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 werde dem Führer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d Volkes Adolf Hitler treu und gehorsam sein, die Gesetze beachten und meine Amtspflichten gewissenhaft erfüllen, so wahr mir Gott helfe.“
我将忠于并服从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遵守法律，认真履职，愿上帝助我。
——»Führereid«
1918年德国战败，德意志帝国垮台，德国社会陷入空前混乱，随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更进一步加重了德国的负担。1932年至1933年的岁末年初，德国失业人数超过600万，连同其家庭算在一起，饥寒交迫的人数到达约2500万人，犯罪率直线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党对德国民众提出了让国家复兴，改善德国国际地位的许诺，并在外交上废除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内政上消灭党派纷争和降低失业率。这些获得了德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从1933年起，纳粹党逐步掌握了政权，希特勒在德国树立了绝对的权威。然而并不是全部德国人都赞同他的集权统治，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在1932年德国总统大选时就曾表示“投票给希特勒就等于投票给战争”。但是反对的声音在当时的德国社会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少重视，到1935年，绝大多数的德国人对希特勒都表示由衷地支持。这主要归功于其对于所推行的重整军备的侵略性政策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复苏。随着德国国际声望的逐步恢复，禁锢其军事力量的“凡尔赛牢笼”被打破，这架本已生锈的战争机器又再度开始运转，成为了满足希特勒领土野心的工具。自1938年德国以合并方式占领奥地利起，至1939年初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为止，德国领土在恢复旧有边界的基础上轻易地得到了扩张。但这没能满足纳粹统治者的野心，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最初的两年半时间里，德国军队席卷欧洲大陆，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军事胜利。但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战争局势发生逆转，德军在各个战场上均遭到了重大挫折，其中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影响最为深远。从那时起，出于对希特勒军事指挥的不满，加之此前对于纳粹统治的质疑，军队中的部分反对希特勒独裁统治的有识之士决定采取实际行动来挽救德国。德国国内军界的反纳粹抵抗的开端可追溯到战争爆发前，在那时德国国防军中就存在着反对希特勒的声音。1934年，以汉斯·奥斯特为代表的第一批抵抗军官正式投身于反纳粹活动，一些国防军的军官试图推翻纳粹政权来阻止具有威胁性的战争。军方领导层虽然头脑清晰但软弱无能，多采取沉默态度来回应纳粹的统治政策。多数军队将领对事情真相知之甚少，少数知情者也多将反抗之意藏在子里或写进文件备忘录草稿，并没有提出警告或进行实质行动。随着国防军内部的反抗力量地盘日渐缩小，仅有的那些试图行动的军人也在如何推翻纳粹政权的方式上存在较大分歧，其中一部分人主张以“依法律程序逮捕并公开审判”的方式，另一部分则是认为要“通过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高层”，但是这两种构想长期以来都未能付诸实施。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德国军队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政治性格”和“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所采取的欺骗性策略”这两方面造成。汉斯·奥斯特（1886—1945），德国陆军少将，军事情报局第二号人物。作为卡纳里斯的副手，他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后就认清了纳粹党的暴力本质属性，并开始组织秘密反抗活动。（关于长刀之夜的相关内容，可参见本号另一篇文章：第三帝国情报巨头轶事-1）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军事传统的机构在德国国防军中占有特殊地位，且当中多是一些受过正统军事教育的，有着严谨逻辑思维的军官们，他们对于希特勒所采取的冒险政策的反感相比其他的军队部门来讲更甚。在7·20事件中，出自陆军总参谋部的参与者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路德维希·贝克大将作为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的首脑，也是7·20事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他出生于黑森州的一个铸铁厂厂长之家，是陆军总参谋部历史上少有的出身平民家庭的总参谋长。国防军中的同僚们认为，“贝克无疑是当时最杰出的战略理论家，是一位活着的‘施利芬’”。他很早就认识到战争会给德国带来灾难，并在文件中写道：“发动对波兰的入侵战争就意味着德国彻底的毁灭”，他也试图对纳粹政权做出反抗行动，于1938年以递交辞呈申请退役的方式表达对希特勒扩张政策的反对。二战爆发后，贝克就在军队中寻求反抗的支持力量并协调各方，自从1939年冬天开始，他就成为了反抗力量实际的中心，是整个总参谋部甚至整个德军内部反对纳粹政权的精神领袖，并被预定为推翻纳粹政权后的新德国元首。路德维希·贝克（1880—1944）德国陆军炮兵上将、陆军总参谋长（1935—1938）。纳粹党执政前，他担任炮兵团长时的3名下属尉官因宣扬纳粹理论、发表激进言论被逮捕审判，他曾对几人表示同情并提供辩护。1935年德国扩军，他主持的陆军部队局（处级单位）恢复陆军总参谋部称号，他也成为第三帝国第一任陆军总参谋长。贝克被一些新生代将领（如古德里安）认为思想保守、老派，认为他限制了装甲部队的建设，但其实他们的分歧更多是由于对陆军未来任务的定位、国家战略和资源利用的理解不同。贝克凭借睿智的思考和敏锐的洞察，认定德国一旦再次走上战争之路，结果必然以失败告终，因此他极力反对任何军事冒险。