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人应该比中医更懂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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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8 01:01发布于北京知识官生物医学博士、美国执业医生健康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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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01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刊登论文，报道了中成药“中风醒脑液”治疗急性脑出血的临床实验结果，显示其治疗效果与安慰剂无差别。

02该中药口服液主要成分为人参、三七、川芎和大黄，这四种植物在中医药领域具有重要地位。

03然而，植物学专家表示，植物学人应该比中医更懂植物，用更有科学性的人文知识向外行塑造植物形象。

04由于植物分类学的不断发展，一些中药的原植物分类和命名也随之发生变化。

05作者希望未来的植物学人能够普遍做到不谈药用文化也能对植物侃侃而谈，写出很好的科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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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植物界也有四位贵胄子弟突然火了，它们是人参、三七、川芎和大黄。11月13日，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刊登论文，报道了一项利用现代药效检验黄金四原则（随机、对照、双盲、多中心）对中成药“中风醒脑液”治疗急性脑出血所开展的临床实验。这种中药口服液是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院内制剂，由该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导“国医大师”陈绍宏研发，主要成分就是上面4种植物。

　　实验的结果，也并不出人意料，表明这种中成药治疗急性脑出血的效果，与安慰剂没有差别；而在不良反应方面，它与安慰剂也没有差别。简而言之，就是“治不了病，吃不死人”。当然，论文为了给这种中成药强行挽尊，还是留了一丝光明的希望，就是说它虽然对参与临床实验的全体病人无效，但如果把病人分成亚组，那么对于其中脑出血量超过15 mL或脑叶出血的亚组来说，似乎还有一点效果，留待后续研究。

　　我说这实验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因为我几年前就反复说过，现在对于中医药，早已不是“废医验药”的时代了。真正“废医验药”的时代，是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在此期间，化学家确实从一些有明显治病效果的中药（比如麻黄）提取出了有效成分，测定了其结构式，进而探索其药理，开发衍生物，最终将它们升华为现代药物。

　　20世纪中叶以后，容易研究的中药材基本研究完了，剩下的就是大海捞针，花费巨量人力物力，只能捞到黄花蒿、喜树等寥寥几根针，在经济上极不划算。与此同时，以生物化学为基础的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Computer-Aided Drug Design, CADD）及其升级版本人工智能药物设计（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ug Design, AIDD）已经成为现代药物研发的绝对主流。因此，今天对于中医药，理应“废医废药”，停止漫无目的的砸钱，不要再抱“万一又有新发现”的天真幻想。

[美]唐纳德·R. 基尔希、[美]奥吉·奥加斯著，陶亮译《猎药师：发现新药的人》（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其实这也不是我个人的真知灼见，而是现代药物研发这行业很多人的共识。比如《猎药师：发现新药的人》（The Drug Hunters: The Improbable Quest to Discover New Medicines）就明确写道：“如今，几乎没有新药是从植物里发现的，因为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早就被发掘殆尽。”“经过几千年的探索后，植物界的真理似乎已经挖掘殆尽。”只不过，这种冷冰冰的科学逻辑不够“左”，所以在国际医学界，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给各种替代医药（当然，不限于中医药）留出一席之地，在脑出血之类连现代医学也暂时搞不定的疑难杂症上，为它们提供一些机会（“万一成了呢？”），这大概就是这项有国外研究者参与的中药临床实验结果能够刊登在《柳叶刀》上的背后原因。

　　我是研究植物学的，在2022年曾写过一篇《我眼中的连翘和金银花》，里面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植物学是真正的科学，植物学人理应是最了解植物的人。如果一个植物学家，被人问到人参、三七、川芎和大黄这些植物，在报完它们是什么科什么属、大致长什么样之后，就不知道还能谈点什么，憋上半天只能喃喃地说，它们可以入药，那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诚然，术业有专攻，今天很多植物学家，只研究一两种植物，甚至只研究这一两种植物的某个方面，可能连人参是哪个科的都答不上来，这也情有可原，但如果一个植物学人还葆有全面求知的古老理想，愿意在自己钻研的狭窄领域之外，了解更全面的植物知识，那么他就应该争取做到比中医更懂植物，能够用更有科学性（同时不乏人文上的启发性）的知识，向外行塑造一个立体鲜活的植物形象，不让那些“入药治××”的陈言腐语喧宾夺主。

