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杜名叫杜修身。
80岁的老杜坦言心里曾有些疤：比方说家庭成分不好、比方说干了22年临时工没法转正……
不过这是曾经。
现在，老杜老两口儿孙满堂常欢笑，白头偕老游世界，幸福得“明目张胆”，难怪他写了回忆录《雾庄散话》，想给大家讲讲自己的一生。
“我爷参与创办务庄小学”
老杜家祖祖辈辈都是西安市灞桥区务庄村人。1950年土地改革中，6岁的老杜知道家里的成分定得高，却不知其中意味。
1963年，首次参加高考的老杜落榜。“一方面，我俄语不行；另一方面，1960年起，高等院校经3年跃进后，骤然缩小录取规模，尤其是1962年和1963年。”老杜说，“1964年、1965年，我又连续考了2年，还是无法如愿，毕竟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紧接着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家庭成分的枷锁更是一度让老杜心灰意冷。
“这都是过去的事，我也因此遇到了你阿姨，也不全是坏事。”他说着看向一旁听他说话的老伴——刘麦叶。
老两口同龄，论生日老刘还比老杜大几个月。为了考上大学两人都连续考了3年，并在复读最后一年相识，同病相连的两人一见如故，在1968年结为连理，育有两儿一女。
老杜说：“你阿姨也是我爸的学生。我老丈人是位医生，我父亲中学时就加入中共地下党，20世纪4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开始任教，是物理老师。他在34中任教多年，还辗转临潼华清中学、市六中、西安市第一女子中学等学校任教，因家庭成分我爸也没少遭罪，但老人始终教育我们要善良。”
提起往事，杜家算是务庄村的书香世家。“我爷参与创建务庄村第一所完全小学，旧社会村村有庙，民国时提倡‘庙产兴学’。1928年前后，我爷和村里的文化人改庙为校，村里愿意学习能交起学费的男娃、女娃都可来上学，但当时政府没钱办教育，主要靠村里的大户筹资。解放后，由县上接管，先由长安县管，1955年灞桥区成立后接管。务庄小学后来几次更名，现名叫浐灞第十三小学。”
老杜还说，务庄小学在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是有纯正红色基因的学校。“解放后，长安县第一任书记、县长都是务庄小学地下党联络点培养的干部。”
“每天骑自行车通勤3小时”
无学可上又成了家的老杜，只得回村耕地种田，回忆录写到，“为了生存，潜心学习耕作技术，几年下来，练就了农活全能手”，“凭着年轻力壮，我每天打胡基总比别人多，拉千斤重的架子车也是常事”。
1983年，包产到户后，老杜在一个冬夜被拖拉机撞倒，肋骨多处粉碎性骨折，侥幸捡回一条命。养伤一年，无法再干重体力活的老杜，还得继续为生计奔波。
1986年，老杜经人介绍成为西安市东大街市容管理办公室管理员。“上世纪80年代，在‘铁市长’张铁民的‘铁拳’治理下，全市市容市貌焕然一新。‘铁市长’牵头成立的市容指挥部，从市、区到街道发挥着重要作用。1985年新任市长延续了这一设置。”老杜说，“当时东大街市容办像我一样的管理员有24个，三班倒在街上巡逻、检查街道卫生和店铺服务态度。”
当然还有临时聘任的戴红袖标的执勤员，虽然都没编制，但老杜等24人算该工种的正式工。工资由市上按每月上交的罚款按金额返还发放。
老杜记得，入职当天，他和介绍人一起到办公室，填了一张表就算入职了。随后，穿着便服的老杜就在老管理员的带领下上岗。
此后一年，他开始了每天骑自行车通勤3小时的日子，因节假日更需巡逻，那一年几乎全年无休。一个月后，老杜领到了藏蓝色的工作服和市容管理××号的铜制胸牌以及此后多年不涨的45元工资。
“1986年，东大街有370多个单位由东大街市容办管，但整条街分属几个街道管，比如解放路十字到钟楼段大致由柏树林街道管，而大差市到东门段受和平路街道（注：2001年并入柏树林街道）管。”老杜说，“当时的东大街不仅白天人流如织，晚上也十分热闹。”
据他回忆，当时案板街的夜市已存在好几年，很多附近的住户每晚就沿着案板街出摊，夏天多蔬菜瓜果，冬天多烤肉、猪蹄等，来逛的、买的、吃的人都不少。
“所以，我们夜班管理员要在案板街口值班到晚上10点。”老杜说。
问他为啥在街口值班？他笑说：“这些都算是无证经营，我们在街口把他们撵到案板街里——新城的地界上就行。但东大街人流大，常常撵进去一会儿又出来了，所以要值班到很晚。在钟楼盘道附近也一样，只要赶到南大街街道（注：2001年并入南院门街道）就行。”
说完，老杜又笑着说，“当年都是这样。”
顿了一下，他补充了一句，“印象中，到了上世纪90年代郑州才学习西安重视城市的市容卫生，上世纪80年代末成立的解放路管委会也是对这一模式的肯定与延续。”
上班吃馍、打毛衣……都得罚
“我入职时，东大街已是市级文明单位了，正争创省级文明单位。”老杜说，“公允地说，当年东大街的管理思想很先进。比如1980年代初期，东大街就实行‘步行街’，还曾搞过多年的‘无烟街’，尽管有反对声音，但我认为当年的东大街对得起大家的赞美。”