希特勒下令吞并奥地利、捷克苏台德地区后，他辞职以示反抗。贝克天性谨慎，办事认真，通晓军事史，颇具学者气质。在陆军参谋长的任上，他的业务才能得到了同僚们的广泛尊重。弗朗茨·哈尔德（1884—1972）德国陆军大将、陆军总参谋长（1938—1942）。一战期间即供职于总参谋部，并担任陆军元帅的参谋。1935年德军扩军，他担任过步兵师师长。1938年接替贝克担任陆军总参谋长。他担任总参谋长的时间正是第三帝国在军事上的极盛时期，他作为陆军首席作战策划官，指导了一系列成功的作战行动。1942年夏，由于他不断质疑希特勒对陆军的作战指挥，尤其在苏联南部分兵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方向这一问题上与其产生巨大分歧，被解职。哈尔德精通数学，非常善于思考分析，与前任一样具有学者气质，但比前者更加精明干练。哈尔德虽然对战争出力颇多，却在担任总参谋长后不久就尝试联络许多军官秘密反对希特勒，并策划过发动武装政变，但后来因无法得到足够支持而作罢。1942年12月德国军队在苏联遭到了灾难性失败。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发动的反击切断了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后路。由于希特勒禁止部队后撤，24万名德军士兵战死或被俘。这一消息震撼了德国上下，尤其引起了军官们的愤怒，这当中位于苏联前线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首席作战参谋亨宁·冯·特雷斯科上校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希特勒反对者。他出身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家族，其先祖曾在腓特烈大帝麾下担任高级将领。特雷斯科（1901—1944）（中间站立者）德国陆军少将（照片中还是一名校官）。他出身于一个拥有300年军事传统、为普鲁士军队贡献了21名将军的贵族家庭。1918年成为德国陆军最年轻的中尉，并因为出色勇气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当时他的上司就曾预言：“你要么成为总参谋长，要么作为叛军死在绞刑架上”。一战后他继续留在陆军，但不久后辞职学习法律和经济，并在一家银行工作。1926年他与一战期间的陆军总参谋长法尔根汉的女儿结婚。1934年，他重回军队，在接受了总参谋部业务培训后，193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至总参谋部第一部（作战部）。他在作战部与贝克、弗里契（1935—1938担任陆军总司令）、豪辛格（1944年任陆军副总参谋长）、曼施坦因等将领有密切接触。他最初也同样支持希特勒，但随着长刀之夜、水晶之夜、布隆伯格—弗里契事件的发生不断冲击他的价值观，令他对纳粹党愈加反感。他一度想到过辞职，但维茨莱本元帅劝阻他不要这样，指出日后清算之时需要他的力量。最晚从1939年夏开始，他就已经参与了推翻纳粹党的活动。德国入侵苏联后，希特勒下达的一系列对待苏联人的命令更坚定了他的看法。特雷斯科被内定为政变成功后新德国的警察总长。图中最右侧站立者是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少校，他也是坚定的反纳粹运动密谋者。720事件后，他在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下活了下来，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位幸存的密谋直接参与者。战后他成为一名联邦德国的宪法法官。早在1941年特雷斯科就因党卫队在苏联屠杀犹太人而对希特勒所奉行的政策产生了强烈不满。在当时苏联前线官方军事日记的一篇附文中对此事有着这样的记述：“在最近通过军官们的所有较长的谈话中，我都被问到枪杀犹太人的事情。我有这样的印象，在军官团里遭到普遍拒绝。枪杀被视为对德国军队荣誉的伤害，特别是德意志军官团”。所以当斯大林格勒的失败更进一步引发了军官们大范围的愤怒后，特雷斯科开始尝试用暴力手段铲除希特勒。1943年3月他曾尝试以炸弹伪装后放入希特勒专机的方法来除掉希特勒，但由于引信故障，导致这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在随后的时间里，作为对纳粹政权坚决的批判者，特雷斯科继续不断地寻求铲除纳粹政党高层的机会。1943年3月13日，希特勒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希特勒结束视察乘坐专机离开时，特雷斯科利用关系将一个伪装成白兰地酒提箱的炸弹送上飞机，引信设置会在飞行途中爆炸。但或许是因为高空气温下降，导致引信失效。之后特雷斯科为了避免被发现计划，不得不亲自前往以“搞错了物品”名义取回炸弹。这次行动也是720事件前最接近于成功除掉希特勒的机会。盖世太保事后将其评价为7·20事件中“毫无疑问的推动者之一，政变者中魔鬼般的灵魂人物”。同时，特雷斯科还对7·20事件直接行动者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影响颇深，被后者称为“Lehrmeister”（老师）。在被调往苏联前线后，他因远离柏林，于是将领导密谋集团的重任交予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上校。施陶芬贝格成为后来7·20事件中最具代表性的关键人物，被称为这起密谋案的“第一策划人”。施陶芬贝格家族是德国南部最古老和最有名的天主教贵族，他的曾祖父是巴伐利亚王室的世袭顾问，被国王赐封为伯爵；母亲是普鲁士时代著名的军事改革家格奈森瑙元帅的重孙女。施陶芬贝格就是在这样的贵族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这样的生活环境使他不断激励自己来承担更多的责任。1918年克劳斯（中）与兄弟们在自家花园。一战德国成长起来的一代普遍缺乏营养，但可见施陶芬贝格兄弟似乎都没有受到影响。施陶芬贝格兄弟在合作演奏音乐，拉大提琴的是克劳斯。1925年施陶芬贝格兄弟与父亲阿尔弗雷德·冯·施陶芬贝格合影。中间是克劳斯。克劳斯（右）与兄长贝托尔德。后者在取得律师资格后，就职于德国海军司令部，担任法律事务顾问。贝托尔德后来也知道弟弟的行动，并表示支持。青年克劳斯。他早年参加童子军，后来还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且加入过冲锋队。那时他还曾是一名希特勒的支持者。在当时的德国，人们把军队生活看做变革德国历史进程的一种方式，施陶芬贝格也因此成为了一名军人。在战争爆发前，柏林军事学院毕业后的施陶芬贝格成为了一名参谋军官，负责军队后勤的组织工作，他在军中以和蔼、优雅、富有魅力和善于劝说别人著称，他的同僚评价他说：“从来没有发脾气的时候，总是待人真诚，和善有礼”。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评价后来评价施陶芬贝格是“一个闪光的人物”。施陶芬贝格1926年加入骑兵团，接受训练，随后成为一名骑兵军官。此后他又在军校接受培训，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30年成为一名骑兵少尉。
