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明以其卓越的思想与制度成就，奠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这些文明具有内在的独特性与高度成型的文化体系。同时，文明的交流互鉴为其发展又进一步注入了活力。
古典文明内涵及其特质——
古典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化体系，不仅塑造了自身时代的社会形态，还为此后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制度借鉴。
讨论古典文明时，需区分好“古典文明”与“文明的古典阶段”两个概念。“文明的古典阶段”特指文明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达到相对高峰或各方面首次成型的特定时期。最为人熟知的古希腊古典阶段指的是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希腊城邦制度的多样化达到顶峰；两河流域文明的古典阶段是巴比伦第一王朝阶段（即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894年至1595年），尤其是汉谟拉比统治时期的法典传统和文化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埃及的古典阶段是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50年至1650年），古埃及社会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全面成型，展现出高度的稳定与凝聚力。
一般认为，古典文明具有诸多特质，着重表现为古典文明的典范性、多样性与整合能力、历史意识与象征体系这三个核心维度。典范性体现了文明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制度创新和思想成就；多样性与整合能力反映了文明应对挑战、实现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历史意识与象征体系展现了文明传承和自我认知的深层结构。
就典范性而言，古希腊哲学在理性思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对前期文明的思想积累进行了系统化整理，还奠定了西方文明对社会、自然和道德的思考框架。
就多样性与整合能力而言，多样性带来丰富性，整合能力则保证稳定性与持久性。埃及新王国时期对喜克索斯人带来的亚洲传统、南方努比亚传统进行整合，展现了早期帝国的多样性整合能力。此后，新亚述帝国发展出系统化的多元统治体系，通过建立行省制度、派驻总督和驻军来管理各地，并允许被征服地区保留本地官员。
就历史意识与象征体系而言，纳尔迈调色板（约公元前3100年）是人类最早的历史叙述器物之一。它通过生动的图像记录了纳尔迈统一上下埃及的功绩，描绘了国王征服敌人、维护秩序的场景。这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以视觉形式呈现了国家统一与秩序构建的理想蓝图。
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王表是系统化历史记录的早期典范。这部文献约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追溯从神灵统治到人类王朝的连续性。其信息来源多样，包括神话、宗教记录和王室档案，通过列王的连续性为后代提供权威的历史框架。
通过物质和文化符号，古典文明不断强化文明的认同与传承。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金字塔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圣书体象形文字主要用于宗教仪式、法令和纪念碑等场合，通过记录神灵旨意和政治事务增强法老统治的合法性；金字塔不仅是法老的陵墓，还是古王国时期君权建构、国家治理的象征。
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进入古典文明阶段后，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这种互动在晚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12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继而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大致为中国汉朝时期）迎来了新的发展。
晚期青铜时代的东地中海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国际秩序。通过外交、贸易、联姻和文化交流等，将两河流域、埃及、米坦尼、赫梯、亚述和迈锡尼等多个文明联系在一起。埃及法老与赫梯、巴比伦等大国的君主频繁通过书信往来，相互称为“兄弟”。这一称谓不仅是对平等地位的确认，更是对彼此外交关系稳定性的承诺。
中国汉朝时期，陆上和海上贸易路线构成贯通欧亚非大陆的重要通道。陆上商道从长安出发，经中亚绿洲城市如撒马尔罕、巴克特里亚，延伸至帕提亚帝国和罗马帝国的东部省份。这条路线主要运输丝绸和香料，同时也促进了文化和宗教的传播。
这一时期，海上贸易网络连接了多个文明中心：南亚的泰米尔地区和巴里古扎输出香料和棉布，同时接收来自罗马的金银器皿和钱币；阿拉伯半岛的索科特拉以出产乳香闻名，经红海到达埃及的贝莱尼科，再由尼罗河通往亚历山大港，最终与地中海贸易网络相连。
贝莱尼科的考古发现生动展现了文明交流：这里出土了南亚风格的佛教造像、萨塔瓦哈那王朝的钱币和梵文铭文，发现了大量罗马钱币和地中海风格的艺术品。同时，《红海航行记》详细记载了印度西海岸巴里古扎港口的繁盛贸易，罗马的玻璃器皿和金银器具在中东、南亚广受欢迎，印度的香料、宝石和棉布风靡罗马上层社会，进一步揭示了文明交流的双向特征。
古典文明的发展与交流，对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古典文明展现的多元共存智慧，为处理文明冲突提供了借鉴；其次，古典文明在制度整合方面的成就，启示在全球治理中如何兼顾普遍性与地方特色；再次，古典文明的贸易网络昭示经济联系对促进文明交流的重要性，这对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
进一步来看，古典文明是“同球共济”理念的见证者、实践者。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东亚到南欧，古典文明的智慧告诉世人：只有秉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态度，才能在诸多全球性挑战面前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开创人类文明新的篇章。
（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王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