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回响
每个县城在早年间都有几个美人的传说，她们的名字家喻户晓，是禁锢年代的闭塞小城里最鲜亮的美。每当她们穿行在寻常街道，旁人的目光总免不了停驻在她们身上，带着三分惊艳、七分打量。
美人的性格无论是内敛，还是张扬，总能牵动人们的无限想象。张惠雯从小就听哥哥姐姐说着县里几位大美人的故事，谁在哪儿偶遇的，什么打扮，最近发生什么事？县城美人传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特有的故事，县里的人际关系是一张紧密的亲邻网络，美人不断更新的生活故事，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之一，也是希望和欲望的投射。
那时的县城还没开始扩建，县城的四角有四个池塘，半圈老城墙围绕着老城。在张惠雯小时候，一家人晚饭后常去城墙边散步。城墙临湖，湖里种着莲藕，湖畔民居的灯火也皴染在湖面上。先是老城墙被拆，到了20世纪90年代，湖塘也被填成建筑用地。“童年记忆中的美丽、安闲小城消失了，我的县城成了大建设时期之后面孔千篇一律的无数个中国县城之一。”张惠雯写道。
2021年，美国波士顿，43岁的张惠雯开始动笔，写儿时听到的县里美人的故事——那时她因新冠疫情无法回河南的县城老家，越是书写，童年记忆中的老家越是清晰。从17岁去新加坡读书后，她就一直在国外生活，最初的写作冲动正是源于旅居海外的乡愁。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作为美国华人移民作家，她始终用中文写作，作品均在国内发表，写作主要围绕着移民和还乡两条线。
此刻的家是可移动的，从河南到新加坡，再到美国南方的休斯顿、北方的波士顿，她在地球上跨越大洲大洋地迁徙着。而故乡却是童年时在生命长河中沉下的锚，无论去往哪里，她依然会循着这个锚不断索引、打捞。
最近四年，张惠雯保持着一年一本书的出版频率。小说集《蓝色故事》的创作背景包含了中国、新加坡和美国。短篇小说集《飞鸟和池鱼》是还乡的故事，另一本短篇小说集《在北方》则聚焦移民生活——讨论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和中产夫妻的AA制消费生活。2024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美人》又回到了1990年代至2000年初的中国县城——她出生长大的河南县城。
书中的美人都有现实中的人物原型，最吸引张惠雯的就是她们的命运与时代的变化、地方的发展紧密相连。在那个年代，美丽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好运，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诱惑和波折，但她们始终有股不服输的韧劲。
小说中，何丽家庭贫穷，父亲长期卧病，哥哥被判刑，她长期生活在人们的窥探中，但无论如何受挫也没有放弃进取和工作；丽娜敢于“性感”，跟“外乡人”恋爱，挑衅陈旧的道德观和封闭的人际网络，在两次恋爱受挫后保持单身，没有从俗地随便找人嫁；红霞则抛弃公家饭碗，南下闯荡，生意失败后，沦落到在夜场当领班，却在帮过她一把的情人身患绝症时，拿出全部积蓄相助。
“我生长于1980年代，那是整个国家刚从禁锢中解放、苏醒过来的年代。一个小地方同样能感觉到这种时代氛围的变化。禁锢时代里，爱美甚至是道德败坏的表现，到了开放年代，人们好像猛然睁开了眼睛。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县城里出现了几个家喻户晓的美人。”张惠雯观察到，到200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类人物出现了。
“从某种程度上，她们带给人们美的震动，留下了美的余韵回响，这和时代有关。以至于直到她们老去，我们这代人还会偶尔谈起她们，而谈起她们，就让我们生出无限的感慨：关于时代的变迁、关于逝去的光阴……这些当年的小城美人，成了我们的共同记忆，成了地方的另一种历史。”
对一个17岁就离乡的人来说，县城一直在变，没有固定的样子。而在张惠雯高中之前，那个县城几乎是不变的，写《美人》时，张惠雯动用了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去还原当时的故乡风貌，复活那些故乡人物。“写作的过程仿佛是一个漫长的追忆、缅怀过程。写完以后，我才感觉人生最初十几年的记忆、对那里的某种感情得到了安放。”
