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1年的某天，西方世界与奥斯曼帝国的勒班陀海上绝战拉开序幕

决战开幕

两支舰队互相逼近，双方都升起了战旗。在阿里帕夏的旗舰上升起了来自麦加的白色棉布军旗，这是属于作为哈里发，也就是穆斯林的领袖的正统继承者的土耳其苏丹的私人财产，在军旗上，安拉的名字总共绣了 28900 次。有个西班牙人在战斗结束后看到了这面旗帜，他说：“和我方战旗相比，这面军旗并不大。”因此这些字绣得非常小，要识别起来并不容易。

在这面旌旗的边上，还有另一面军旗迎风飘扬，是卡普丹帕夏从君士坦丁堡出海时就升起的，按照惯例，这面军旗直到年末返回母港后才能降下。军旗上绣着金边，上面同样绣满了各种宗教性的文字，另外还有一只银色的手，象征苏丹赋予卡普丹帕夏的权力。

在西班牙舰队的旗舰1“皇家”号上，此时升起的旌旗是由代表神圣同盟的天蓝色锦缎做的，上面绣有十字架上的基督，还有代表西班牙王国、威尼斯共和国和教宗的纹章；维尼埃升起了一面绣有圣马可之狮的红色金边旗帜，而科隆纳升起了一面代表教宗国司令官的军旗，是由红色锦缎做的，中间是基督，左右分别是使徒彼得和保罗，旗上绣着拉丁语“In hoc signo vinces”。

但除了象征各指挥官，以及上帝和众圣徒对他们的庇佑的旗帜以外，所有加莱桨帆船都装饰得好像过节一样：在神圣同盟舰队的加莱桨帆船上：“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喜好挂出了各种颜色和形状的旗帜。”而作为回应，土耳其人也同样“挂出了各种制作水平高超的旗帜，在他们的所有加莱桨帆船上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正如他们一贯的传统”。

“在小号、笛、单簧管、鼓和其他各样的乐器声中”，两支舰队升起了各自的旗帜，特别是几艘旗舰，“号声合奏”从一开始就没有间断过。但在最后一面军旗也升起后，军乐声却并没有停止：战鼓和其他乐器继续在为桨手打节奏，还有许多加莱桨帆船上传出祈祷的声音，穆斯林和基督徒都在祈求神赐予他们胜利。

在神圣同盟的加莱桨帆船上，随舰队出征的神职人员按照教宗的意愿行动，圣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会士们在船上来回走动，举着十字架祝福和鼓励船上的人，许多桨手长也向部下展示了自己的十字架，并告诉他们，在十字架的庇佑下，他们可以不用害怕。

在唐胡安返回“皇家”号旗舰后，便也开始来回激励部下们尽全力奋勇杀敌，随后他自己也跪下祷告，他的部下们也都随他一起跪下祷告，神父们也一个个为跪着的人群行告解礼，并赦免他们的罪。

但军乐使唐胡安分外亢奋，他无法长时间跪着不动。根据当时一位目击者的说法，“在战斗的号角响起后，他燃起了熊熊战意，再也压不住年轻人的冲动，便开始吹起了笛子，又和身边的两名骑士跳起了舞”，想要以此来展示他的战斗能力和对敌人的蔑视。

在号角声和鼓声中，士兵和水手们都开始大声呼喊：“愿胜利归于耶稣基督直到永远！”与此同时，在土耳其加莱桨帆船上也传出了鼓声和笛声，根据当时神圣同盟舰队的一名船员的说法，对面的土耳其船员也同样在跳舞，但他却说这些土耳其人看上去“好像一群疯子”。

在灵魂和心理方面做准备的同时，两边也都没忘记物质上的准备工作。在神圣同盟舰队的加莱桨帆船上，每名桨手都领到了大量的食物和一碗葡萄酒，在甲板上也堆满了面包、葡萄酒和奶酪，所有船员在战斗间歇期间都可以随意领取。

此外船上所有通往室内的门全部关了，除了船尾的指挥官办公室还开着，作为战斗中伤员的休息室，此外书记官的房间也开着，用来存放武器和弹药。所有室外的空地全部都空了出来，给战斗人员活动用：“我们这些快乐的基督徒们开始了清理上层甲板、搭建掩体和清理船尾的工作。”

步兵们拿起了“重火绳枪、戟、钉锤、长矛、长剑和军刀”，炮手开始忙着装填铸铁和石头做的炮弹，还有链球弹和装满了各种碎片、小铅丸甚至硬饼干的霰弹，而火枪手们也忙着架起火枪的支架。此时虽然海上没有风，但部分神圣同盟舰队的加莱桨帆船依然升起了方形帆，用来为船员抵挡敌人可能射出的箭雨。

此时两支舰队撞在一起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双方都开始解除部分值得信赖的桨手的镣铐，好让他们能够参加战斗。在西班牙和教宗国舰队上，那些被戴上镣铐的桨手中的志愿冒险者，还有罪犯桨手中的基督徒们也都获得了自由，只有奴隶桨手们依然戴着镣铐，在威尼斯舰队中，大部分船只有志愿桨手，并且没有奴隶，都是自由人，除了那些在战斗中被俘的船以外，部分罪犯加莱桨帆船上的桨手们也都获得了自由。

此时给人的感觉是所有人都自由了；在战斗结束后，维尼埃下令释放所有在威尼斯舰队上服役的罪犯，并且免除了他们的一切债务。在逐渐释放桨手的过程中，船只划桨的频率也开始下降了，但如今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土耳其舰队已经高速向本方冲过来了，唐胡安希望尽可能延迟双方接战的时间，好让后方的加莱桨帆船和那几艘加莱塞桨帆战舰都有更多的时间就位。