　　就拿“××是什么科什么属”这个最基本的分类问题来说，它其实未必那么好回答，因为植物分类学也在与时俱进，最近30多年经历了“分子支序系统学”革命之后，很多植物的分类地位和学名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这场革命仍在进行之中。

　　以上面提到的4种植物为例，其中大黄的分类是最没有争议的。严格地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规定，中药大黄的原植物有3种，即掌叶大黄（Rheum palmatum）、鸡爪大黄（唐古特大黄，Rheum tanguticum）和药用大黄（Rheum officinale），但它们都属于蓼科大黄属（Rheum）。掌叶大黄的学名还是“现代植物分类学之父”林奈在1759年亲自命名的，历经两百年多一直不变。

　　人参（Panax ginseng）和三七（Panax notoginseng）的分类，现在也没有争议，都属于五加科人参属（Panax）。人参属也正如大黄属一样，是个非常自然的类群，即使在分子时代，其范围也没有变动的必要。但与大黄属不同，人参属在植物“家谱树”（系统发生树）上的位置，会影响到与它近缘的楤木属（Aralia）的分类。现有证据表明，人参属是从楤木属内部演化出来的，可以说就是一类形态特殊的楤木。按照支序系统学的单系原则，如果要承认人参属，那么楤木属就需要分家，拆成几个属。但因为相关研究还不充分，除了原产热带美洲的蜥楤木（Sciadodendron exelsum）已经被一些学者独立为蜥楤木属（Sciadodendron）之外，还没有进一步的分类处理。

　　川芎的分类问题是最复杂的。很多植物分类学的外行，会以《中国植物志》为据，说它的学名是Ligusticum chuanxiong，属于伞形科藁本属（Ligusticum）。但《中国植物志》的英文修订版Flora of China指出，川芎并不是一个野生种，而是藁本（Ligusticum sinense）经过长期栽培选育之后的品种。

　　然而，Flora of China的命名也已经过时了。分子研究表明，伞形科的传统分类是高度不自然的，仅靠果实形态上的相似性，就把很多并不近缘的种类强行拼凑在一起。传统定义的藁本属就是个大杂烩，2019年的一项研究（Zhou J et al., 2019）表明，它竟然包括了6组关系很远的植物。我主持的多识植物百科，现在暂时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把藁本（连同川芎）转入山芎属（Conioselinum），学名变为Conioselinum anthriscoides（由于藁本已经不在“藁本属”Ligusticum，为了避免名不副实，后者的中文名也改为“北藁本属”）。但2019年的那项研究暗示，这种处理可能仍然不妥，藁本可能最终需要自成一属（目前还没有属名可用，需要新发表）。简而言之，当下的植物分类学会告诉你，川芎属于伞形科山芎属，是藁本的品种，学名可以用Conioselinum anthriscoides ‘Chuanxiong’；但这也只是一个暂时的处理，它的分类和学名将来可能还要再变化一次，才能最终稳定下来。

　　（顺便说一句，2019年那项研究还再次确证，另一种中药原植物当归Angelica sinensis也不在“当归属”Angelica，而应当转入欧当归属Levisticum；Angelica的中文名需要改为“白芷属”，但目前也没有人做出正式分类处理。）

　　一种植物如何分类、如何命名，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是个无聊的问题。他们会对这种学名和中文名变来变去的状况感到不满。但这背后其实有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伞形科植物会发生这样的演化，导致许多明明不同支系的植物，在果实形态上会有趋同之处？是否这些果实形态对应了某种特别的传播方式？这些问题是植物系统学和植物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把它们搞清楚，显然可以加深我们对被子植物演化的认知。

　　虽然我现在对很多事情已经绝望，但还是希望，将来的植物学人，能够普遍做到不谈药用文化也能对植物侃侃而谈，一个字不提中医也能写出很好的科普作品。这个希望对我自己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但或许对别人还有一点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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