1936年—1938年施陶芬贝格接受了参谋军官培训，被调往总参谋部。二战爆发后他在装甲部队担任行军参谋（后勤保障业务）。施陶芬贝格与同僚阿尔布雷希特·冯·奎恩海姆（摄于1942年）后者也是密谋推翻希特勒的行动参与者，并且坚定支持施陶芬贝格。720事件当天他在施陶芬贝格之后被枪杀。在纳粹政权上台初期，施陶芬贝格“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是欢迎的”，有说法称他曾参加过支持希特勒的街头游行。然而他也承认希特勒有很多性格弱点，并带着怀疑的态度接受了一些贬低希特勒的信息。1938年的“水晶之夜”事件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战争爆发后，施陶芬贝格以总参谋部组织处军官的身份经历了从波兰到苏联的一系列战役，随着了解到越来越多纳粹政权的暴行和希特勒对前方军事指挥的粗暴干涉；加之1942年春天德军发起对斯大林格勒的攻势后，战争物资的缺乏使得施陶芬贝格觉察到战争的失败已成定局。他由此得出了结论：希特勒必须下台，最高统帅部现在的任务主要是在将数十万德国军人无意义地送进死亡。在一次谈话中他曾质问“元首大本营里难道没有能朝他开枪的人吗？”1943年初，施陶芬贝格被调往北非，担任第10装甲师参谋，在突尼斯的一次盟军空袭中他受了严重伤害，失去了左眼和右手以及左手的两只手指。之前长期以来对纳粹暴行不满加之这次受伤经历，促使施陶芬贝格下决心有所行动。1944年6月1日，施陶芬贝格晋升上校，随后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司令弗罗姆大将的参谋长，使得他经常有机会与希特勒近距离接触。这也让他成为了反抗团体中最有可能把炸弹放到希特勒身边的那个人。施陶芬贝格与同僚交谈。可见他的右手已经没有，左手也只剩三个手指。此时他佩戴的还是中校肩章。必须指出的是，除上述三位核心人物之外，7·20事件还有着众多的知情者，他们对刺杀行动的态度不尽相同，也都对纳粹政权给德国带来的灾难心知肚明，相当一批德国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其中。1944年，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正式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此前于1943年下旬盟军已经解放意大利南部，但之后进展缓慢），德国陷入了东西两线的夹击之中；6月22日，苏联红军发动了全面反攻，德国中央集团军群遭受了毁灭性的的打击。至此，德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利局面。这一点，头脑清醒的人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德国已经不可能赢得战争，如果再不采取切实行动，将会有更多毫无意义的牺牲和屠杀。这促使密谋者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否则将会使国家和人民遭受更多不必要的损失。1944年7月15日的欧洲战线。此时盟军已基本控制诺曼底地区，登陆部队兵力至少13个装甲师、30个步兵师，共约850279人（6月30日），牢牢站稳脚跟，德军已经无法将其赶回英吉利海峡了。同时盟军还在意大利中部地区虽然缓慢却稳步推进。在东线，自6月22日以来，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有28个师被苏军击溃或歼灭，苏军7月3日解放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乌克兰方向的苏军已经部分攻入罗马尼亚。施陶芬贝格在此关头担负起了密谋集团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前往“狼穴”刺杀希特勒。并且在这之后他将赶回首都柏林，负责指挥接下来的从纳粹党手中夺取政权的行动。密谋者们商定，在成功除掉希特勒及其亲信戈林、希姆莱、戈培尔等纳粹高层人员后，启动“瓦尔基里”计划，宣布在国内实施紧急状态，逮捕各机构中的纳粹分子，由国防军全面接管政权。但是无论怎样，这一行动的关键都取决于能否成功杀死希特勒。从7月初起，施陶芬贝格就多次前往狼穴大本营，利用面见希特勒的机会尝试用安放炸弹的方式进行刺杀。他希望能够同时可以杀死戈林、希姆莱等纳粹高官，但因为刺杀目标均不在场而主动放弃。7月11日晚，施陶芬贝格在柏林得知密谋集团中的一位成员被盖世太保逮捕，这促使他不得不加快计划的实施。陆军中校弗里茨·冯·德·兰肯在柏林郊外波茨坦的别墅。这座别墅是国防军反纳粹运动的聚会地，包括施陶芬贝格在内的密谋者多次在这里商讨各种行动事项，讨论国内外局势。兰肯本人也是这些会谈的参与者，他在1944年被安排在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任职。施陶芬贝格行动需要的炸药部分就藏在这里。7月19日，这些炸药与藏在另一处秘密地点的炸药和引信被交给施陶芬贝格。1944年7月15日，施陶芬贝格（左一）在东普鲁士狼穴。当天他本来计划有行动，但因时机不合适而放弃。他左手边远处是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普特卡默尔中将。与希特勒握手者是空军驻元首大本营联络官博登沙茨上将。最右边手握文件夹的是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几天前的11日，施陶芬贝格在希特勒位于伯格霍夫的山间别墅汇报工作时就曾计划动手，但也因机会不佳而未尝试。7月20日清晨，施陶芬贝格从柏林出发前往朗斯多夫机场同他的副官海夫腾中尉乘坐一架Ju-52运输机飞往位于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参加当日的例行汇报会议。除了会议所需的文件外，在他的公文包中还装着两块烈性炸药。施陶芬贝格在7月20日当天一早乘坐飞机前往东普鲁士狼穴（电影剧照）10时15分许，两人抵达狼穴，并被告知原定下午1时进行的会议提前至12时30分开始。施陶芬贝格借口需要更换衬衫，借机用钳子将炸弹引信启动，由于时间紧迫，他只将一块1公斤的炸药放入包中。12时37分，施陶芬贝格进入会议室，并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希特勒近旁的会议桌下，稍后他借口要与柏林方面通电话离开了会议室。12时42分，炸弹爆炸。施陶芬贝格向柏林的密谋者发出信号要求立即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开始行动，随即和他的副官迅速离开狼穴赶往机场返回柏林，期间因大本营报警封闭，费了一点周折才得以脱身。13时至15时，身为密谋者成员的最高统帅部通讯主管菲尔基贝尔按事先约定的计划切断了大本营对外的通信联络。13时15分至15时30分，施陶芬贝格与副官乘坐一架He-111轰炸机返回柏林。然而施陶芬贝格在抵达机场后致电询问行动进展，却意外得知柏林的密谋者们因不确定希特勒是否丧生，而未按原计划采取任何行动。在他强烈的要求下，犹疑不定的密谋者们才开始推进为时已晚的政变。施陶芬贝格乘坐飞机返回柏林（电影剧照）。此处有两点与史实不符：首先他乘坐返回的飞机是另一种He-111型轰炸/运输机；其次他出发及返回的朗斯多夫机场在剧中实际拍摄取景地是滕珀尔霍夫机场（朗格斯多夫机场因废弃破损过于严重，无法再作为取景地使用）。15时50分，密谋核心成员、国内驻防军副司令奥尔布里希特发出代号“瓦尔基里”的动员警报。