问他巡逻检查是不是要得罪人？
老杜没直接回答，只是继续讲，“东大街市容办巡查区域分4段：一段从钟楼邮局到案板街口；二段是唐城（注：唐城百货大厦）到华侨商店；三段是华侨商店到碑林分局；四段是从碑林分局到大差市口。每段5人，1个段长4个管理员，2人管市容市貌，2人管商店内的优质服务，我就是三段负责检查店内优质服务的。”
老杜说当时管理员人手一本“西安市容指挥部”发的“优质服务四十条”红色口袋书。 “出办公室前插到制服口袋，作为罚款依据。”他说，“这都是‘铁市长’开的好头，他对服务态度很重视。”
老杜称，当时东大街市容办管的商店以国营为主，店内不仅要制作悬挂“四十条”，还要设置值班主任、值班台，主要服务顾客，处理售前售后等问题。
“当时，华侨商店一楼是百货，二楼卖布，三楼卖衣服，值班台设在门口，专设了一名值班主任。一次早上9点巡逻时，2楼一名售货员正在柜台里吃馍，一看见我们赶紧把馍一扔，刚好扔到柜台上，这下‘人赃俱获’，我走到跟前问咋办？她回了句：‘该罚多少就罚多少’。”
“按四十条规定吃东西要罚3元。”老杜说，“我开罚单，她交罚款，还要记账。当时的罚款本要到区财政局，月底要对存根。我后来却常和这名受罚的售货员打交道，因为我们管理员还负责把各级通知下发到门店，而她正好是华侨商店团委副书记，我俩对接了不少活动。还罚过上班期间打毛衣的售货员、缺斤少两的商贩……”
老杜说当时还是大单位服务搞得好，“我管的范围内就数华侨商店和西安饭庄。对了！还有惠群皮货店，是国营寄卖店（注：当铺）改造的皮货店，经理太会做生意，总在电视上打广告，抢了相邻老牌皮货店的风头。”
“相伴至今无所求，冷暖病痛互照管”
又问老杜，管理员这事儿不好干吧？
他直言，“看人！高中毕业的我是当年管理员中公认水平高的。实话说，这个岗位诱惑不小，也的确有人因乱罚款受处分被赶出管理员队伍。所以一定要有原则，该罚就罚，不该收的绝不能收。”
老杜说起有次带着老丈人逛东大街，“那时都结婚好几年，手头总紧从没给老丈人买点像样的，带他到皮货店转转。上世纪90年代，皮夹克正流行。但老丈人嫌一件200多元太贵，看上了便宜的皮袄。结账时，售货员说按进价算，只收了48元，卖的话肯定得50多元了。”老杜说，“我欣然付了钱。这种人和人间的情感，也不能过分解读。”
在管理员岗位仅干了1年，老杜就因工作出色被调往内勤岗位，一直干到2007年。在回忆录中他写：先当管理员再做办公室内勤，凭自己的文化功底，写了东大街创办省级、国家级文明大街的材料，直至给各级领导写讲稿、拟文件等，领导一定稿就守在打字室，等打好后再骑车送到省委文明办……”
和大部分60岁的人一样，老杜也一度为退休后的生活发愁。但随着相关好政策的出台，有了退休补助，也交上了居民医保。“现在，我和你阿姨每人每月都是2000多元还有医保，可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杜说，“你阿姨干了20年的乡村小学代课老师，啥课都带过。”
2008年送走老父亲后，趁着身体尚好，老杜在儿女的鼓动和支持下，带着老伴遍游祖国大江南北，写下不少游记感悟。2010年游台湾时，他希望“中华一统万民欢，含笑九泉也心甘”；2011年游延安时，他感慨“当年领袖住窑洞，艰难岁月十三载”，赞叹“壶口瀑布天下奇，巨浪奔腾烟雾起”。
2011年，儿子、儿媳在34中对面给老两口买了一套房，喜不自胜的老杜还特意写下打油诗，“亮娟真乃好媳妇，灞河桥头择新居。简捷装修巧设计，孝心一片满屋里。我们入住真欢喜，眼界开阔身心怡。只盼儿孙前程好，告慰先父灵有犀。”
“我父亲教书育人一辈子，在34中干了30多年没机会住上这样的居室。这套房子算是对先父的告慰，相信他会含笑九泉的。”老杜说：“另外，儿孙的前程都不错。2个孙子因为表现优异，分别在美国、德国的高校深造。大外孙女已上大学，小的正读高二，两人学习都很努力。”
他指着客厅显眼处挂着的一块“书香家庭”牌匾说，“大儿子、小女儿都是教师，二儿子在政府单位工作，挺好！”
记者对老杜说，“哎呀，都有编制呀！”他怪不好意思地回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说完哈哈大笑。
问他这几年去东大街不？他说：“今年春节刚去过。现在路越修越宽设施越好，就是少了当年的人流如织！这也是城市发展扩张的必然结果。”
一直在旁听他说话的老刘说:“你叔不说假话、不做假事、没有虚情假意。今儿他说得不合适的，不要给登报啊！”
问她跟直性子过日子难不难？她看了一眼老杜，说：“首先他是个好人。但成天在一块过日子，有时候就体谅不到了，我认为原谅最重要。火气上来了就发火，过去就算了。要往前走往前看，不要往后看。”
问老杜相同的问题，他沉默了半天，老刘先开口了，“他能写，可不一定能说。”在老杜的回忆录里，他称老刘“贤妻”还赋诗赞美，诸如60岁写的“相伴到老情更深”，70岁写的“相伴至今无所求，冷暖病痛互照管，平平淡淡度日月，唠唠叨叨把嘴拌”。
其实，很想听80岁的老杜对老刘说点啥，他没说，那就把真心话先留在心底吧！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