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研究论集》选编者为庄钟庆（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1984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当地新华书店的一份《全国新书目》里看到这条信息后，便询问书店有没有卖。回答没有！于是我想到了邮购，写信给天津人民出版社，转请庄钟庆代购（我以为庄钟庆是该社编辑，托他代购方便）。
不久收到回信，说：“《论集》可以通过我社邮购部买，鉴于您求书之殷，可以直接找服务部办……因为庄钟庆无法买到书，这信只好由我代答了……买书时提我，可以快些。”写信人不是庄钟庆，而是李福田。回信这么认真，让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后来知道李福田是一位资深编辑，上世纪80年代筹划过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的出版，在学界很有口碑。
如愿以偿购得《茅盾研究论集》后，1985年我得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茅盾史实发微》，作者庄钟庆，遂写信向该社服务部邮购，但很快被告知已售罄。无奈转而向庄钟庆求购，他回信暂无此书（指多余的）。可能是不想让我失望，又说可以赠寄其他相关资料给我。不久，他给我邮来了一套12册的《茅盾评论集》油印本（1981—1982年编），这真是“亡羊得牛”，让我既兴奋又感动。
不过翻阅其中内容，却有一种“似曾相识”感觉，油印本竟是铅印书《茅盾研究论集》的底本，也就是说铅印书是在这套油印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我将两者作了对比，很多都是“熟面孔”，但铅印书又添加了不少“新”资料，也移除了个别有“问题”的“旧编”，而最重要的是在体例结构上做了较大变动：铅印书侧重于新中国成立前，内容丰富集中，对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茅盾研究很有参考价值。油印本则从新中国成立前跨越至上世纪80年代初，时间跨度大，东鳞西爪，显得“纠杂”，名曰“俱揔”，反而遗漏不少。
1976年后，茅盾开始写作回忆录（出版时改书名为《我走过的道路》），他为自己立下规矩：“所记事物，务求真实。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茅盾作为文学大家，回忆录里涉及的作品创作及其评论，属于第三方资料的引用，几乎都可以在这本《茅盾研究论集》里找到。试举一例说明——
1933年1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后，社会反响热烈，各类评论波澜迭起，其中瞿秋白的文章应该最有代表性。茅盾的回忆录当然免不了要引用。瞿秋白说《子夜》“带着很明显左拉的影响”，暗示《子夜》有模仿《金钱》的“嫌微”。茅盾则说明：“我虽然爱左拉，却没有读完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全部二十卷，那时我只读过五、六卷，其中没有《金钱》。”这里，茅盾明确表示了否认。
1963年，茅盾曾就同样“问题”做过解释。他说：“瞿秋白当年称《子夜》为受了左拉《金钱》的影响云云，我亦茫然不解其所指……如谓题材有相似之处，乃从表面看事物，因《子夜》所写者为半殖民地之中国之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之斗争，决与法国之资产阶级之内部斗争有其本质上之不同也。”
茅盾并未因为《子夜》受到“疑揣”而回避问题，他的回答很诚恳。茅盾研究专家邵伯周说：“尽管茅盾曾经提倡过左拉的自然主义，但《子夜》这部小说并没有受《金钱》的影响，作家自己的表白是可信的。两部小说中的某些类似之处，是由社会生活本身有着类似之处和艺术创作中的某些共同规律造成的。两部小说都可说是现实主义的佳作，但它们的成就是不同的。在思想倾向上，一属批判现实主义范畴，一属革命现实主义范畴，它们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风格也有显著不同。”
《茅盾研究论集》收入了瞿秋白这篇题为《〈子夜〉和国货年》的文章，且选文广泛，照顾到了各个方面，选入了不同观点甚至是明显错误而又有某种代表性的文章，但失实的文章不在选录之列。
上世纪40年代，上海有一位作家叫“黄果夫”，写过一篇《记茅盾》的文章登在1942年第9卷第5期的《杂志》上，里面对《子夜》的写作以及他与茅盾的相识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1964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翟同泰写信给茅盾：“是否能回忆起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和上海沦陷后他的政治态度，因为我们想把这篇文章编入《茅盾研究资料汇编》。如作者政治上不可靠，那就不好编入”。茅盾答复：“如果能把黄的《记茅盾》寄来一看，我可以判断他写的是否事实。”当茅盾看到该文时，又作复：“黄果夫不知其人，但文字无聊，凭空捏造，不能采用他这篇文章。”
翻阅油印本《茅盾评论集》里的《记茅盾》一文，黄果夫说他几次与茅盾见面，不是“我独个儿徘徊在他的寓所的门口，或者弄堂门外”，就是他“突然跑来找我，兴奋地拍着我的肩膀”，不仅凭空捏造，而且写得肉麻。作为公开出版的《茅盾研究论集》，选文审慎，该文显然因为这个缘由被移除，只列篇名，不录全文。尽管如此，油印本《茅盾评论集》里的《记茅盾》作为内部资料保留，现在看来也不是毫无价值的。据笔者所知，除油印本外，其他恐再无转载。（林传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