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闭幕式上，《里斯本丸沉没》获得最佳纪录/科教片。参加完颁奖典礼，导演兼制片人方励马不停蹄地启程赴美，前往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开展一系列放映活动，角逐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
方励（中）走上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红毯。受访者供图
自9月6日该片正式上映以来，71岁的方励已参加了100多场路演，密集接受了各类媒体的采访。为拍这部电影，他付出了8年光阴，几乎倾家荡产。有人说他理想主义，担心他赔本，殊不知他算过一笔“最简单的经济账”，胸中早已有了答案。
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时，这个于科技领域已经取得商业成功却要跨界玩电影的理工男表示，电影最吸引他的地方，在于讲的都是人的故事，每一部都不会重复。
你喜欢什么，什么就值得
与方励的见面，约在一场历时5个多小时的放映活动后。
在主办方安排的休息室里，他扒着一次性餐盒里的饭菜，意犹未尽地延续着会场里的讨论，全然没有已做过100多场类似路演之后的索然或疲惫。“如果再给我一小时，我还能讲。”他说。
因事务繁忙，采访时而被中断，再续上。他大方回应添加微信的请求，即使通讯录上已有8000多人。随行的工作人员递来一沓电影海报，他一边回答问题，一边娴熟地签名。当记者询问要几时动身赶航班时，一旁的工作人员淡定道：“没事，每次都是踩着底线走。”
1953年出生于成都的方励，19岁去贵州，在山里修桥、打隧道，后来进厂做工人。高考恢复后，他考上喜欢的地球物理专业，当学生会主席、足球队长，在校园里叱咤风云。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北京一家科研机构，却很快跳槽外企，赴美留学，从美国一家大型公司销售经理任上辞职……直到1992年自己创业，方励的前几份工作都没超过两年，因为“腻了”“没那么快乐了”。
网上流传，很多年轻人看完方励一个出圈的演讲视频就辞职了。在那次演讲中他提出，当人意识到生命有多宝贵的时候，就会特别惜命，但惜命最好的办法不是养生，而是让它淋漓尽致地燃烧。
“倒也没想要劝人辞职，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10年后回头看，方励认为自己讲的既不是鸡汤，也不是哲理。“人这一生最珍贵的财富是什么？是生命，是时间和心血。”他挥动筷子尖，算了一笔“最简单的经济账”：假如用统计学进行量化，一个人每天工作，投资进去的是一辈子最昂贵的财富，换回来的如果只是钞票，那就贬值太厉害了。但如果换回来的是快乐、愉悦，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做有趣的事儿，就特别幸福，还没领到工资就已经赚到了。
如今回想，这种“显而易见的投资回报”意识，方励从贪玩的孩童时代就不自知地形成了。
小时候，所有的零用钱，他都用来买了大人眼里的“破铜烂铁”，什么漆包线、表头、螺丝之类。
小学三年级，他开始玩无线电。1968年，他第一次来上海，走遍10个百货公司，只为买到两寸半的动圈式喇叭。“当时全国的喇叭只有上海出品的飞乐牌做得最好。”他回忆。
方励记得，那时南京东路靠和平饭店那一侧，有一家轻工业剩余物资处理门市部。有一天早上，他6点就去门口排长队，好不容易排到，才知道那天卖的不是他以为的二极管三极管，而是200颗铆钉。但铆钉也是稀罕货。“那个时候没有印刷电路板，用的是胶合板打孔，然后焊锡，连铆钉都买不到。”只要捣鼓起这些东西，他就兴奋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由此，他认为很多选择取决于自己的判断。“怎么算划得来、划不来？你高兴，就划得来。你喜欢什么，什么就值得。什么是好价格？你能够承受，还喜欢，就是好价格。”
这样算来，投入8年时间、数千万元资金拍摄《里斯本丸沉没》，在方励看来就“太值得了”。有人替他担心，目前的票房收入似乎尚无法回本。他此前甚至不惜卖房来维系项目运行。但方励觉得，票房只意味着有多少人看了这个故事。他坚信，这部电影不会赔本。“因为它是留给历史、留给后人的，它填补的是历史的一个空白，还的是2000多个家庭的心愿，所以它太值得了！远远超过这几千万元现金。”
唯一令他感到遗憾的，是电影上映前，片中三位事件亲历者相继离世。“虽然大家嘴上都没有说，但从受访者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不论是盟军战俘的家庭，还是救人渔民的家庭，这2000多个家庭都非常迫切地希望看到我用画面和声音，还原他们的先辈当年在海上究竟经历了什么。”对方励来说，这是一个不完成就不会罢休的承诺。采访中，他反复表示“我是一个幸运儿”，能在最后几年时间里抢到历史的一个尾巴并记录下来，是上天赋予他的机会。
近日，方励受邀在北京老舍剧场分享电影创作历程。
一个人本能的生物逻辑，是最好的解释
