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
中国文化素有“盖棺论定”的传统。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作《论鲁迅》演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由此获得了现代文坛的最为崇高的评价。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虽然此前包括周恩来等革命领袖也都曾发出很高的赞誉，但是作为一种至高的历史定位，还是以这份悼词为标志。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于新中国之初，成熟于新时期的建设与推进，郭沫若以仅次于鲁迅的历史地位，成为百年中国文学的重要标志、引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一面旗帜。当然，随着现代文学历史进程的持续推进，各种新的艺术动向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当下的思潮挑战着“经典”的稳定性，而发掘出土的历史文献也层出不穷，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改变着我们的文学史景观，在这个时候，重新检视和总结郭沫若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价值，也就显得必不可少了。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地位最为显赫，作为“诗人”也具有某种“形象总括”的意义。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可以如何来判断他的诗歌史价值呢？因为新文学与新诗发生期代表人物胡适的政治倾向问题曾经困扰着文学史的叙述，1979年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既往历史观的印迹依然隐现：“郭沫若实在是中国的第一个新诗人，《女神》实在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这里的判断并不仅仅是对郭沫若诗歌成就的认定，更是对胡适开创之功的排除。相对而言，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成型于新中国初年，承袭了早年清华的朱自清的质朴学风，对作为史实的胡适白话诗创作秉笔直录：“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在1920年，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新时期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学术性”诉求持续攀升，爬梳历史细节的要求日益增加，不仅胡适的尝试大白于天下，其他各路先驱的种种探索也陆续曝光，在《尝试集》出版的1920年3月这一“时间坐标”之外，同年5月叶伯和《诗歌集》作为“个人新诗集第二”也得以确认，更不用说1920年1月作为54人集体合集第一部的《新诗集》，也不用说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号出现的9首新诗，包括胡适的《一念》《鸽子》等4首、沈尹默的《月夜》等3首、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2首，属于白话新诗在媒体的第一次公开亮相。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新诗是1919年9月，此前康白情已经在“学灯”副刊上发表了新诗，该诗让郭沫若深受触动：“我看了也委实吃了一惊。那样就是白话诗吗？”《女神》的结集出版则是1921年8月。那么，郭沫若还是不是中国新诗的“第一”人呢？
在我看来，郭沫若之于中国新诗的创立之功毫无疑问。问题仅仅在于，这个“第一”根本无需在时间上锱铢必较，我们也完全不必以抹除他人的痕迹来显示郭沫若的意义，恰恰相反，郭沫若新诗创作的巨大价值是在文学史的纵横比较中真正确立起来的。今天，文学史研究的大量史实已经证明，中国新诗的尝试曾经是多位晚清民初的诗人在不同的地域以各自不同的心态和追求各自展开的，走出古代诗歌的创作路径，开辟新的文学表达方式本身就是历史的“共情”，这个事实十分平常，根本勿需大惊小怪，未来的考证也还可能继续为我们提供探求摸索的其他例证。但是，无论历史的细节还可能被怎样深耕，中国诗歌艺术在近现代历史转换中的道路却已然十分清晰了：所有这些初期白话新诗的探索，最终都仅仅是在某一局部——主题、题材、意象或者语言——体现出了变更、创新，中国的初期白话诗人大都未摆脱古典诗词的束缚，一部《尝试集》，其中的大多数篇什都还是旧体诗作，完全的白话新诗仅仅占少数，作为新诗尝试第一人的胡适的确未能向读者展示出令人信服的诗歌才华，不仅黄侃这样熟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发出了轻蔑之语，稍晚的新诗作者更多不满，甚至直呼“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作为精神的高级的艺术，诗歌体式的创立和展开当然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占位问题，而是《浴海》中对人生世界的新鲜感受，《天狗》般不可思议的内在情绪，《凤凰涅槃》那样的想象的自由与奔腾。作为现代诗人，闻一多第一个真正读懂了郭沫若诗歌的价值：“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作为新诗历史的精神演进，郭沫若诗歌的出现才真正翻开了独创性的一页，具有当之无愧的“第一”之谓。在这里，“第一”就是“首创”，既是精神世界的独立开拓，也是语言形态的全新建构。后来有人以“诗贵含蓄”“音韵节奏”之类的标准来批评《女神》，其实问题倒不在什么“酷评”和“苛责”，而是这样的批评与艺术作为精神探险的本质在根本上就是十分隔膜的，当我们用后来的种种艺术趣味来匡正这位五四的异端，能够证明的恰恰不是郭沫若的简陋而是我们自身艺术勇气的严重失落。
郭沫若不仅是中国新诗的名副其实的开拓者，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系列文体的勇猛的尝试者和建设者。这里的“勇猛”指的是在新文学诸种文体的创立过程中，都活跃着郭沫若的身影，他的开创往往打破成规、不拘一格，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革命。除了新诗，郭沫若还是最著名的现代戏剧大家，早年的诗剧、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历史剧，都融现实的讽喻与浪漫的想象于一炉，“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郭沫若所表达的文史对话的思想极具当代意识，也开启了现代历史剧创作的崭新思路，这就是“失事求似”，以现代人的价值观重识历史史实，构织意味深长的历史叙述的伦理，探索出一条历史与现实对话的艺术新路，《棠棣之花》《屈原》《高渐离》《孔雀胆》等都堪称现代戏剧的典范，至今一直是学界研讨的重要对象。作为诗人，郭沫若融诗入剧，作为小说家，他也寓当代的史识于历史的故事之中，为我们带来了富有冲击性的思想启示，同时又将叙事与抒情相互结合，和郁达夫等创造社同人一起致力于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创作，这都是对传统文体边界的一种挑战。
