献。它将极大地推动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促进文学传承与创新，并激发公众对文学的兴趣与热爱。
访谈最后，霍俊明就当下诗歌的角色与社会责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真正的诗人应该具备诗格与人格的统一，能够在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总体性视角中看待自我、时间与空间。同时，他也对当前诗歌批评的整体趋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期望，希望批评家们能够保持敏锐的问题意识与鲜明的个性话语，为诗歌创作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引导。
《夜雨修书：和陈超有关的书信》，霍俊明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以下为访谈实录：
揭开还原一些隐秘历史
顶端文学：《夜雨修书》的问世，不仅深情缅怀了陈超，更如同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当代文学交流的独特风貌与深厚底蕴。请问，是什么样的初衷或机缘，激发了您决定编撰这部书籍?
霍俊明：陈超先生去世没过多久，我的师母杜栖梧女士把陈超老师生前的几本日记以及书信都交给了我。也就是从2015年初开始我通读并向电脑中输入了这些极其珍贵也极其感人的两百多封信件，此后我又从诸多朋友那里征集到了一些信件。读到这些不同年代、不同笔迹的书信我真切感受到了每个当事人的性格、心跳和体温。我们知道信件属于私密的文体，而这也决定了书信涉及的当事人最为真实、可靠的声音。这为我们重新理解、梳理、总结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几十年中国先锋诗歌、文化的真正面目和内在机制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私人档案。这也正是我编选这本书信集的动力，试图重新揭开和还原那些隐秘的历史和细节。
顶端文学：在《夜雨修书》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与陈超深入交流的信件，这些信件中不仅涉及文学创作，还透露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人心态。您能否分享一两封特别触动您的信件，并谈谈它们如何揭示了陈超的性格特质、文学观念或是那个时代独有的精神氛围?
霍俊明：这些书信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不只是包括诗歌，而是涉及历史、文化、艺术、文学、社会、思潮、流派、会议、论争、期刊、出版、阅读、心态等等诸多方面。也就是说这些书信构成了80年代以来复杂的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综合场域。说到印象最深的信的话，太多了，在此不一一赘述了，朋友们可以亲自去阅读这些信件，感受一下。无论是西川回复陈超的长达5000多字的信，还是陈超写给张烨的百余字的信，他们都是非常感动人的。那代人之间纯粹的交往见证了可亲可敬的伟大友谊。我们知道书信时代已经终结了，“见字如面”的手写体书信作为曾经最为重要的交流方式已然终结，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被封存在历史的黑匣子之中。围绕着陈超先生的这些带着生命密码和灵魂印记的书信更像是最后的礼物，值得我们永远珍惜。
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方向
顶端文学：细读《夜雨修书》后不难发现，陈超与同时代诗人、作家及评论家的书信往来，构建起一座蕴含丰富精神内涵与文学价值的先锋诗歌“博物馆”，被广泛认为是80年代以降中国先锋诗歌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珍贵记录。这些书信作为历史与文学的双重见证，对于理解中国先锋诗歌的演变轨迹、精神特质与文化意义，具有怎样的独特价值和深远影响?
