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年前，在我们居住的那条老街上，曾经有一个疯了的女人一丝不挂满街跑，在她身后，一个轮椅上的女人和几个腿脚不便的男人，在力不从心的“追赶”。这个女人是一个远在微湖监狱服刑人员的妻子，在女儿去世、丈夫入狱之后，她就疯了，医院诊断为一级精神残疾。她去世的女儿小名婷婷，我们都叫她婷婷妈妈。
追赶的人里，坐在轮椅上的那人就是我，几个腿脚不便的男人，是我们“残疾人牵手帮教队”的队员。
每年的早春时，婷婷妈妈都会犯病，在一个大雪天里，她独自跑了出去，我得到消息后赶紧给队员们打电话，女队员和男队员都来了。男队员很多人都开三轮代步车，他们开车出去寻找婷婷妈妈，女队员在家里烧好热水给她洗澡用。我守着电话等待消息……
我们的“残疾人牵手帮教队”是2002年12月在市残联康复中心成立的。帮教，是监狱系统的一个专有动词，顾名思义即“帮助”和“教育”，而我们所帮教的对象是在监狱里改造的服刑人员。
我从小罹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致双腿瘫痪，这辈子几乎没有站立和行走过。帮教队成立之初，我们仅有十几个队员，都是残障人士，国红大姐夫妇都是肢残人，那时她和丈夫拄双拐，依靠废品收购维生。还有一位六旬、拄着一根拐杖的老大哥。最年长的老队员陈瑞云大姐，今年78岁了。她一只手残疾，自身有严重的关节炎，依靠一只马扎子和手杖行走。
行侠与残疾人服刑人员在一起 ©行侠
我们第一次行动就是带婷婷妈妈去监狱探视丈夫，当时搭乘的就是国红大姐家一辆送货车，我的轮椅放在装满货物的车斗里。有艺术特长的老大哥还身背一只手风琴，是想在帮教活动中为服刑人员演奏。大货车载着我们启程，一路几乎都是行进在坎坷的山路上。因为考虑到自身行动不便，我们几个人即使又渴又饿，也忍着不喝一口水、吃一口饭。学会忍饥挨饿，也是我们队员之后在赶赴监狱路上，必须要承受的。
有人知道我们要带着一个精神病人出门，对我劝阻。万一她在路上犯病怎么办、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
婷婷妈妈可怜巴巴地说，“要不你叫人把我绑起来，这样我犯病就不会伤到你们了。”之前拒不服药的她，自觉地吃上不少药以镇定情绪。那次会面没有出现一点波折。婷婷妈妈是我们22年帮教历程中，接触到的第一个犯罪者家属。
作为一个自发性的民间公益组织，我们都是秉承“自发、自负、自愿”的原则。当时，队员们基本依靠低保生活，因没有资金支持，我们往返监狱的费用，常常需要我们自行解决。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给监狱张口要车子，怕给人添麻烦，只能利用我们自身所能利用的条件。搭乘国红大姐的送货车前往，也是我们的无奈之举，后来我们总是搭乘别人的车。
到现在，队员中肢体一级残疾的有三人，出行需要依靠轮椅；二级残疾的有十几名，有人要拄双拐、有人用单拐；三级残疾的人数较多，相对于一级和二级残疾的，相对来说站立和行走方便些。三级残疾的他们跛行或一只手要摁着膝盖走路，在帮教队里，作为轻残者，他们又要帮扶重残者。
在他人眼里，行动最为不便、困难的我们，选择一条千里迢迢或数千里迢迢的监狱之路，令人匪夷所思。
二
队员们在当初加入帮教队时，并非是抱着，“实现残疾人人生价值、奉献社会的梦想”。
我们很多人因身残的原因，在太多时候，不被接受、也得不到认可。曾经有过的被拒绝，造成的自卑、失落，甚至绝望，如今在监狱大门为我们敞开的瞬间烟消云散了。肩上有帮教任务、被监狱警官接纳、被服刑人员需要，我们每个残疾队员的心理都悄悄在发生改变。我们登上监狱的讲台，成了主讲者。从小因身残，我们得到他人的帮助很多，如今自己有一点能力和帮教机遇帮助他人，对我们而言很有意义。
当我们进入监狱监管区里，在场的服刑人员看到的场景是，尽管我们的身躯歪歪扭扭，却也是脚步不停，轻残者帮重残者推轮椅、扶拐杖。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无声的行为对他们带来的触动，为我们接下来的帮教做了很好的前期铺垫。