浙江舟山海洋文化研究者胡牧，是电影《里斯本丸沉没》策划人之一。2017年9月，方励团队通过舟山市普陀区海洋历史研究会找到胡牧，此时他已持续多年策划组织民间的里斯本丸号沉船纪念活动，并与英国方面建立了联系。见第一面，胡牧就觉得这个“永远穿着简单T恤配牛仔裤”的大哥很有亲和力，两人一见如故，聊了近两个小时。以后多年的接触中，胡牧从没见过方励发火，“他总是在思考，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
同年10月，正是在胡牧组织的纪念活动上，方励见到了渔民林阿根——当时唯一健在的沉船事件中方亲历者和目击人。
两年后，方励自费邀请14名盟军战俘的后人来到东极岛，在距离沉船仅30米的海面，与失踪77年的父辈告别。时年94周岁的林阿根也在现场。电影画面里，林阿根受到高鼻梁白皮肤的老孩子们真诚的致谢，但多数时间，他只是佝偻着身躯，静静坐在角落。
林阿根（左三）与战俘后人见面。受访者供图
回去以后，方励总想着要为生活清贫的林阿根做点什么。他先托胡牧在沈家门物色一家养老院，被安土重迁的老人婉拒了；又考虑帮老人换一处条件稍好的住房，再三叮嘱要离他儿子家近一些，方便照顾。
就在沟通和寻找的过程中，2020年8月的一天，胡牧突然接到林阿根儿媳的电话，老人去世了。“当时方励正在出差，我打了两个电话才接通。他大吃一惊，说我们替老爷子办的事儿还没办好呢，让我先帮他按本地习俗烧点纸。”胡牧回忆。
胡牧没想到的是，方励很快风尘仆仆赶到舟山，来送林阿根最后一程。“他在现场操办了一场隆重而感人的追思会，临走时悄悄留下一个2万元的红包。”胡牧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除了我和老人的家人，他没和别人说过这件事，他做这些就像是对自己的亲人一样。”
以追思会的方式告别林阿根，方励说当时没有想太多：“我做这种事情好像没什么逻辑，就是出于我的本心。”
这一点，方励与林阿根有着某种相似之处。82年前，当林阿根划着舢板救下那些奄奄一息的外国青年时，连他们是谁、为什么会在那里都不知道，他只是与青浜岛上所有仁慈善良的渔家人一样，看到海上有难，就本能地去救人。方励在采访一些施救渔民的后人时也发现，这些朴实的人们往往表达得云淡风轻，甚至并没有把当年先辈的善举当成多么了不起的事。
思考片刻，方励说：“那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说有逻辑的话，我认为一个人本能的生物逻辑，是最好的解释。”
8年前引发舆论热议的那一跪，遵循的也是这个逻辑。那是在宣传导演吴天明遗作《百鸟朝凤》的一次直播中，方励讲到动情处，突然下跪恳求院线多给排片。有人质疑他为了炒作自己的电影进行道德绑架，他后来回应称，这部电影展现了物欲横流时代的可贵坚守，其中丰富的价值观深深打动了他。
彼时，他与吴天明甚至素未谋面。说到这里，方励有些愤愤：“这次还有人挑战我，问我《里斯本丸沉没》要不要跪，我说扯啥呢，这完全是两码事。吴天明的《百鸟朝凤》我认为非常有价值，但因为营销发行上的劣势，它很难挤进商业院线。我当年在紧要关头这么做，就是恳请大家给这部电影一些机会，是志愿帮人。也像英雄救美，不忍心看到自己心爱的姑娘遭受困难，希望大家都来帮一把。当然，电影本身好不好，观众有自己的判断，它后来的票房表现也不是靠哪个人跪出来的。”
对此，果壳网创始人、“《里斯本丸沉没》全球救援打捞队”微信群群主姬十三曾评价，“为朋友可以下跪，但自己的电影不跪，是为大侠方励”。人文财经观察者秦朔也认同方励做了“侠”该做的事，撰文称他“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别人也做不了、再不做就晚了的事情”。
为了实现承诺，方励煞费苦心。在征集里斯本丸号战俘线索时，他花了200多万元在英国的三家报纸上投放整版广告。当时身边有朋友和他说，今天谁还读报纸？方励告诉他们，他本人一直保持着读报的习惯。有朋友给他推荐了流量特别大的小报，方励说不要，他后来选了《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卫报》。“我相信这些军人的后代，无论从年龄还是习惯，都会更关注主流大报，结果确实让我猜中了。”报纸广告给他带来了380多条线索。
有BBC记者问他，是什么让你们几个中国人不远万里跑到英国，铺天盖地地打广告，只为寻找一些英国人？方励回答：“很简单，七八十年前有1816名英国士兵，他们和我儿子差不多大，就在我的家门口遇难了，那肯定是我的事呀！”
这也是方励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在电影中出镜的缘由。沉船事件发生后，舟山东极岛的渔民冒着枪林弹雨救了384名盟军战俘，日军这才停火。方励认为，电影里的他，代表的是和舟山渔民后代一样的普通中国人。“我想告诉世界，我们这一代人如何看待曾经发生在我们家里的战争伤痛。”他表示，“尽管这段历史涉及美国、英国、日本多国，但这件事在中国发生，我们的先辈是目击者和施救者，我认为中国人用中国视角和价值观讲述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在朋友圈转发近期美国放映活动的海报时，BBC前记者、制作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写道：“祝贺方励导演与团队。《里斯本丸沉没》角逐本届奥斯卡。”在他看来，方励以此片将中国标在了纪录片的世界版图上，也记录了中国人的纯良、义勇与血性，一种人类共享的普世美德。