霍俊明：这些书信涉及重要的诗人、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编辑家、文化学者一百多位，比如昌耀、牛汉、邵燕祥、贾平凹、钱理群、舒婷、伊蕾、张烨、崔卫平、西川、欧阳江河、唐晓渡、徐敬亚、王小妮、韩东、于坚、王家新、李亚伟、王寅、陈东东、陆忆敏、何小竹、朱文、万夏、杨黎、王晓明、陈晓明等等。透过这份长长的交往名单，我们发现围绕着陈超所展开的不只是先锋诗歌史，还有极为丰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化史、思潮史以及社会史，而陈超与几十位先锋作家尤其是与“朦胧诗”“第三代”诗人的深入交往和多年友谊是同时代其他人所无法追及的。
陈超（左）与霍俊明（右）
甚至其中很多诗人在书信中所附的一些诗作以及文章已成为孤本，其中有的诗作并未公开发表和出版，有的文本则与后来公开刊行的版本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因而具有诗歌史和版本学的重要研究价值。这些书信涉及1978年以来诸多重要的诗人、作品、现象、诗学问题以及大规模的文学争论(论战)，比如“朦胧诗”“地下写作”“第三代”“先锋诗歌”“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女性诗歌”“海外写作”“四川五君”“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传统”“古典主义”“新浪漫主义”“台湾现代诗”“纯诗”“北方诗派”“河北乡土诗”“90年代诗歌”“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写作伦理”以及“当代诗歌批评”的现状、生态、问题、分化和转向等，甚至周伦佑在给陈超的信中还谈及了包括金庸在内的武侠小说。
这些通信还涉及一些重要的诗歌会议和活动，这对还原历史现场和诗学问题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兰州会议、运河笔会、扬州笔会、榴花诗会、86诗歌大展、汝州诗会、贵州红枫湖诗会、华北五省市青年诗会、“1988年诗歌创作座谈会”、盘峰诗会、龙脉诗会、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91年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研讨会”、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文采阁座谈会、青年诗歌研讨会、洛夫国际诗歌节、石虎诗会、孔孚诗会、乡土诗会、“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研讨会等。
顶端文学：在与韩东的书信中，他对于诗歌语言、结构以及功能的独到见解，即便放在当下的诗歌语境中审视，依然闪烁着启迪之光，这些前瞻性的诗歌观念是如何在后来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得到体现和传承的?它们是否促进了某些新的诗歌风格或流派的诞生，或者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影响了诗人群体对诗歌本质和可能性的探索?
霍俊明：陈超在与韩东、于坚的通信中涉及的主要是诗歌与生活、现实、语言之间的内在而复杂的关联。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日常写作”“市民精神”重新发现了诗歌的另一重秘密，并在诗歌中以“日常精神事件”的方式再次激活和命名了多层次的“生活”以及“现实感”。这种日常化、市民化、口语化的写作方向深入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
顶端文学：在遭遇家庭变故这一重大人生试炼之后，陈超发现，朋友们成了他心灵的慰藉之所，与他们的书信往来不仅为他提供了情感的庇护，更在精神层面上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塑造了他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修订版)，霍俊明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霍俊明：在陈超的阅读中，《重负与神恩》以及《荒漠甘泉》占有特殊的位置。1995年，陈超家里遭遇诸多变故，他几乎每天奔波在学校、医院以及深夜回家的路上，当时评教授职称也受挫。更不幸的是儿子陈默(后改名为陈扬)被确诊为孤独症，陈超和妻子杜栖梧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书信最能让当事人之间产生心灵上的认同与慰藉，也最能揭示当事人真实、复杂的性格以及情感状态。
在陈超的《夜雨修书》这首诗中我们目睹了一个人时而快乐、平静时而暗翳、纠结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了一颗在干涸中紧绷而又渴望朋友慰藉和等待甘霖的心，还有对自己性格和生活中过失的自责和深深忏悔。而诗中提到的“你”，显然是陈超非常值得信赖的心灵朋友，但也可能正是诗人自己。细雨在酷夏的降临更像是人生际遇的恰切隐喻。溽热的夏天，突然降临的细雨在瞬间将坚硬软化，将干燥润湿，将“暴戾”的性格转化为自审。
在陈超的一生中，那些真正的朋友恰如暴烈、燥热、焦躁之际降临的柔润的细雨和风，他们恰如荒漠甘泉带来的抚慰，“同一位久别重逢的友人握手。我甚至觉察不到这是一种触及快乐还是痛苦的感觉：正像一个盲人用手杖一端直接感觉事物那样，我直接感觉到友人的在场。无论什么生活境遇都是如此。”(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
顶端文学：回望20世纪80、90年代，诗人间频繁而深入的书信交流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温床，也是精神碰撞与灵感火花的源泉。书信中所蕴含的哪些深刻精神特质和创作态度，依然对当代诗人的艺术追求与心灵探索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与指导意义?
