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一词的背后有着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从盘古开天到中央之国，古代中国人在认识天地的同时，也在逐渐形成国家观，使“中国”一词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从神话到科学：由近及远认识世界
在我国众多的创世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是影响最大的一个；而盘古大帝在诸多创世大神中，也是名声最大的神灵之一。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中，有这一神话最早的文献记载。后来，在这个神话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说法。事实上，这种说法背后反映出的是古人对天地形成的阐释。在古人心中，创世之力必然奇大无比，只有神才会有这样的力量。于是，古人比照自身，即人的形象，构想出神的模样，便有了盘古大帝一类的创世大神。秦汉之际有一民间传说，称东岳乃盘古氏之首，中岳是其腹，南岳是其左臂，北岳是其右臂，其足则为西岳。这一传说很好地反映了古人以人的形象为基础，创造神的形象的情况。
盘古神话的影响范围并不止于中国古代文化，甚至扩展到了国外学术领域。德国地球物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曾提出大陆漂移学说，认为全世界的大陆在古生代石炭纪以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便以“盘古大陆”命名这一设想中的整体大陆。这一典型的中国文化元素能被植入到现代学术理论之中，不仅是因为它影响深远，更是因为盘古神话反映出，人类早期探索大地形成的朴素认知中，有一定的科学萌芽。其实，这类创世神话并非中国独有，它们可见于世界诸民族早期文化。事实表明，这是人类早期认知世界的必经阶段。
从早期以心口相传的故事、唱词等形式传播的创世神话史诗，到记录进文献的创世传说，虽然神话传说的色彩未曾褪去，但传说内容不断丰富的过程，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古人对世界的科学认识不断发展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被盗掘出土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是战国时期的文物。这件文物上记载了另一个创世神话，大致是说在天地混沌之时，有伏羲、女娲二神，他们结为夫妇后，生下四神。四神开辟大地，之后由禹、契掌管大地、制定历法，使山陵畅通，且与江海之间阴阳贯通。而后日月被创造出来，由四神轮值以代表四时。有意思的是，帛书记载的创世神话中，是先有地而后有天，而后有日月，再有天盖。在这一神话中，山被看作天柱，所以人们对山极为尊崇。与天柱相关的最有名的神话，就是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这个神话是这样描述不周山断后的场景，“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种描述显然是想对我国地形西高东低，故而江、河皆自西向东流的态势进行解释。这从侧面说明，古人对我国的地形地貌产生了一个总体性的认识。古人要形成这种对宏阔大局的认识，就需要进行地势踏勘。可见那个时期的人，并不像我们想象中只对眼前的天地有了解。
虽然楚帛书记载的创世神话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在内容上稍有不同，但两个故事共同反映出一个事实：古人是从自己身边、从自己所熟悉的大地开始去认识世界的。唐代名臣魏征曾总结道：“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这种由近及远的思维在古人的天地观中，屡见不鲜。譬如，在天圆地方说（即盖天说）中，古人分别用伞和棋盘来比喻天圆地方，日月星辰在天空中运行则如爬虫爬过。东汉张衡在《浑天仪注》中提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的说法。这样的比喻是典型的由近及远思维的体现。张衡以此为基础，改进了浑天仪，用于观测天体。在17世纪望远镜被发明出来之前，它是天文学家在测定天体方位时必不可少的仪器。
从政治到文化：“中国”渐成华夏认同
在古人的世界观念一步步走向科学的过程中，由近及远的认知思维反复得到运用，在思想文化层面也形成影响，具体的表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的尊崇。
天下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要意义。先秦的荀子将帝王应居天下之中的观念表述得最直接。《荀子·大略》中有，“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所谓“中央”，就天而论，是指天的中央，即天帝所居住的北辰。因为“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所以，古人常以“斗”来指代帝都、京师，这便将天地的中央联系了起来。杜甫诗云“每依北斗望京华”，他之所以会“依北斗”而“望京华”，正是因为北斗是天之中，而京华是地之中。浪迹夔州的诗人，看到了天上的北斗，就油然想到历经战乱的京师，其内在逻辑，便是天之中与地之中的对应。不过，这种对应不是自然地理上的对应，而是文化观念上的对应，古人会主动将帝都、皇宫看作地之中。如北京的紫禁城，便是永乐皇帝所选定的地之中；刘邦的未央宫亦被认为地之中。事实上，历朝的皇帝所选的帝都，尤其是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等重要古都，莫不被看作对应天之中的地之中所在。