16时10分，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凯特尔在大本营接到弗罗姆打来的电话，告知后者希特勒只受了轻伤。16时20分至30分，贝克和施陶芬贝格先后到达位于本德勒大街的办公室。面对一些犹疑不定的密谋者，贝克拍板决定:尽管对希特勒生死的说法不一，仍按原计划实施行动。随后弗罗姆被逮捕，关在一个房间。与此同时，负责柏林各重要机构警卫的“大德意志”营奉命将中心区的政府办公部门周边封锁。16时30分开始，密谋者成员维茨莱本元帅以新任国防军总司令的身份向德国本土各个军区司令发出电报: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在柏林巴黎等地得到执行“瓦尔基里”计划的密谋者们开始了部分行动，在接到了本德勒大街司令部的指令后，柏林的密谋者控制了位于现今米特（Mitte）区内的主要政府机构，在巴黎的密谋者们逮捕了“约1200名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成员”。施陶芬贝格在本德勒大街的办公室如今已经成为德国抵抗力量纪念中心的展厅，图为2022年时同一位置的照片。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1888—1944）德国步兵上将。参加过一战，停战时军衔为中尉。20年代后期在国防军外军部任职。1933年后历任师参谋长、军参谋长。1938年底担任第24步兵师师长。同年他通过奥斯特与贝克等人接触，接近抵抗组织。1939年指挥所部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1939年参加波兰战役，由于对华沙的包围中指挥出色获得骑士十字勋章。1940年2月转任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同年6月晋升上将。他利用职务之便可以与各方面抵抗运动成员接触，并将其组织起来，同时还可以安排一些人员到重要岗位任职。1943年开始兼任国内驻防军副职，之后推荐施陶芬贝格担任驻防军参谋长。1941年，“大德意志”步兵师的新兵在进行宣誓仪式。该师前身是1922年成立的“柏林卫兵团”，1939年扩充并更名为“大德意志”步兵师。该师一部参加了法国战役、入侵苏联。一部分兵力一直留守柏林，担任安全警卫任务。1941年，警卫营扩充为5个连。1942年10月，正式更名为“大德意志”警卫营，战争最后阶段该营再次扩充并更名为“柏林警卫团”。拉特诺维尔大街的建筑群，“大德意志”警卫营在柏林的营地。（照片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该大楼建于1893年，为普鲁士“柏林”卫队营地，可供约2000名官兵居住。“大德意志”警卫营集结出发（电影剧照）。实际上图中的取景地是在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大楼中庭。柏林帝国航空部大厦，该大厦位于当时的政府办公区核心区域。17时，狼穴大本营在发现施陶芬贝格失踪并确认为爆炸制造者后，希姆莱下令柏林的党卫队部门负责将其逮捕。狼穴大本营也同时下达了逮捕其他密谋者的命令。这两条与密谋者发布的完全相反的命令使得欧洲各地的德军产生了“瘫痪性的混乱”。当天下午，他还在狼穴最后一次会见了此时仅统治意大利北部的小傀儡政权领袖墨索里尼，会谈后还带领后者参观了爆炸现场。墨索里尼对事件表示震惊，并祝贺希特勒安然无恙。18时35分，“大德意志”营营长雷默少校奉命前往宣传部办公室逮捕戈培尔。然而戈培尔当着他的面接通了狼穴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中命令雷默镇压密谋者的行动，并将他晋升为上校。18时45分，广播电台播发了希特勒遇刺并生还的消息。事后爆炸现场显示，施陶芬贝格放置炸弹的皮包在他离开会议室后被其他与会者顺手移动到了离希特勒稍远的位置，爆炸后的威力被厚实的橡木会议桌减弱，希特勒因此得以逃过一劫。会议室爆炸后的现场。正中间的橡木桌为希特勒抵消了很大一部分爆炸冲击波，使其仅受轻伤。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普鲁士邦总理、“四年计划”负责人戈林在爆炸发生后的当天晚些时候到达狼穴，并查看现场。他也是密谋者们计划刺杀的目标，但几次准备动手时均不在场。此时的戈林尽管名义上还是第三帝国二号人物，但已经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逐渐边缘化，他也因此深居简出，很少亲自参加各种会议。爆炸现场人员站位及伤亡情况平面示意图。施陶芬贝格本来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黄色方点）放到橡木地图桌板状腿（图中橙色条）靠近希特勒（蓝色点）的一边，但当他借口通电话离开会议室后不久，站在旁边的军官想要换一个位置，移动时踢到了公文包，于是将包拎起放到了图中的位置。这样就在炸弹爆炸时，希特勒正在附身桌面端详地图，除厚实的桌面外，又多了一块厚木板桌腿，这些均很大程度抵消了爆炸冲击波，使得他仅受了轻伤。另外，本来当天会议预定是要在钢筋混凝土防空掩体中进行，后来临时改在通风较好的会议室，这就使得爆炸后冲击波能够迅速发散。如果在预定掩体内，爆炸后的冲击波将无法释放，会杀死更多的人。并且由于当天会议提前进行，因此施陶芬贝格不得不在前往会议室前临时借口换衣服，到一个房间为炸药块插入引信，并用钳子夹断触发定时雷管的酸液管——这对一个稍加训练的健全人来说很容易，但对于他来说则要困难很多；当他启动好一块炸药的引信后，这时等候的凯特尔元帅眼见会议开始，派人催促，于是施陶芬贝格只得将一块炸药放入公文包，这就又减少了爆炸的破坏力。2.阿道夫·豪辛格（陆军副总参谋长）——轻伤。他负责当天的战况汇报。此外他实际上也是密谋行动的知情者，但不了解具体行动内容。4.海因茨·勃兰特（豪辛格下属第一参谋）——伤重身亡。勃兰特被认为也是抵抗组织成员，但他对当天行动并不知情。正是他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挪动了位置，直接影响到了行动的成败。5.卡尔·博登沙茨（空军驻元首大本营联络官）——重伤。6.海因茨·魏岑内格（约德尔的下属参谋）——轻微伤。7.鲁道夫·施蒙特（元首首席副官兼陆军人事部长）——伤重身亡。他在陆军中颇具声望，被认为是可以部分阻止希特勒随意撤换将领的人。随着他的身亡，陆军的人事任免逐渐失控混乱。9.瓦尔特·布勒（最高统帅部陆军参谋长）——轻伤。10.卡尔·冯·普特卡默尔（希特勒海军副官）——轻伤。12.