他们潜在的同情心被激发，他们不知道也不明白，为什么身体残疾的这些人千里迢迢到监狱里，是为了什么、到底图什么。他们想要看个清楚、弄个明白，对我们从而渐渐开始不排斥也不拒绝。
在接到监狱帮教任务后，我们首先根据监狱方的要求确定主题，比如狱方需要我们根据自身情况，展开“现身说法”。一位高位截瘫、曾经自杀过的队员，会主动承担这个话题的主讲人。他讲述自己遭遇意外致残后，一度不想活下去，年迈父母幼小孩子的哭喊，将他一次次拉回来。他说，“我现在终于活下来了，感觉活着挺好的，你们有健康的身体，为什么不好好活着，等待出狱的那天？”
带犯属前往监狱，由婷婷妈妈开了先例。后来二十多年的监狱帮教中，我们先后接触过18名女性犯罪者家属。
9月4日在历山监狱（关押女犯的女子监狱）参加针对老年女犯的亲情帮教活动，行侠与女性服刑人员歌伴舞演唱《母亲》，伴舞者都是女性服刑人员 ©行侠
周南方的丈夫因贪污公款入狱，她是通过我们一个队员找到我的，因为监狱较远，周南方说她已有半年多没有见到丈夫了。从一个官太太的位置，堕落到一个服刑人员老婆，落差太大，周南方的心理一直无法承受。她还曾认为我是一个骗子，打着去监狱里捞她们丈夫的名义，专门骗取犯属的钱。
在我们到达她丈夫所在监狱后，我们的帮教按照监区长布置的各项程序一一进行下去。谁知，就在活动接近尾声时，周南方突然起身，将她写的遗书和离婚协议书，一并摔到丈夫脸上，之后坐地嚎啕大哭。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所有人懵了，监区长当即命令将她带到室外，她丈夫害怕她自杀，同意了离婚，但周南方又说自己并无离婚之意，她是出于逼迫他好好改造的心理，才“出此下策的”。这是我二十多年帮教最难忘的一次经历，也是我唯一一次给监狱写了检讨书。
在二十多年的监狱帮教中，我们和一对一帮教对象，每年通过监狱批准有一两次见面。其余很多时间，我们都是书信帮教，或由狱方特批的“亲情电话”等方式帮教。一只手残疾的陈瑞云总是鼓励服刑人员说，“孩子们，好好改造、早点回家。不管你们谁出狱，由我来买单好好庆贺一番。”
我们和婷婷爸爸也彼此通信。他从微湖监狱调入青岛监狱就近服刑，后因罹患尿毒症保外就医，转入社区矫正。2016年他获得青岛监狱释放证，刑满释放，他也是我们帮教队最成功的帮教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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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帮教的服刑人员中，随着残疾人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先后有六名残疾人服刑人员在后来也成为我们的帮教对象。近几年犯罪的残疾人，其中聋哑人占比较大。因与他们交流有障碍，我们在聋哑人帮教中还是一个空白。
于初的丈夫是一个双腿瘫痪、坐轮椅在监狱服刑的人。于初和瘫痪丈夫结婚三十多年，直到丈夫因寻衅滋事罪入狱。面对成为阶下囚的丈夫，于初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当初选择他的时候，他可是自强自立响当当的残疾人模范人物。但她不想放弃他，每个月的探视她都早早赶火车去狱中。
于初丈夫因为主动自首和交代案情认真，判的刑期较短，我和他是多年的残友，我们先是给他写信，建立高墙内外的联系。后来监狱长批准我们入狱帮教。
这是我们经历帮教以来，第一次求助监狱，以往任何一次帮教活动我们都是被邀请方。此次作为“被动方”的我们，答应为老弱病残监区捐赠轮椅、拐杖，以及洗漱用品等。于初曾私下问过，此次活动会给她丈夫带来什么好处？
关于能否通过帮教带来什么好处，我不能承诺什么，于初可以有权决定取消活动。但她没有这样做，她买了四副全新拐杖、一箱香皂、一箱透明皂。我捐献两辆八九成新的轮椅，还有两位队员的两副拐杖以及洗漱用品等。于初亲自驾车、载着满满的捐赠物资，于监狱规定时间准时到达。
