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西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互动对“全球南方”至关重要

“全球南方”崛起源于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其合作导向已呈现从“联合自强”向“协同促改”的微妙转变。要实现更广泛的合作，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仍需有效应对现实挑战。

当前，“全球南方”虽然建立了很多区域合作和论坛机制，但仍然呈现散点化、碎片化特征，机制建设是“全球南方”需要切实推进的紧要步骤。“全球南方”是一个在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价值观传统等多个层面均存在巨大差异的庞大国家群体，要实现更广泛的有效联动，多引擎驱动可能是未来探讨的方向。

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疑也是“全球南方”最具代表性的成员。“全球南方”所关切的自主、发展、安全、公平、正义等议题，一直就是中巴双边合作中的重要内涵，也是两国在国际多边层面共同的政策导向。当前，中巴关系已具备大国关系的特征，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两国之间存在较高的利益匹配度，也在于两国关系的互利共赢特征，更在于两国合作具有越来越显著的外溢性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巴两国具有维护“全球南方”崛起大势的责任，也具备引领“全球南方”发展的潜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首先，中巴两国应积极回应“全球南方”所面临的挑战。一方面应强化各自地区合作机制建设，只有各地区形成更有效的南南合作，才具备更多元的“全球南方”支撑力量，形成强劲的“全球南方”合力。另一方面，应提高两国在南南合作网络中的有效联动。中国和巴西都是南南合作的核心力量，且都建立了立体交叉的南南合作伙伴关系网络，在促进各自外交目标的同时，需强化对“全球南方”共同关切议题的话语联动，从而形成不同机制相互呼应的局面。

与此同时，针对“全球南方”集体身份的讨论，中巴两国应扩大共识面，促进“全球南方”的一致身份认同，掌握“全球南方”对话的主动权，避免关于“全球南方”的国际舆论被发达国家左右的偏轨局面。

其次，中巴两国应在全球治理层面激活“全球南方”合作的发力点。“全球南方”概念的升温，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全球权力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即“全球南方”的群体力量具备与“全球北方”的可比性，甚至已超过“全球北方”的权力占比。这反映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具备更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即共商共享共建的治理路径不仅是应然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换句话说，“全球南方”的崛起源于国际格局的变化，也是促使国际格局向更合理方向演变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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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巴两国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不仅充分体现双边关系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全球性，而且为“全球南方”合作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在地缘政治经济不确定性显著增多的今天，对“全球南方”来说，最重要的是实际合作举动。在这方面，中巴两国互动体现了凝聚“全球南方”的努力。比如，巴西认可中国是“全球南方”举足轻重的一员，有力回击了美西方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的歪曲舆论。另外，2023年，巴西总统卢拉在访华期间不仅提出与中国一道推动“和平俱乐部”，促进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且强调“去美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思路，并且发布了《中国-巴西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5月，两国进一步达成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并得到了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上述种种，充分体现了中巴两国具有一致的全球观、安全观、发展观、全球治理观，两国之间的立场呼应本身就是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实质推动。

2024年8月15日，习近平主席同巴西总统卢拉就中巴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充分体现了两国领导人对中巴关系的全球意义。习近平主席强调，两国关系在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的同事，也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卢拉总统也表示，巴中关系对于构建多极秩序和更加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日益重要，对于两国和世界的稳定和可预见性发挥了支撑作用。基于这样的政治互信和共同利益认知，中巴关系在全球治理层面将存在广阔的合作拓展空间，而两国间的积极互动对“全球南方”而言是一个重大利好，不仅将促进“全球南方”的共识凝聚，而且也会对“全球南方”的合作发挥举足轻重的牵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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