海因茨·阿斯曼（最高统帅部海军参谋）——轻微伤。13.恩斯特·冯·弗莱恩特（凯特尔副官）——轻微伤。14.瓦尔特·舍尔夫（元首代表、最高统帅部军事历史专员）——轻伤。15.汉斯-埃里希·福斯（海军驻元首大本营联络官）——轻微伤。17.尼古拉斯·冯·贝洛（希特勒空军副官）——轻微伤。18.赫尔曼·费格莱因（党卫队驻元首大本营代表）——轻微伤。21.弗朗茨·冯·桑莱特纳（外交部驻元首大本营代表）——轻微伤。22.瓦尔特·瓦利蒙特（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轻微伤。23.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轻伤。24.威廉·凯特尔（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无伤。20时30分，戈培尔对继续效忠希特勒的“大德意志”警卫营官兵训话。随即，该部官兵前往本德勒大街的国内驻防军司令部镇压密谋者。22时50分，部分忠于希特勒的军官释放了弗罗姆，同时带领士兵逮捕了密谋者的几名核心成员。弗罗姆随后以紧急状态法的名义下令将施陶芬贝格和3名同谋（海夫腾、奥尔布里希特、奎恩海姆）在庭院中枪决。与此同时，在巴黎密谋者控制下的德军部队对当地党卫队、秘密警察的逮捕仍在继续。但此时，政变实际上已经失败。23时30分，贝克在弗罗姆的同意下得到一支手枪自杀，虽然子弹射入太阳穴，却并未立即死去而是在痛苦中挣扎许久，弗罗姆随即让一位士官“去帮帮这位老先生”。柏林本德勒大街（今施陶芬贝格大街）国内驻防军司令部入口维尔纳·冯·海夫滕（1908—1944）律师、陆军中尉。出生于柏林，父亲是德国档案馆馆长，母亲的兄弟布劳希奇1938年—1941年担任陆军总司令。他高中毕业后在柏林、巴黎学习法律。1934年后在银行担任评估员、法律部门主任。后在私人银行担任法律顾问。二战爆发后，作为预备役军官入伍。参加了在苏联的作战行动，担任步兵排长。期间因作战勇敢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1942年冬季在东线受重伤，获得黑色战伤奖章。伤愈后未再返回前线，调至国内驻防军司令部，之后被任命为施陶芬贝格的副官。他与施陶芬贝格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全程参与了7·20行动。当晚行动失败被逮捕后，施陶芬贝格本来要先于他被枪决，他直接走到上司和朋友面前，挡下了射击，先被枪杀。
奥托·雷默（1912—1997）德国陆军少将。出生于新勃兰登堡一个天主教徒家庭。1933年入伍，1935年获得少尉军衔。1939年，以中尉军衔担任步兵炮连连长，参加波兰战役。随后在第9装甲师属下担任摩托化炮连连长，参加了西欧、巴尔干、苏联的作战。1942年4月晋升上尉，调入“大德意志”师，担任步兵营长。期间因作战勇猛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1943年1月晋升少校。同年5月因在哈尔科夫作战表现出色获得骑士十字勋章。11月，在该师第1营营长任上因作战出色成为第325号骑士十字勋章橡叶饰获得者。不久后因受重伤返回国内治疗。1944年春夏之交，伤愈后被任命为驻柏林的“大德意志”警卫营营长。720事件中，他成为了一名关键人物，当天他奉命前往逮捕纳粹党宣传部长戈培尔，却在接到希特勒直接指示后立即效忠，希特勒直接提升他为上校。随后他带领警卫营控制了柏林中心区域，在其他部队配合下，政变军人被迅速控制。9月，他被希特勒亲自任命为新组建的元首护卫旅旅长。1945年1月，晋升少将，成为德国最年轻的将军（32岁）。同月，该旅被扩编为师。德国投降后他成为美军俘虏，1947年获释。此后他干了几年泥瓦匠，1950年创办了极右翼政党社会主义帝国党（SRP）。该党迅速在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获得了36万名支持者，在下萨克森州议会获得了16个席位，并在自由市不莱梅议会获得了8个席位。该党曾公开否定大屠杀，因此在1952年被西德政府取缔。1951年5月，他曾在一次公开活动中称720政变参与者为“国家叛徒”，为此在1952年被不伦瑞克地方法庭以诽谤判处三个月监禁。不过他逃过了刑罚，流亡埃及，与一些前德国军人一起担任埃及总统纳赛尔将军的军事顾问。80年代，回到德国，建立了“德国自由运动”，主张两德统一并脱离北约。“德国自由运动”实际是23个德国地下新纳粹组织的伪装，雷默通过这项运动笼络了一批年轻一代的追随者。1991年至1994年间，他制作了自己的出版物——《雷默电报》（Remer-Depesch）。由于该杂志内容涉及煽动种族仇恨和对大屠杀的质疑，1992年10月，施韦因富特地方法院为此判处雷默22个月监禁。1994年，雷默再次逃过刑罚，流亡至西班牙并继续出版《雷默电报》。德国政府曾要求西班牙引渡雷默，但遭到了西班牙最高法院的拒绝。他于1997年10月4日在西班牙病故。
弗雷德里希·弗洛姆（1888—1945）德国陆军大将、国内驻防军司令。出生于柏林，柏林大学毕业后参军（1906）。1908年获少尉军衔。1914年晋升中尉。一战期间担任各级参谋。1920年担任炮兵连长。1922年重回参谋岗位。1928年起进入国防部。1931年晋升中校。1934年2月1日晋升上校，领导国防部陆军局。1935年11月1日晋升少将。1938年1月1日晋升中将。1939年4月1日升炮兵上将，担任陆军军备负责人和国内驻防军司令。该职务负责指导德国本土的军队组建、训练、补充，因此亦有翻译为“后备军”。1940年7月13日晋升大将。弗洛姆早就与秘密反抗组织有接触，施陶芬贝格成为他的参谋长后，劝他采取行动挽救德国。他对此犹豫不决，虽然没有同意参加密谋组织，但默许其在自己的司令部活动。7·20行动当天，他得知希特勒安然无恙时，表示拒绝参加行动。随后他被密谋者关押，但很快就被忠于希特勒的军人释放。他下令不经过审判就枪决了施陶芬贝格等几名主要密谋者，并逼迫贝克自杀。然而第二天他就被党卫队逮捕。1945年3月12日被枪决。7月21日凌晨1时，希特勒发表了广播讲话，宣布他本人“幸免于史无前例的一次罪行”。很快，之前各地被密谋者们逮捕的纳粹分子被陆续释放，希特勒重新恢复了对整个局势的掌控。至此，这场由德国国防军军官主导的反抗纳粹政权的行动以失败告终。7月21日，本德勒街区被奥托·斯科尔兹内指挥的党卫队接管。之后，斯科尔兹内下令停止任何不经审讯的处决。（关于斯科尔兹内的生平可参考本号另一篇文章：1943橡树行动）7·20行刺事件失败后，紧接着开始的清算与报复标志着纳粹政权对德国人民迫害达到了顶点。事件后第二天，希姆莱下令将施陶芬贝格等人的遗体从匆匆掩埋的墓穴中挖出，并焚烧后将骨灰四散。由此开始大规模对7·20事件相关人员的清算和报复。遭到逮捕的不仅有参与者，还有许多无辜的人，纳粹高层援引所谓的古雅利安人的传统，叫嚣“我们将采用亲属无一例外均受牵连的办法”，事件参与者的亲属均受到了株连（Sippenhaft）。施陶芬贝格家族的几十位亲属都被逮捕，其中他怀有身孕的妻子送进了集中营，四个年纪尚幼的孩子都被送进了专门为7·20事件涉案人员子女建立的孤儿院，战争结束时得以幸存下来与家人团聚。上文提及的事件关键人物亨宁·冯·特雷斯科在获悉7月20日的刺杀行动失败后，为避免其他刺杀行动参与者因他的被捕而被查出遭到同样迫害，选择了在前线自杀，并制造战死的假象。