读者专注于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如今依然在老家生活的朋友们读到《美人》时，则惊喜于其对老县城的重现，书里复现了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县城景物，无论是已经消失的电影院、当时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的风姿，还是人们在广场上跳交际舞的欢欣。在这个变化迅速的年代，不仅是离乡的游子，每个人都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消失”和回响。
1987年，浙江绍兴县齐贤镇，观看烫发的女青年
回乡的多样性与“弱德之美”
波士顿又到了树叶色彩斑斓的深秋，这是张惠雯搬来波士顿的第七年。她和丈夫、儿子住的房子有个大前院，特别开阔，她喜欢在院子里散步。后院里那棵相当大的松针树也迎来了金色的季节，风吹的时候，针叶簌簌，像在下一场金色的雨。
张惠雯的生活平稳而安定，她的写作历程长，尽管常年保持着规律的创作，但那种在国外书店围坐一圈开文学沙龙的热闹景象，在她的生活中很少出现。她的文学生活就是在自己家里阅读写作。生小孩之后的头三年，张惠雯停笔三年。小孩长大后，她重新开始写作，比生育之前闲暇的那些年更高效，小说里也多了母亲的身影。
在波士顿，张惠雯偶尔会到住得不远的宋明炜家里借些书。宋明炜是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讲座教授和系主任。他们在2018年的聚会中相识，那时张惠雯一家刚搬来波士顿，两家距离只有十多公里，又因为共同爱好和文学交流，二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早在聚会相识之前，宋明炜和他太太已经是张惠雯十多年的读者，买过张惠雯好几本小说，最早的一本书可以追溯到张惠雯在新加坡留学时期的写作。最初吸引宋明炜阅读的是张惠雯的小说里的“干净”，语言有一种古典主义气质，能看出文字背后的个人修养，却又对现代人的心理洞若观火。
在宋明炜看来，张惠雯二十多年的写作历程中有几次变化。早年的小说集《两次相遇》写于新加坡留学时期，想象成分多，还带有一点幻想色彩。到了小说集《在南方》时期（张惠雯在2010年移民美国休斯顿），则比较写实，侧重于从中国来到美国的中产阶级新移民，很有讽刺感，写出幽默表象下的人心、欲望和不满足，但仍然有一种南方的明媚。
《在北方》是张惠雯来波士顿以后写的，多了一层北方的阴郁，能感到作品中更成熟的力量。“《在南方》中几乎看不到很强的有反抗性的女性角色，《在北方》开始写一些有独立精神的女性，也写到黑暗的族群间的误解，这些作品写出了女性直觉和意识，是有价值的新探索。”在他看来，同时期她写返乡题材的《飞鸟和池鱼》故事更黯淡，也更尖锐地表达出时代带给人的失落感，这些故事没有重大事件，但有种挥之不去的压抑、失落和悲哀。
但在这些作品中，宋明炜始终感受到一种“弱德之美”，“写人性正面的东西在当代的文学中不多见。虽然我们讲真善美，但是其实文学往往描写人生一些悲哀的东西。”宋明炜认为，张惠雯能够正面写出时代中缺席的美感和美德，在人物身上建立伦理勇气。
在他看来，张惠雯在文学中写生老病死、社会变化、人的堕落，包括《美人》中几个人物的经历，她都没有办法去改变或挽回什么，弱德的体现就是她能够把自己同情的理解放进去。“道德上占制高点的文学作品很多，‘弱德之美’比启蒙者姿态更打动我，比如说像沈从文、契诃夫，不是对社会没有批判，像樱桃园、三姊妹、海鸥，写到美好事物的失去，是一种不可挽回的状态。你可以说它是贴，就是贴心，一种连筋动骨的感情，同时不是硬要对方改变。”
在文学上，“回乡”和移民题材都是老话题，但宋明炜认为，对张惠雯来说，有德克萨斯、新英格兰、新加坡和回乡的经验，这种多样性本身比单纯谈移民回乡话题更加重要。“移民、回乡这些问题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已经不算什么了，大家都在流动之中，而且在中国国内，人离开家乡到其他城市生活，跟我从上海跑到美国来生活也没太大不同，最重要的是在流动时我们能否从多样性中丰富自己。张惠雯的小说背后，就有这种多样性的经验和支撑。”
2000年3月，河南洛阳宜阳县，几位小伙子与几位姑娘见面相亲，图右为其中的一位小伙子
文学不是我的传声筒
南方人物周刊：我之前读《飞鸟和池鱼》时，尤其是《二爷》那篇，感觉到作者的一种化不开的亏欠，这些年你回乡时会不会见到一些生活不太好的亲戚？你通过读书在美国扎根，拥有很好的生活，会对故乡旧人生出一种亏欠吗？
