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湘纱厂大门(摄影:朱辉峰)
《小巷人家》火了,没有狗血,甚至没有什么戏剧冲突。有的,只是纺织人家的家长里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还有,一代人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李蔚霞是个老纺织人,《小巷人家》他一集不落,在日新月异的城市,纺织厂早已不存在,就连曾经聚集六家纺织厂的西长街也已经完全变了模样。电视剧,能让他梦回过往。
晴朗冬日,我们跟随这位老纺织人去寻找那些过往的纺织岁月,探访“小巷人家”。
西长街,曾聚集着六家纺织厂
2019年,西长街城市更新启动,老街时间按下了快进键。老建筑披上新装,曾经的厂房变成酒吧、电竞酒店、咖啡馆、韩料日料店……老街,变得年轻时尚,也变成了年轻人喜欢的网红打卡地,他们在此拍摄日韩风的照片,在社交媒体发文:好韩!好出片!
不过,长沙“老口子”们更怀念它的烟火气。西长街曾是长沙最热闹的街道之一,曾是米市,也曾是长沙最大的水产集散地(风靡湖南的小龙虾就是从这里进入长沙),而在水产市场兴起之前,西长街最多的是纺织厂。
西长街航拍图(摄影:朱辉峰)
西长街作为纺织业集中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民国时,西长街就是长沙手工染织作坊的集中地。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染织商号、作坊,经过公私合营,六家纺织厂(长沙红卫织布厂、长沙手帕厂、长沙绒布厂、长沙制帽厂、长沙华湘织布厂,以及长沙纺织厂驻河东办事处)几乎占据了整条西长街。从数量来说,这条不足600米的老街,集中了长沙六分之一的纺织企业。
“每到中午用餐时分,西长街上都是成群结队、身着白帽白腰围的纺织女工,成为街上一道靓丽的风景。”李蔚霞站在早已物是人非的西长街上,那些画面依旧清晰。1967年,李蔚霞顶母亲的职进入红卫织布厂,躲过下乡的命运,成为同学艳羡的纺织厂职工。他当过红卫织布厂车间主任、工会主席、厂长。西长街,有他最美好的青春和旧时光。
纺织厂的印记逐渐消散。“网上关于西长街纺织厂的信息有误”,于是,他开始记录,为此他采访了各个纺织厂的老员工,挖掘纺织厂的历史。他甚至能随口说出每个纺织厂厂房的面积。他无疑是最了解西长街纺织厂的人。
红卫织布厂的老员工合影(摄影:朱辉峰)
“这里就是华湘纺织厂,生产床单布和白坯布。1979年与长沙印染厂等单位组成长沙第二纺织印染厂,迁往河西茶子山。”李蔚霞指着西长街的中山西路口一处高楼说。我想,此刻他脑袋里的老地图和回忆,一定覆盖了这些高楼大厦。
我们顺着他记忆中的“老地图”,沿着西长街往南走,“这是绒布厂,生产贡呢、各色平绒、灯芯绒、嵌条平绒、金丝平绒”“这是手帕厂”,他几乎走几步就会停下来。回忆,不允许他加快脚步。“红卫织布厂的厂房最多,有五六处。”
走进一处已经改成酒店的厂房旧址,他忍不住激动起来,他想起了一字排开的织布机和不绝的机器声响。
计划经济时代里,西长街的纺织厂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华湘纺织厂,生产床单布和白坯布;绒布厂生产贡呢、各色平绒、灯芯绒等;红卫织布厂主要生产中厚型色织布,在历次全国色织布花型设计比赛中多次获奖,在全国色织行业都小有名气;长沙手帕厂的鹅牌手帕,成为一代长沙人的记忆,“厂里有赵政明、李元善、胡慰曾等一批湖南知名设计师”。四家纺织厂算得上是兄弟单位,1975年,联合开办了“七二一”职工大学,李蔚霞就是第一届学员。长沙制帽厂是个集体企业,生产各种帽子,一线工人的工资一直采用计件形式,多劳多得,七十年代,技术熟练的工人工资可达百元以上,在西长街企业中工资最高;长沙纺织厂驻河东办事处并不生产,作为河西长沙纺织厂原料的转运站,“橘子洲大桥修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撤销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西长街的国营、集体纺织厂陆续退场,更为自由的水产市场兴起。 西长街的纺织时代落幕了。
长沙手帕厂生产的手帕(李蔚霞供图)
红卫织布厂,女工“特别能吃苦”
老街改造,硕大的“红卫织布厂”招牌又重新被挂在西长街14号,好奇的人们忍不住走进去,却只见一座荒废的老厂房。招牌,更多的是一种纪念。
1997年,红卫织布厂宣布破产,却并没有完全消散。织布厂经过重组成立长沙协裕实业公司,凭借众多厂房开始经营农贸市场,在西长街14号办公。这里曾是湖南省银行第一仓库,后被红卫织布厂并购。彼时的织布厂人,一定不会想到,这里会成为他们最后的“根据地”。2009年,西长街西侧启动棚改,西侧市场被拆除,东侧厂房作为市场经营到2019年,也被陆续改造。
红卫纺织厂老照片(李蔚霞供图)
走进这栋两层清水红砖楼房,像穿越了时空,一楼空置着,还在保护与开发中。二楼是办公区,留守的工作人员见到李蔚霞这位昔日的老厂长,激动不已,很快就成了一场“忆苦思甜”会。