不过随着盖世太保对7·20事件调查的不断深入，特雷斯科在其中的重要推动作用愈加显现。不久后，盖世太保也将他已经下葬的遗体挖出并焚烧。盖世太保用尽各种方法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整理出一份详细的7·20事件参与者名单，牵连之广超出他们最初的想象，很多高级将领均牵涉其中，如京特·冯·克鲁格元帅和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元帅。最令希特勒震惊的是，他一直以来器重的“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也被查出与密谋集团有所关联。隆美尔在北非出色的战绩使得他成为了纳粹德国极力宣传的传奇人物，不仅是当时军中极具声望的将领，也是德国民众所崇拜的偶像。就连这样的人物也被查出牵涉其中，让希特勒觉得难以接受，最终选择了以逼迫隆美尔自杀的方式来处理，并出于稳定士气的需要对外宣称他是因受伤去世，并给予国葬的待遇。柏林地区警察局长沃尔夫·海因里希·冯·赫尔道夫伯爵（左）前驻苏联大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都是密谋行动的知情、参与者。他们在政变失败后都先后被捕，遭到处决。他们代表了当时德国旧贵族以及军队之外的精英阶层对纳粹党的反抗。还有一件令希特勒和纳粹高层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代表德国保守阶层的贵族是这次密谋事件的后台，参与策划和行动的人，绝大多是出身德国传统贵族的军人。一直以来，纳粹党都和贵族阶层关系紧张，反之贵族群体也普遍对纳粹党人心存芥蒂。希特勒的秘书鲍曼曾将德国的贵族称为“国家中的传染病”，希姆莱也曾表示“王子们不比犹太人好到哪里”，对于这些人要搞“彻底的株连”，这也是后来纳粹选择以极端血腥且带有侮辱性质的方式来进行报复的另一个原因。希特勒愤怒地称7·20事件涉案人员“不配死在荣誉的子弹下”，决心将他们以对军人来讲带有侮辱性质的绞刑方式处死。为此希特勒要求组成一个所谓的“荣誉法庭”，目的是将涉案军官开除军籍，交由所谓的“人民法庭”审理，并指定由纳粹法官罗兰·法莱斯勒进行审理，希特勒将他称为“我的维辛斯基”，维辛斯基是在斯大林进行大清洗时负责宣判死刑的苏联法官。人民法庭对所有7·20事件涉案者均判处绞刑这种具有侮辱性的刑罚，约200人被吊在钢琴弦做成的绞索，挂在屠宰挂肉的铁钩上处决。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周，还不断有人因此事在集中营或监狱中被杀害。因7·20事件被杀害的相关参与者和无辜的受牵连者多达4980人，共有约7000人先后被捕。这些人当中不乏当时德国社会中的军政要人和精英分子，三位陆军元帅因此丧生，另外还包括身居要职的原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国内驻防军副司令奥尔布里希特上将，驻法国德军司令施蒂尔普纳格尔上将，最高统帅部通讯处处长菲尔基贝尔中将等数十位将军均遭杀害，原莱比锡市市长戈德勒博士和著名神学家朋霍费尔教授等社会知名人士也遭处决。纳粹法官法莱斯勒主持的“人民法庭”。（关于法莱斯勒的生平，可参考本号另一篇文章：不凋的玫瑰——白玫瑰运动图传）“人民法庭”在对7·20参与者的审判过程中进行各种侮辱，包括抽掉被告的裤带，令其只能一直提着裤子，然后对之以各种谩骂、羞辱。图中左侧的维茨莱本元帅就是遭到这种对待。图中间的是克劳斯·施陶芬贝格的兄长贝托尔德，他于8月10日被判处死刑。纳粹处决7·20参与者的绞刑方式（电影剧照）。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称，这一过程被拍照和全程摄像，送交纳粹高层阅览。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迪特里希·朋霍费尔（1906—1945）德国著名神学家、信义宗牧师、认信教会创始人。他的思想对二战后的基督教神学发展乃至整个西方思想产生了广泛影响，被称为“现代使徒”。他深受存在主义影响，强调个人牺牲与团体生活。他一直对纳粹主义进行斗争，积极参加反对其统治的抵抗运动。他在1943年3月就被拘捕，1945年4月9日纳粹覆灭前夕被处以绞刑。卡尔·戈德勒（1884—1945）博士、德国政治家。一战期间以上尉军官身份服役于东线。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加入民族人民党，后担任政治顾问。1931年退出政党。此后他以无党派政治家身份活跃于政坛，先后担任过科尼斯堡市副市长和莱比锡市市长。戈德勒的政治观点以反纳粹、拥护君主立宪制为主。二战爆发后成为反希特勒文官密谋集团领袖。7·20政变中，他被内定为新德国的总理人选，政变失败后被捕，1945年2月2日被处以绞刑。图为他和希特勒在1933年纪念音乐家瓦格纳逝世50周年活动现场。埃尔温·冯·维茨莱本（1881—1944）德国陆军元帅。他在1937年就与贝克、卡纳里斯等人谋划政变推翻希特勒，但最终不了了之。1940年6月曾指挥所部突破马其诺防线，因此获得骑士十字勋章，并在当年晋升为元帅。之后他被任命为西线德军总司令，负责荷兰、比利时、法国的军事指挥。1941年因批评纳粹政权而被以健康理由解职。此后他积极参加各种反纳粹的秘密活动。7·20政变中他被内定为担任新德国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失败后当晚被捕，8月2日被开除军籍，最终以叛国罪处以绞刑（8月8日）。京特·冯·克鲁格（1882—1944）德国陆军元帅。尽管他反对针对法国的作战计划，但仍全力指挥所部作战。1940年7月晋升元帅。1941年12月接替被解职的博克元帅指挥中央集团军群。此后他通过特雷斯科了解到秘密抵抗运动的状况，但犹疑不定，并未确定是否参加。1943年7月25日，戈德勒博士致函克鲁格，鼓动他参加抵抗运动，“以力量和理智去维护德国的利益”。在特雷斯科的活动下，贝克等将领也在设法争取克鲁格。10月27日，克鲁格因其座驾在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公路上发生意外翻车而身受重伤，回国休养。前线的败局和抵抗力量的策反，促使克鲁格于11月同戈德勒会晤并下决心除掉希特勒。1944年7月，他接替格尔德·冯·伦德斯泰特元帅成为德国西欧战场总司令。此时他重新又对希特勒充满信心，疏远了抵抗组织。7月20日得知希特勒仍在后，他表示无可奈何。8月，他因军事指挥上的分歧被解职。返回德国的路上，他获悉自己有可能被审判后，服毒自杀。自杀前他留下一封信给希特勒，请求结束战争。希特勒事后曾表示:克鲁格应该被处死。埃里希·霍普纳（1886—1944）德国陆军大将、装甲部队专家。早年参加一战，战后继续在国防军中服役。二战初期指挥装甲军参加入侵波兰、法国。1940年7月晋升大将。1941年指挥第4装甲集群入侵苏联，作为进攻列宁格勒方向的突击先锋。当年底参加进攻莫斯科行动，因面临不利战况主动撤退触怒了希特勒，与其他将领被撤职或编入预备役不同，他被直接开除军籍。他早在战前就与密谋组织有过接触，此后也参加了720政变。后被捕，处以绞刑。霍普纳是骑兵出身，他也因此被属下官兵称为：“老骑兵”。威廉·卡纳里斯（1887—1945）德国海军上将、国防军军事情报局长。