作为散文家的郭沫若有时很容易被人忽略，其实郭沫若的散文创作几乎与新诗同步，而且伴随了他的一生。从留日时期、五四与大革命时期、流亡时期、抗战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新时期到来，涉及回忆录、小品文、日记、通讯、通信、杂文、文学批评、散文诗等各种体式，包括1978年那一篇久久传颂的《科学的春天》。郭沫若的散文也是感情激荡，思想飞扬，在部分现代散文家接受西方纯文学意识，走向个人趣味的“艺术小品”之时，郭沫若却另辟蹊径，将个人的独特思想与传统散文的“大”与“杂”结合起来，创作出了独特的现代书信与自传文学。在《三叶集》中，留学日本的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就人生和文学率性而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书信体述志文学。自传则是郭沫若散文中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的部分，从《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学生时代》《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到《革命春秋》《洪波曲》《北伐途次》《水平线下》《苏联纪行》等，总字数达100多万。郭沫若的自传既是近现代中国史的记录，也达成了个人体验与时代洪流的深度结合，作为文学艺术，这些作品“纯然是一种自叙传的性质，没有一事一语是加了一点意想化的”。儿童的幻想，青春的叛逆，求索与迷茫，冲动与挫折，个人隐私，人际龃龉，都一一道来，毫不掩饰，这种对个人深层心理过程的真诚展示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并不多见。从现代思想史的角度观察，这个时代的主潮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所称作的“最后之觉悟”，即思想伦理全新塑造，其中所体现的就是五四一代人所主张的伦理重建的真诚。郭沫若的散文完成了中国文学所欠缺的个人精神史的书写，值得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入挖掘。对此，中外文学史家早已经发现。王哲甫1933年就指出：“那样坦白的详细的写个人的幼年时代，在中国还算是特创，即比之俄国高尔基的《我的儿童时代》等作亦无逊色。”日本著名学者丸山升也曾经指出，“自传和历史剧”就是郭沫若作品里“两根最重要的支柱”。
总之，郭沫若几乎踏足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每一个领域，所到之处，皆有创意，或突围于传统，或傲视于时代，独树一帜，别出心裁，引领潮流，开疆拓土，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自己重重的笔锋。由此，他也成为了中国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的同时兼具多重身份的写作人，创作者、翻译者、评论者、学者，展示了他所想往的“球形天才”的形象，也被史家描述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匠。
行走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的郭沫若，不仅直接投身于文学创造过程，而且以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介入到文学的思想运动之中，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从而产生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影响，发挥了一般专业作家难以替代的历史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文学完成了现代意义的历史转折，郭沫若虽然不是这一运动最初的倡导者，却以狂飙突进的姿态异军突起，率创造社同人努力开创“文学革命第二期”，推动五四文学从“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迈向“重在向新文学的建设”。的确，就是在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出现在文坛的1921年下半年以后，中国新文学才逐渐实绩彰显，这固然不是郭沫若等人独有的成就，但是郭沫若和创造社作家的积极参与却无疑是其中最靓丽的风景。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思想转折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是所谓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折。虽然“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已经如星星之火一般点燃，但郭沫若及创造社的倡导却真正地掀起了巨大的波澜。郭沫若1926年5月发表的名文《革命与文学》正式宣告了对“浪漫主义的文艺”的“彻底反抗”，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一个月之后，成仿吾发表《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表明了赞同“革命文学”的主张。这是创造社转向，继而中国现代文学左转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成为搅动文坛的最重要的存在，左右博弈、阶级革命成为中国新文学第二个十年最重要的主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7月27日郭沫若从日本归来，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新文学从阶级对抗走向全民族抗敌建国、再塑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当然，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郭沫若并没有停止思考，从抗战后期历史剧创作到抗战胜利以后大量文论，对于国家、民族与人民关系的再思考成为了郭沫若文学思想的新动向，反抗专制，为人民呐喊，倡导“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是文化生活的创造者。本质的文艺本来就是人民文艺，这在任何民族都是文艺的本流，而且站着极高的地位。脱离了人民本位的文艺虽然借政治的力量可以博得一时性的月桂冠，但其实那是堕落。”这是郭沫若走出旧中国、迎接新时代的强劲的呼声，他再一次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学迈进新中国大门的思想旗帜，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