任何虚无、伪造的东西，最终都会失败
多年前，当父亲还是个四五岁的孩子时，方励的祖母苏晓卿因故离世。从此，祖母成为父亲一生的痛。父亲在世时曾多次到其母亲生活过的扬州仪征一带寻亲，方励一直陪着出钱出力。
经过数十年的追索，多种佐证最终拼凑出一条可能的线索。父亲弥留之际，方励把找到的疑似祖母坟墓的资料放大了给他看。去世前几天，父亲忽然出声叫了声“妈妈”。“我相信他的内心得到了安慰，算是寿终正寝。”方励说，“失去亲人的痛，我太明白了。”
这种感同身受的共情，在《里斯本丸沉没》中有多处迸发，使得整个电影叙事穿透了打捞历史、反思战争的狭窄框架，指向更为深刻的人性探讨。
片中，去世炮兵的女儿在受访时倾诉：“我不得不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做不到。”读到战俘哥哥写给年幼弟弟的信时，方励在镜头里难以抑制强烈的情绪反应。长期从事战争研究的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王升远，曾与方励深入交流影片历史渊源，他指出，这些细节在“事实真实”层面或许并无实证意义，但其中流淌的“情感真实”具有更为动人心魄的力量。他认为，电影中方励对两种真实并重展示的处理方式，充分体现了两者的复杂与不可分割。
在电影开头申明“EVERYTHING IN THIS FILM IS TRUE（本片完全基于历史事实）”，方励对自己的“逻辑控”属性颇有底气，不管是人物、时间、工程设计还是其他细节，他和团队都经过了充分的考证和模拟。他举例说，沉船时战俘们唱的那首歌，有三个不同的来源。“经过对回忆录等资料的反复论证，我们从逻辑、从一个男人在走向死亡时的心境判断，他们应该是带着对故乡和对自己恋人的怀念，最终锁定了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漫漫长路至蒂珀雷里）这首歌。类似的事实核查工作，我们做了非常多。”他说。
关于是否反战题材，方励承认自己的关注点自始至终并非战争本身。他做这部电影的全部冲动，源自战争情境下不同个体的命运，包括施暴者、受害者和施救者，历史只是故事的一个背景。他把这部电影定义为“人”的故事：“从一开始，我就想知道，在那些被遗忘的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看，追寻真相的过程，变得与真相本身同等重要。
100多场路演下来，方励感慨：“我本以为人们不会对一部122分钟长、讲述82年前鲜为人知故事的纪录片有多大兴趣。可能因为大家看了太多套路化的短视频、太多没有生命力的画面，一旦遇到真实的情感，才会格外惊喜。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短视频流行、色彩高度饱和、信息碎片化的时代，真相是值得永远坚持的。任何虚无的、伪造的东西，最终都会失败。”
近日，方励受邀在北京老舍剧场分享电影创作历程。
早前2年换一次工作的方励，做电影一晃20多年。
他说自己进入这个领域以前，根本没摸过电影，只是从小喜欢摄影，以为拍电影也差不多。“那时王超导演带着剧本来找我，我虽然英语比他好得多，可是连电影的英文术语都不知道。我就让王超给我买本字典，从头学起，拿着字典跟片场谈。”方励这样回顾2000年第一次正式接触电影的场景。慢慢受到影片感染，他发现自己收不了手了，于是白天搞科技，晚上做电影，一部干完就要干第二部。后来也遇到过一些不靠谱的人，一气之下，自己做起了制片人。
一切都没有预设。方励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我们都是走在路上的人，遭遇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引发了你的好奇心，恰好你又有兴趣，那就干呗！人生本身就是一趟旅程，站上山顶很快乐，掉下峡谷也可以快乐啊！走路太顺了，反而没有惊喜了。”
《里斯本丸沉没》给方励最大的惊喜，在于听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反馈。“当年，我被这个故事感动了，才决定花这些代价把它带给更多的人。现在，我看到不同年龄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观众被感动，说明我和大家的情感交流完全通顺。因为这部电影，我交了天下多少朋友啊！”
讲到此处，他的音量提高，嘴角上扬，眼中有激昂的光。一如50多年前从成都到上海的那个顽皮少年，流连于一家又一家百货公司，一心只想买到上海产两寸半动圈式喇叭，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半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