他被认为是最早开始颠覆希特勒政权的将领之一，甚至很多研究认为德国在战争期间的一系列失败很多都与他的暗中破坏、阻挠有关。1935年1月到1944年5月，他执掌德国军队的情报机构，给后世留下大量未解之谜。据信720事件中施陶芬贝格使用的英制炸药就是他事前提供。他还被猜测早就与英国情报机构有某种联系。他在7·20事件前就被解职，之后不久亦遭逮捕。1945年4月9日纳粹覆灭前夕与战友奥斯特一道被处决。（关于卡纳里斯的早期生平，可参考本号另一篇文章：第三帝国情报巨头轶事-2）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1886—1944）德国陆军上将，驻法国占领军司令。他是最早参加反抗希特勒统治的将领之一，早在战争开始前就秘密谋划行动。7·20当天他在巴黎积极响应国内政变，指挥所部逮捕了大批党卫队、盖世太保成员。政变失败后，7月21日他开枪自杀未遂，子弹射入太阳穴，却只造成失明。随后被捕，并于8月30日被判处绞刑，同日被处决。埃尔温·隆美尔（1891—1944）德国陆军元帅。他在1944年初就获悉有人企图推翻希特勒，这些密谋者就包括了当时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隆美尔不赞成用暴力手段消灭希特勒，他主张通过法庭审判其罪行。他还得到龙德斯泰特元帅的鼓励:你还年轻，应该做些什么。不过他在7月17日视察诺曼底前线途中遭到英军飞机扫射，身负重伤。值得一提的是，他负伤的地点正是老对手蒙哥马利的先祖发源地。隆美尔对几天后发生的刺杀及政变一无所知，却在事后一份不知从何而来的名单中被列为未来的新德国总统，加之他的多名部属也参加了密谋行动，因此他在希特勒的逼迫下不得不服毒自杀。对7·20事件的调查还致使此前一些反抗纳粹的团体一一显现，纳粹开始对整个德国社会中的反抗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残酷的报复。希特勒对国防军的信任完全丧失，希姆莱所领导的党卫队全面接管了德国国内军队的各个要害部门。以往在国防军中常用的军礼被强制改为“表达对元首的忠贞不渝以及国防军与党的亲密无间”的举手礼。纳粹德国内部人心惶惶，一些被免职的军官也急迫地向希特勒表达忠心。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军中人人自危，阴云笼罩在人们心头，唯恐成为怀疑对象。希特勒于21日午夜在电台发表了关于此事的讲话，其中将7·20事件定性为“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罪行”，事件的参与者被描述成“一小群野心勃勃毫无荣誉感且愚蠢透顶的军官”、“同1918年那样在国家背后插刀”并将其称为“叛国者”，并宣称说如果此次暗杀成功对德国来讲将是厄运，因为被杀的是一个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工作的人。德国军方也随后发表了相关讲话阐明立场，海军司令邓尼茨也在事件发生当日的讲话中将其描述为“罪恶的叛徒企图暗杀元首，他们这种罪恶行径将会使得德国陷入混乱，人民会因此而饥饿、悲惨、失望”，并且在讲话的最后部分中表明了德国海军会尽力继续忠诚于希特勒。戈林代表空军发表讲话，对7·20刺杀事件表示唾弃，声称“这些罪恶的叛徒企图通过伪造的命令来挑起军队的混乱，他们已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德国军队，自绝于军人的荣誉，也自绝于自己的誓言和忠诚”。同时表示德国空军会继续保持对希特勒“毫无保留的拥护”。事后不久，希特勒下令专门为7·20事件中在狼穴会议室爆炸的受伤者颁发了在原有图案基础上增添1944·7·20日期标识和希特勒签名的特制战伤奖章。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1895—1945）男爵、博士、德国空军元帅。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头号空战王牌“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的堂弟。他是骑兵出身，一战后期接受飞行训练，并在堂兄指挥的飞行大队服役，共击落7架敌机。战后在汉诺威大学学习机械工程，获得工程师资格，之后加入国防军。1929年任德国驻意大利武官，期间秘密进行军事飞行交流工作。1932年回国，同年获得柏林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其后纳粹上台扩军，他参与德国空军的组建。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参与指挥“秃鹰军团”前往作战。他根据西班牙作战经验，认为空军应当成为一支“飞行炮兵”。他也因此成为空军对地支援的专家和鼓吹者。虽然一系列作战证明他的理念之有效，却也给德国空军的发展埋下隐患，导致其缺乏战略轰炸能力，整个二战期间德国空军的战略作用都远逊于英美。尽管对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德军的支援没能挽救其命运，但里希特霍芬的出色指挥和组织有目共睹，因此他在1943年2月晋升空军元帅。此后他调派意大利战场，在那里与拥有绝对优势的盟军航空兵对抗。1944年7月下旬，他因病做了一次开颅手术。恢复健康后到狼穴面见希特勒。此时希特勒还处于7·20事件后的震怒中，但里希特霍芬直言不讳提出应该结束战争。他不卑不亢、恰到好处的言辞获得了希特勒的尊敬。尽管讨论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德军许多将领对战争前景的清晰认识。尤其是在720之后的背景下，更让人不由得感慨。720事件中被炸身亡的空军总参谋长科尔滕的葬礼。（关于他的生平，可参考本号另一篇文章：耶顺内克的选择——1943年德国空军的困境）希特勒在9月2日下令设立了这款十分罕见的1944年7月20日战伤奖章（Verwundeten-Abzeichen 20 Juli 1944）。该章与德军的战伤奖章最大不同就是在钢盔图案下镌刻着日期和他的签名。这些纳粹德国官方的言论和行为明确地为事件下了定义，密谋者们成为了“德国的罪恶叛徒”。密谋者们试图挽救德国的努力和牺牲并没有唤起当时德国社会的警醒，在纳粹政府的宣传蛊惑和恐怖统治下，德国人民对于此事的认识也是模糊不清，甚至普遍存在着敌视态度。加之每一名第三帝国军人，都曾经向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宣誓效忠。如今这些密谋者们不再遵守誓言，向效忠对象发起攻击，这在当时是被很多人认为无法接受、难以理解的行径。就连7·20事件者的家属们也曾在当时对此非常不解，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的长子贝尔图德·冯·施陶芬贝格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父亲实施的暗杀令我们非常震惊也无法理解，他反抗了国家领导人，这对我们来说无法想象，他怎么会做出违抗元首的事情”。克劳斯的妻子妮娜·冯·施陶芬贝格，右图是1933年9月26日他们的婚礼。