“中”字能够集中、形象地表现天之中、地之中的观念。“中”的本义为旗旒的象形。唐兰先生认为“本为氏族社会之徽帜，古时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见‘中’而趋赴，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唐兰的观点可以从其他字的字义中得到佐证。如“族”字的本义也与旗旒有关。旗旒下有“矢”，其意是带上“弓矢”（即武器）来建“中”所用的旗旒下的人，是我的族类；不在我旗旒下集合的人，则非我族类。此外，还有不少字与“中”字以旗建中的意义有关。“游”字的本义是执旗杆摇旗，借以招众。“旋”字的本义是众人随着旗旒的指挥转动。出发誓师、得胜班师，都要进行这种神圣的活动。后来，“凯旋”等词语便由此派生。“旅”字意为众人聚集在旗旒之下，挥旗率众。之后，派生出了“军旅”“行旅”等词语。由于“中”的特殊性，后来由“中”的观念衍生出了“中央之国”的概念，即“中国”这一称谓。就目前已发现的考古证据看，“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成王五年（公元前1038年），也就是周公姬旦摄政的第五年，所造的青铜礼器“何尊”的器身上。何尊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中。何尊内底铸有12行、122字铭文，铭文中有“宅兹中国”（意即“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一语。这就是“中国”一词见诸文字最早的记载。从此，“中国”之名便被华夏文化沿用下来，并不断在各种文献中被提及。先秦的《礼记·中庸》中记载，“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西汉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等。
实际上，“中国”的名与实，都经历了历史演变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作为名称的“中国”派生出很多近义词，如中央、中州、中夏、中土、中华等。“中央”在《荀子·大略》中的解释是“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中州”的出处之一是《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记载的司马相如所撰的《大人赋》，其首句便是“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中夏”见于《后汉书·班固传》中所引班固《东都赋》之语，“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中土”可见于《后汉书·西域传》载“其国则殷乎中土”。“中华”在《魏书·宕昌传》中有载，“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以上提及的“中国”一词的诸多近义词中，“中华”应该是最为当今中国人所熟悉的一个词，也是最能代表中国的词语之一。有趣的是，“中华”这个概念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北魏孝文帝厉行改革，移风易俗，积极促进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据《魏书·任城王传》的记载，北魏孝文帝之所以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更好地推行改革，“此间（指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华”概念的形成，可能正是因应了民族融合的大形势。如果说，“中国”这一概念的重心在“国”，那么，“中华”概念的重心则在“华”。前者强调疆土、政统；后者则强调文化、习俗。“中国”一词衍生出诸多近义词的现象，反映出这一观念的发展有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这一概念逐渐深入人心，最终成为华夏认同的核心价值的过程。
这一漫长的演变过程，有诸多的历史遗迹参与见证。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可谓这一演变过程的直接证据。这件织锦出土于精绝国王继承者的墓中。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当时汉朝中央政府给予西域附属小国王公贵族的赠赐封赏。因此，这件织锦可以被看作汉代时民族交流与融合的象征。到唐初，孔颖达在《尚书正义》的注疏中，把“中国”一词，同“华夏”等同起来。《尚书》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至此，以夏之立国为发端，到大唐集大成的“中国”观念的定格终于完成。
“中国”之名在不断演进，作为实体的“中国”也在不断变化。汉、唐、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疆域辽阔，春秋战国、三国魏晋、五代两宋等时期则呈现纷争、割据的局面。但无论如何变化，“中国”之观念逐步深植人心的历史趋势都没有变。这一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反映出，“中国”的生命力至今仍然非常蓬勃。
从盘古开天一类的创世神话到中央之国的华夏认同，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认知与思想文化，实则内有关联。从政治概念到文化观念，“中国”的语义发展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见证，更是我们提升文化自信力的一针强心剂。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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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