张惠雯：其实人世间有很多苦，特别是我们在县城的人基本都有乡下的亲戚，我今年都46岁了，小时候那些正当壮年的长辈亲戚有些已经不在了。从这些乡下亲戚身上，我看到过淳朴的美德，但也看到一些人过得并不好，尤其是乡下的老人，真的是一生劳苦。
记得我小时候几个亲戚每次来给我们送打下来的花生玉米，早上5点多就来了，淳朴得连一顿早饭也不吃，赶快把东西放下，又回家干活。很多人六七十岁还是每天在地里干活。一些亲戚就像“二舅”那样晚年在病痛中活得悲苦，子女都出去打工了，谁也不愿意不挣钱，回来长期照顾一个老人。而且我觉得残酷之处在于，在县城，像我的父母跟他们其实就差了几十里的路，但县城里的老人因为有一份工作、有一份退休金，现实就是生活的天壤之别。
南方人物周刊：你离家早，但一直在写家乡和回乡，我很好奇你对家乡的视角变化。我自己对家乡的变化很清晰，少年外出求学时，感情上会把家乡提纯，作一个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撑；工作几年后再看，发现老家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只是我在那边长大而已，再过几年，眼光又拉开一点，看到小时候看不到的那些残酷的东西。
张惠雯：我们是一样的，提纯应该是有，但这就是故乡的感觉，你说到“故乡”这个词，我想到的就是小时候的家，也是我们精神上的故乡吧。我觉得很多人的家乡都是很普通的，之所以不普通就是因为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寄托了感情和回忆。普通不是一个问题，就好像我们喜欢一个人，他可能很普通，但是你喜欢他那就行了。
现在每次回去县城都有变化。但我高中之前的那个县城几乎是不变的，小小的样子，生活节奏非常慢，大家关系很亲密。我高中时它开始扩城，越来越大，每次回去看到的都不一样，所以我脑海中的家乡固定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县城。
南方人物周刊：其实你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你小时候在家的，你写移民，但你还是在以不小的强度写故乡，而且国内县城的变化挺大的，为什么今天依然执着于写“回乡”“故乡”？
张惠雯：写故乡，我也会写它的变化，但我近期写的更偏重于我童年的一些记忆，然后把它虚构成故事。人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想写不同的东西，我不会说移民写得好，就一直写这个。我第一本出版的小说《两次相遇》在蛮久以前，我在里面写了很多社会问题：得不到赡养的乡村老人、没得到人道对待的罪犯……后来因为我生活在国外，对华人移民的生活有一些了解，我想写一些在地感比较强的东西，所以开始写移民题材。
40岁以后，你就想整理记忆，开始往回望了，因为到中年后，我害怕有一些东西会慢慢忘掉，开始回顾童年和少年的生活，就会写一些关于故乡的小说。人的记忆其实扎根在最初的人生阶段，我17岁出国之前都在县城，这个县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会不断回望、不断去想，不断观察它，它还是跟我息息相关。所以有时候我会写写现在的生活环境，有时候写故乡。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美人》里的三个故事都是有现实原型，小说里她们在命运攸关的节点都尽力而为了，但还是因为时代和环境没法有比较好的处境。我好奇，你写的时候想过为她们改一点结局吗？
张惠雯：不会，因为其实我想让读者认识到的就是这个。我不能麻痹大家，说你抗争了，你就会胜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女性所处的环境，跟我们今天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是有一点缝隙了，小说里她们所处的时代中，男权社会系统对她们的控制和压迫是非常坚固的，她们更难。现在很多姐妹会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共识，但那个时候，你是个女人，你想抗争，要强、独立、出格，你就是孤军奋战。人们对她的关注就是围观式、评判性的，要看看你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看你的结果会怎么样。