1943年夏，施陶芬贝格从北非受伤后返回家中休养，与儿子、女儿、侄女、侄子在一起。在当时德国的报纸中，报道7·20事件时普遍采用“Hochverrat”（叛国）、“Verräter”（叛徒）等带有强烈敌视态度的字眼来形容事件以及事件的参与者们。这些报道将战争末期德国国内外的诸多困境与7·20密谋者们的行为联系在了一起，将不利的境况归咎于密谋者们“背后一刀”的“背叛行为”，这使大批德国人又更加坚定地团结在了纳粹党的一边，这种观点甚至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仍然占有着主流地位。战后一段时间里，7·20事件的策划、实施者仍然被许多德国人视为是“叛国者”，对于他们的纪念只在很小范围内进行。随着时间推移，德国对纳粹影响的清算和反思不断深入，7·20事件的参与者们才逐渐获得了较为积极的评价。1955年，为应对苏联的威胁，西德建立了武装力量——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在新军建设具体进行的工作中，决策者试图将新建立的军队与之前纳粹德国军队区别开来，为此需要寻求与纳粹时代军队所不同的军事传统。1955年西德国会人力专家委员会提交的讨论稿中明确表示“要将对1944年7·20事件的评价当做从各方面挑选合适领导人物的试金石”，“候选人应用人类的良知去认识施陶芬贝格的行为，要考虑至死仍带着强烈责任感的军人的感受”。在纳粹德国时期反对过希特勒的将领施韦林此前就曾被西德第一任政府总理阿登纳提议任命为某一军事单位的负责人。为结束官方一直以来对7·20事件意见不一的争论，也为能尽早给联邦国防军找到一个德国社会各界都能普遍认可的军事传统，国防军总监豪辛格（爆炸现场的见证者）在事件十四周年之际发表了讲话，在提到7·20事件时他称：“这是德国最黑暗的时期，勇士们的基督教救世和人道主义的责任感所决定的暗杀行动是其中的一丝光亮。我们联邦国防军人对于他们的牺牲精神和良知表示无限的敬佩。他们无愧于我们的表率”。这段讲话是长久以来官方在公开场合对7·20事件谨慎表态的一个突破，明确地从责任与良知方面给予了事件高度评价。1990年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结束了冷战以来的分裂局面，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诞生。新的德国对于7·20事件等能反映德国内部抵力量的事迹不再受到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有了较为统一的正面积极评价。1993年9月，联邦国防部将第二个办公地点设在柏林本德勒建筑群内，之后每年的7月20日官方都会举办大规模的纪念仪式，并明确表示“这样的选址并非是随意之举，而是表达对7·20事件及其参与者们的敬意，他们对于纳粹的反抗，也是现在联邦国防军的传统”。1994年，为纪念以7·20事件为首的一系列德国抵抗力量的殉难者，德国政府在本德勒建筑群以及普勒岑塞监狱等抵抗者被屠杀的地方建立了纪念中心“德意志抵抗力量纪念中心”并成立了研究协会。中心建立的主题图书馆专门存放和收集以7·20事件为主的德国抵抗运动文献，这极大地促进了德国各界对7·20事件的了解与认识。1998年德国明镜周刊发布的“您如何看待7·20刺杀事件”调查结果显示，高达73%的受访者表示理解尊重或钦佩7·20事件参与者的行为。1999年，联邦国防军正式开始在每年的7月20日举行新兵入伍宣誓，在仪式上时任政府首脑及军方高层都会就7·20事件发表讲话，阐明7·20事件及其参与者是德国军人勇于反抗纳粹暴政，体现良知与责任的典范，鼓励联邦国防军新一代军人向前辈学习。2004年7月20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事件六十周年的仪式上曾提及施陶芬贝格等反抗纳粹的德军军官为德国人民做出了榜样。曾经的纳粹德国航空部大厦，战争末期虽然遭到轰炸，但因其建筑坚固而幸存。如今这里是德国联邦财政部所在地。作为720事件的参与者，兰肯在之后被盖世太保逮捕，经过作秀式的审判，9月30日在柏林普罗岑塞监狱被处以绞刑。兰肯的别墅在1945年被纳粹政府用作养老院，期间也曾被炮火轰炸。战后作为波茨坦大学招待所。1987年别墅入口处的一对大理石狮子被列为国家纪念物。德国统一后这座别墅归还给了兰肯家族。如今这座别墅经常作为纪念抵抗运动的活动地。2007年，电影《刺杀希特勒》拍摄期间曾在此取景。图中是当年兰肯中校隐藏炸药的楼梯口散热盖位置。位于柏林万湖特里斯坦街8号昔日施陶芬贝格在柏林的住所，如今这座别墅已经是好几户人家的住宅，只有入口处的一块金属牌告诉人们这里昔日的主人是谁：“克劳斯·格拉夫·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上校于1943年至1944年期间居住于此。他为反抗纳粹暴政而死。”位于柏林圣马太公墓的720事件殉难者纪念墓碑。从上到下依次是:施陶芬贝格、贝克、奥尔布里希特、奎恩海姆、海夫滕。1964年德国发行的抵抗纳粹运动人物纪念邮票。左上是白玫瑰组织的代表人物苏菲·朔尔，右下角是施陶芬贝格。2014年7月20日，德国政府在柏林等地举办了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纪念活动。时任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在抵抗中心纪念馆发表了讲话，讲话中他称7·20事件是德国军人追随良知，为捍卫自由捍卫人的尊严捍卫德国的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努力。联邦国防军退役少将，施陶芬贝格长子贝尔图德作为7·20事件殉难者的遗属也在2014年纪念活动的讲话中回忆了父亲的行为：“这是出于道德良知的义愤而非政治的好处，希特勒和他的党羽窃取并践踏了军人的荣誉，...与1989年东德那时不同，1944年的这件事看起来是不民主的，是少数人做出了反对多数人的事。然而事实则是这些少数人将他们的个人荣誉当作赌注去试图挽救国家荣誉和整个民族的道德良知”。
2014年7月19日在柏林举行的事件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中，笔者与贝尔图德·冯·施陶芬贝格的合影。
2024年德国军事刊物《克劳塞维茨》纪念720事件的文章“现在全世界都会诋毁我们，但我仍然坚信我们做了正确的事。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敌人，也是全世界的敌人。几个小时后，当我来到上帝面前，为我所做的和未做的事负责时，我知道我将能够证明我在与希特勒的斗争中所做的一切是正当的。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只要在索多玛城里找到十个个义人，他就不会毁灭索多玛，所以我希望上帝不会为了我们而毁灭德国。我们中没有人可以抱怨死亡，因为加入我们的队伍的人都穿上了涅索斯的战袍。一个人的道德价值只有在他准备为捍卫自己的信念而献出生命时才得以确立。”
——特雷斯科 1944.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