此外，在双方的战船进入接舷战阶段后，许多加莱桨帆船直到战斗结束都不会再移动了。因此通常接舷战的胜利方并不能随意追杀对方，“因为他们的桨手已经解下镣铐投入了战斗”。

与往常的刻板印象不同，奥斯曼舰队一样能够武装其桨手，因为其桨手主要都是征募来的，只有几十艘最好的加莱桨帆船以及部分轻型桨帆船和弗斯特私掠船上的桨手主要是奴隶。

部分史料证实，当时土耳其舰队的各雷斯给自己船上征募来的桨手都发了武器。谢蒂当时是一艘托斯卡纳加莱桨帆船上的罪犯船员，但由于他能协助书记官的工作，因此获得了一些特权，没有戴上镣铐划桨。

按他的记载，当时部分敌方加莱桨帆船“只有桨手有武器，到战斗时也只有他们能战斗”，这些船都留作后备队用。然而在舰队抵达勒班陀后，由于之前的一次次战斗，加上那场瘟疫的缘故，此时舰队中的桨手的主要组成人员已经变成了夏季战役中俘虏来的那些奴隶，而不是年初出发时的那些人了。

在西班牙加莱桨帆船“格拉纳达”号在勒班陀海战中俘虏的 3 艘土耳其加莱桨帆船上，总共释放了“至少 227 名基督徒桨手，其中 10人是神父、修士和其他神职人员，都是被土耳其人俘虏并抓来充当桨手的”，这些奴隶桨手占了所有桨手的一半。

在双方的舰队中，所有的奴隶都依然戴着镣铐，留在桨座内，甚至双方都要求自己的奴隶在接战后停止划桨并躺在桨座下面以免卷入战斗。根据好几位基督徒作家提供的资料，当时卡普丹帕夏告诉船上的西班牙奴隶说“过去我一直善待你们，也希望你们在战斗中尽本分”，他还说：“如果我方胜利了，我会给你们所有人自由。但如果我方战败了，那就是真主的旨意要释放你们了。”这可能是一个编造的故事，但无疑它深入人心：阿里帕夏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

在战后，唐胡安也为阿里帕夏的战死感到悲伤，因为“所有被释放的基督徒奴隶都一致称赞阿里帕夏的善良和人道，说他特别善待基督徒奴隶。甚至可以说，那些基督徒奴隶对他的爱戴已经超过了惧怕”。

在进入火炮射程前，这两支舰队还有 5 小时的时间可以完成战前准备工作：在日出时分，两支舰队就都已经可以看得到对方了，但直到中午战斗才正式打响。 神圣同盟舰队直到最后一刻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工作。根据当时一些威尼斯船员的说法，在双方正式接战时，本方有些加莱桨帆船还没有完全按照计划的战斗阵形排列完毕，维尼埃本人也看出中央分舰队“队列不是非常整齐”。

在最前排拖着那几艘加莱塞桨帆战舰的船直到大部分舰队的战船都开始开炮时才完成战斗阵形的排列，而有些当时在场的船员后来甚至说有两艘在右翼支援的加莱塞桨帆战舰没有在预定的时刻进入自己的战斗位置，因此至少有一艘加莱塞桨帆战舰最终没能投入战斗。而其他的加莱桨帆船最终是否都如事先的计划精确地就位，我们今天也并不清楚。

和之前的许多史料一样，许多记载都互相矛盾，但最终由总旗舰“皇家”号率领的中央分舰队的至少 60 多艘加莱桨帆船是按预期计划顺利投入战斗的，而两个有着 50 多艘加莱桨帆船的侧翼分舰队则未能顺利投入战斗。圣克鲁斯侯爵率领的预备队在唐胡安多次不耐烦的催促下，终于从库佐拉里群岛中钻了出来，开始在中央分舰队的后方列队，随后德卡尔多纳的分舰队也从派塔拉斯岛上的港口起航，往相同的方向赶去。

（本文选自[意]亚历桑德罗·巴尔贝罗 著、史习韬 译《决战地中海：1571，西方世界与奥斯曼帝国的勒班陀海战》，由九州出版社·后浪授权发布。）

翻译 | 人文社科 | 历史

《决战地中海：1571，西方世界与奥斯曼帝国的勒班陀海战》

[意]亚历桑德罗·巴尔贝罗 著

史习韬 译

九州出版社·后浪

2024年8月

内容简介：亚历桑德罗·巴尔贝罗，意大利东皮埃蒙特大学中世纪史教授。偏好研究军事史，沉迷于写作之乐。他撰写了《查理大帝》《萨伏依囚犯》《蛮族：向罗马帝国移民、避难、驱逐》《战斗：滑铁卢的故事》等著作，也创作了历史小说《绅士派尔先生在别人战争中的美好生活》，该作曾获1996年斯特雷加文学奖。

1571年10月7日，在勒班陀海湾内，密密麻麻的战船遮住了黎明的曙光。奥斯曼帝国的庞大舰队，即将在这里迎战由威尼斯、西班牙和教宗国三国舰队组成的基督教联合舰队。这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海上大战之一。

由一个小小的塞浦路斯岛引发的冲突，在地缘政治、贸易竞争以及个人野心等各方因素的影响下，最终促成了一场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地中海爆发的史无前例的海陆大战。在这部大师级的著作中，亚历桑德罗·巴尔贝罗教授运用了双方留存的当事人书信和档案，为我们事无巨细地揭示了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我们将可以看到当时双方政治人物避免战争的努力、各国为备战付出的巨大代价、双方将帅的运筹帷幄、联盟中的尔虞我诈，以及这场残酷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在作者笔下，这并不是一场西方视角下的重大胜利，他通过奥斯曼帕夏、威尼斯大使、西班牙海军将领、罗马间谍等多方视角，为我们生动展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