“哎,时间过得可真快,那时西长街热闹啊,人挤人,板车都走不动。”负责人张鹏说着,打开文件箱翻找织布厂老照片,只可惜,找出来的照片多关于老街改造。1989年进入织布厂的张鹏,也不觉间过了知天命之年,“要是当初选择去做别的,现在会是什么样子?”织布厂的浮沉,总让他不由思考命运。
1983年进入织布厂的周志强,显然比张鹏乐观得多。“食堂的馒头很好吃,还有录像厅,放霍元甲。每个月有舞会,还有跟其他单位的联谊。”周志强是织布厂的活动积极分子,还曾是织布厂足球队队长,“成绩当然比不上那些机械企业,男的少,能组成一个足球队就不错了,但是我们的女子篮球还是挺强的”。周志强后来从车间调到办公室,即使到了织布厂的困难时期,他依旧热心组织活动。
除去回忆滤镜,红卫织布厂当年依然称得上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小社会。有俱乐部、厂婴儿间(24小时哺乳室)、幼儿园、医务室、职工业余学校、厂图书室、厂理发室、澡堂、食堂。还有管弦乐队、电影播放员、球队,每月一场舞会,放几场电影,重大节日或年末举行文艺演出或晚会。吃饭、看病都免费。在土地有限的西长街,这样的完整配置并不多见,而它们无疑充实了无数工人的青春。
不过,织布厂的工作却并不像外人想的那么轻松。“轻工不轻,说的就是纺织行业。”李蔚霞学徒期间当过挡车工,挡车工一人要照看五台多臂多梭织机,需要不停在织布机间穿梭检查,处理线头、拆布,一刻不得闲,一个八小时班下来,要走十几里路,还要忍受织机噪音和棉尘。“所以,长沙的年轻妹陀都不愿意进纺织厂。”纺织厂的女工多是来自宁乡煤炭坝、郴州、永州等地的厂矿子弟,“能吃苦”。她们通过招工进入城市,在嘈杂的织机声中不断提高嗓门,与喧闹的西长街融为一体,大多数人通过婚姻,成为了真正的长沙人。令老厂人遗憾的是,织布厂没有在最辉煌的时刻建立自己的小区,那些昔日工友们散落在长沙的各个角落。
西长街的南边与太平街隔街相对,相比于太平街的熙攘,西长街显得落寞。“要是能把地下通道放到街口位置,就能把人流引过来了。”他们依旧热心地规划,憧憬着西长街的未来。
裕湘纱厂的女工,最受未婚男青年青睐
长沙纺织厂(裕湘纱厂)的工人们比红卫人幸运。在纺织厂整体搬迁后,他们依旧可以聚在一起怀想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岳麓区银太社区,因裕湘纱厂更名后的银太纺织有限公司而得名。人口约8000人,裕湘纱厂的退休职工大多居住在这里。
11月12日午后,我来到岳银三村,跟坐在门前的三位耄耋老人搭讪,她们亲切、热情。我想,她们脑子里一定在仔细回想,这是谁家的孩子?这是单位老小区独有的温情。
“哎呀,那都是好久的事情了,那时候还是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呢。”谈起往事,尹伯云、肖运华、吴佳丽三位老人敞开了话匣。她们三人都是长沙人,尹伯云和吴佳丽是发小,住在河东同一条街,肖运华住河西,三人相识已超过半个世纪。
1958年招工,她们不约而同进入裕湘纺织厂。“之前的两年是学徒,没有工资,只提供食宿。”尽管如此,她们依旧感到骄傲。肖运华还未正式进厂在外参加培训,父亲就写信给她说,纺织厂热闹得很,起码有六七千人,下班的时候人山人海。
“纺织厂的女工在那时可是香饽饽,都说裕湘的女工有面子有票子,每次裕湘的女工外出参加活动,总是围满各单位的未婚男青年。”刚进入工厂的少女们,很难享受这种待遇,作为学徒,她们比正式工更忙碌。“三班倒,除了日常上班还要去抬棉花,棉花压得结实,一捆有两百多斤,腿都打颤。”尹伯云接过话茬,在她记忆里,似乎只有忙碌。
除了纺织厂的工作,她们还下乡支农,摘棉花,“纺织厂在钱粮湖有棉花基地”;工厂,甚至市里的基建也少不了她们。男工较少的纺织厂,她们,成了劳动主力。
“但是,那时候好像从来不觉得累,感觉很充实,也不计较得失。”尹伯云说。
作为当时湖南最大的纺织厂,裕湘纱厂有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医院、食堂、文化宫。“孩子上幼儿园以前放在托儿所,我们太忙了,中午吃饭就45分钟,喂奶只能抽空。孩子太多,托儿所的老师照顾不过来,有时孩子尿一身,一把鼻涕一把泪,看着可怜。”尹伯云说,好在工友们相互照应,才得以应付那些忙乱的日子。
“小区以前是一层的红砖家属房,周围都是山,上班、回家还都得穿过树林。”吴佳丽怀念那段岁月,虽然一家几口挤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家家户户开着门,到了晚饭时间,邻居都端着碗串门。谁家有个事情,很快就传开,不用召集,都自觉聚集起来,帮忙解决问题。分房大事,她们没有经历过波折,作为同一批职工,她们同时分到了房子,“公平,都按工龄来。困难户补助,五块钱也要贴公示,邻居间都知道彼此情况,很少产生异议”。
跨越半个多世纪,她们是同事,是邻居,也已成了亲人。日落了,不时有邻居经过,她们总热情招呼。
“吃了吗?进来坐坐呀?”
潇湘晨报记者唐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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