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的抗争都失败了，但我觉得最重要、可敬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抗争有可能失败，但你还是应该去争取。我要让大家认识到最重要的是选择抗争，而不是说去取得一个必赢的结果，我想写的就是这样一股劲儿。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你写《美人》的时候预感会被骂，外界的声音会影响作者下笔吗？
张惠雯：因为让现在的人去理解那个时代的女性，可能会有一些难度，可能会有些误解。年轻一代去看八九十年代的女性，会觉得她们的女性观念不够先进。怎么在感情的泥潭里陷这么深？故事里有很多的情感描写，但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就会联想到恋爱脑。但在那个时代，男女之间的恋爱感情很正常，投入也比较慷慨，可以说是比较尽心的爱情。
如果读者不能真诚地去理解那个时代那些人，而是选择用现在的流行标签去批判，那对这个小说就会有很多误解。不久前，我朋友给我发了豆瓣链接，我发现豆瓣上对《美人》的评分是我所有小说集里最低的。我觉得外界的声音对作者可能还是会有影响的。譬如，有些题材如果会引起误解，可能有的作者就选择不写了，或者是觉得这个东西写出来对自己是种伤害？但我觉得一个作家要保持独立，只能极力去抵制这种影响。如果文学还不去包容人性的话，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包容人性？是网上的极端骂战，还是吸流量的短视频呢？文学可能是我们容纳复杂人性的最后居所了。
南方人物周刊：但我看你的书，移民和回乡两条线到最后会有一种微妙的汇合感，就是对人生“没有一丁点办法”的感觉。《在北方》中的美国中产移民，比几本回乡题材里的县城女性的选择更多、人生容错率更大，但我看得最绝望的还是《玫瑰，玫瑰》，像一本泛黄的旧书一页一页被合上，“没有一丁点办法”。你自己写移民和还乡的两类故事时，会感受到这种非常接近的女性或者人生的困境吗？
张惠雯：非常对，你说泛黄的书被合上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电影画面的感觉。我写县城的女性和写移民女性，她们的教育和环境不一样，但其实我觉得无论在哪里，女性甚至人类面临的困境是相通的。我写《玫瑰》的故事，有的人读了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怎么在美国当代社会还有这样的女人呢，但这个故事倒是真实的，原型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讲的。有些东西你觉得不可思议，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着，可能就存在于某一个角落里，一个我们觉得很先进的国家的很富裕的家庭里。
我写她们的时候，肯定在精神上非常接近她们，我要进入她们，我要变成她们，我一定要感受到她们的那种感受。但是这种相通或接近，不是说要把她们变成我的传声筒。我不喜欢那种宣泄自我的自恋写作，有时候我刻意设定男性的叙事视角，就是不希望自己过度介入小说。
我不想只写跟我一样的人，或者跟我一样有所谓先进思想的，我觉得很多女性都值得我们去看见、去理解。所以我要写形形色色的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女性，形形色色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才构成我们女性的真实处境，对吧？
南方人物周刊：你写了二十多年，写作在你的生命里承担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张惠雯：我一年可能就写四五个短篇，有时更少，当然一方面是我懒，另外一方面是我的写作方式让我没办法定量输出，我不能想象我每天几点准时起床、必须工作多久、产出多少字。但是我可以说写作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赋予我的生命一个特别的意义。我自认为我独特的地方，还有我比较坚定沉稳的性格，都是写作给我的。
如果你本身没有什么重量，像一片树叶、一片草，那你很容易随波逐流。但如果你读了很多好的东西，并且专注于去写东西，你就不会是一个容易被外界改变的人，世间的很多欲望就不太能够俘获你了，因为你有了非常强的定力，写作就是我的重量和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