于初丈夫在老弱病残监区服刑，每次家属探视，都有专人抬轮椅推他去会见室。他和于初说，不用每个月都来探视，让人家搬抬轮椅也怪不好意思的。因为他是肢体一级残疾，六十多岁了，监区建议他不必做手工劳动，但他说自己上肢可以的。他每天都在做串珠，今天串的珠子比昨天多，他想明天做的也要超过今天。如此一来的话，劳动数量的增加，会给他加分，加分多了，就可以减刑。
三
我和我的队员们从2002年走进监狱，迄今为止，除去疫情期间监狱封闭管理，我们一直都在监狱帮教的路上。在身为服刑人员家属的女人们看来，我们是无所不能的，仿佛我们的轮椅、拐杖都长了翅膀似的。而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困难和障碍重重。我们行动不便、资金匮乏，尤其往返于监狱的路费，很多时候需要我们自筹。好在如今不少监狱派车接送，解决很大困难，我们的条件较之前改善了。
面对入狱者的家属，我对她们说过，“在命运的范畴里，我们同为天涯沦落人，同为女性怎能熟视无睹、又怎能不去拉一把呢？”
我只能多写稿子多赚取一点稿费，来补贴我们的路费，因为脸皮太薄的我，尽量不想给人添麻烦。周南方在知道我们缺少路费时，主动捐款，近十年的时间里也投入不少资金，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她说她这也是为丈夫赎罪的一种方式，我们对她丈夫每年一次的监狱帮教和不断的书信帮教，让他改造良好，获得减刑，即将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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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源珍男友小成，是因一次酒后失手致人伤残入狱的。高源珍几次跟随我们入狱探视小成，后来，她还成为我们帮教队的志愿者。在听说婷婷妈妈的事后，她常常上门给婷婷妈妈洗衣、做饭，偶尔遇上婷婷妈妈犯病，她也会被打伤，而她并不计较。
小成已于2020年出狱，他俩结婚时，还特意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婚礼。现在两人已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两个人都成了我们的帮教志愿者。关于有前科的小成能否去帮教，曾经争议较大。而事实是，小成以自身的经历“现身说法”，对服刑人员来说，很是具有说服力，意义非同一般。监狱是不说“再见”的地方，而小成与监狱的“再见”，成为监狱和帮教队的一个闪光点。
婷婷妈妈的精神疾病通过服药维持，在她频繁犯病的那几年，我以帮教队的名义在残联支持下，率队员集体签名给省监狱局，2007年写信申请将婷婷爸爸转入青岛监狱就近服刑。2008年婷婷爸爸罹患尿毒症，保外就医转入社区矫正，我对他实施从高墙内的监狱帮教，到高墙外社区矫正。由此，我也接触到社区矫正，并做社区矫正志愿者16年。
他们两口子现在住在政府廉租房里，婷婷妈妈有村上发放的微薄退休金，婷婷爸爸没有工作和收入，依靠低保生活——这无法涵盖他俩的生活和治疗费用，尤其婷婷爸爸每周三次的透析费用高昂。他的尿毒症已到晚期，肾移植成为当务之急，我通过媒体朋友，希望得到社会力量援助，却未能如愿。
因为“前科”和污点，世人看待出狱的服刑人员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这些人在就业、求职方面，难度很大。他们出狱后极少人可以回到正轨生活，他们的家庭很多因“刑”致贫，日子艰难。我想，如果婷婷爸爸没有前科的话，单是他与婷婷妈妈充满生死离别的爱情故事，他会得到救助的。而今他的肾移植遥遥无期，即使肾源就在眼前，他也只能眼巴巴错过。
作者 | 行侠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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