霍俊明：那时的诗人都在通信中极其严肃、认真甚至较劲儿地谈论着创作、评论、阅读、文化、哲学以及情感、人生、社会问题，甚至有的信件本身就构成了极具诗学洞见、锐见以及精神重量和思想载力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人在书信中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读书，那是一代人在逐渐开放的文化空间中不可或缺的阅读史、“对话史”以及“写作关系史”。对此比照的话，我们会发现当下这个时代的诗人和作家太浮躁了，写作速度太快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功利化了。
顶端文学：在与西川、于坚等诗人的书信往来中，卡夫卡的名字频繁出现，成为他们精神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坐标。您如何解读这一时期中国诗人所体现出的“卡夫卡”式精神境遇?这种境遇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比如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个体存在的孤独感，以及对传统叙事方式的反叛等?
霍俊明：卡夫卡与杜甫一样，代表了不同的文学、文化传统，在的读书热潮中显然卡夫卡这样的西方作家影响力更大。卡夫卡代表了现代人的复杂人格，代表了伟大作家对内心以及世界的深刻而独特的处理，同时也提供了伟大的思想和写作的方法论。卡夫卡是不可替代的，他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传统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真正的诗人是诗格人格相证的
顶端文学：在《夜雨修书》的编纂与出版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挑战或难题?又是如何克服的?您认为这部书信集的出版，对于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促进文学传承以及激发公众对文学的兴趣，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霍俊明：这本书的出版前后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其间的修改、校对大约来来回回了十几遍，确实比较辛苦。现在看，这是值得的，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于奎潮、孙楚楚，感谢周伟伟先生的装帧、设计，感谢欧阳江河兄为本书题写书名。在我看来，这本书将是研究中国先锋诗歌、文化以及思想史的必读书。
顶端文学：在当下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中，您如何看待诗歌所应承载的角色与社会责任?您如何看待当前诗歌创作以及批评的整体趋势?
霍俊明：每一个时代都会具有“徽标”意义的诗人和诗作出现，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审慎的甄别以及判断、定位，即具有“徽标”意义的诗人和诗作是已然经过了历史检验的还是被一时的社会热度以及大众阅读所塑造起来的。在我看来，这两者是有一定区别的，前者是“历史诗人”，后者则是“流行诗人”。
真正的诗人一定是在诗格以及人格上能够相互完成和彼此验证的，他们的人格、精神、立场、思想与文本中的艺术特质、语言难度、创造能力是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具有重要性的诗人他一定是同时能够在历史(传统)、当下以及未来的总体性视角中来看待自我、时间以及空间的终极本质的。就像杜甫一样，我所期待的是具有伟大精神共同体特征的总体性写作者，而非肤浅的时代伦理的追述者、个体感官和日常经验的沉溺者以及自以为是的膨胀者。
就当下的诗歌批评，我认为这是相对的“波澜不惊”的时期，很多批评家在做着各自的工作而很少关注别人的观点和方法，而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鲜明的个性话语、文体面貌、精神特质、思想载力的批评则是我最为期待和认可的。优秀的批评家给出的不是对文本的解读或问题的回应，而是应该给宏观以及细部的问题同时给出富有个人深见且具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求真意志的“寓言”以及不可解的疑问。
注：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花山文艺出版社微信公号、小镇的诗文艺公号，特致谢。
（完）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批评家、研究员、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编审，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显微镜下的孟浩然》等专著、诗集、散文集、随笔集、批评集等三十余部，译注《笠翁对韵》、评注《唐诗三百首》。担任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曾获中国文联年度文艺评论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任洪渊诗歌奖、袁可嘉诗歌奖、欧阳山文学奖、建安文学奖、首届金沙诗歌奖、首届诗探索理论奖，《人民文学》《诗刊》《南方文坛》《星星》《芳草》《南方文坛》《山花》《广西文学》等刊物年度奖。
陈超（1958—2014），诗人，陨落的天才诗歌评论家，当代非常有灵性及经典性的诗歌研究学者，生前和中国文坛、诗坛一批重量级作家诗人长期维持着书信往来，为新诗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2014年10月30日晚，因抑郁症辞世，终年56岁。陈超之死曾在诗坛激起极大的反响，在诗歌圈引起的心灵震动堪比海子和顾城事件。
来源：顶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