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走出价值黑洞的方法是“找个班上”吗？

随着《再见爱人》的更新，“麦学”的讨论热度已经逐渐超过了杨子和留几手。网友给几位嘉宾做规划，建议作为全职妈妈的麦麦应该“找个班上”。借此机会，我们借聊聊女性的劳动参与和近年来的主妇化趋势，看看陷入价值黑洞的麦麦，解决婚姻问题的方法是不是出去上班。

全职主妇或全职妈妈并非中国女性的主流选择。有研究指出，女性初育后就业轨迹中占比最高的类型依然是“长期正规就业”，大约为55%（杨一纯等，2023）。

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女性稳定就业的比例和依然较高。例如美国女性在生育前后都持续工作的比例只有36%（Killewald和Zhuo，2019）。

在中国的全职主妇中，大多是女性在生育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就业中断，做过一段时间的全职妈妈，随后再或早或晚地回归就业。9%的女性做过三五年全职妈妈，较早地回归了劳动力市场；有4%的女性做五年以上甚至十几年的全职妈妈，不过她们也在孩子小学之后就陆续回归就业。相比之下，美国经历了短期和较长的职业中断的女性比例，则分别达到15%和14%。

而关注长期未就业的全职主妇，中国的比例和其他国家相比也相对更低。中国的长期未就业的女性比例为8%，而美国这一比例有21%。

这主要是由于，尽管中国也崇尚“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但是在单位制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识形态下，夫妻双方共同就业成为最常见的家庭模式安排。

如果分析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初育后就业轨迹的变迁模式，可以发现遵循“长期未就业”这一轨迹的全职主妇有一定程度的增加。1964年后出生的女性长期未就业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0%。

长期未就业的全职主妇增多的这一趋势，和女性就业率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下滑的趋势一致。尽管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度居于世界前列，但是自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持续稳定下降。

这一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市场改革后，单位制的衰退让生育责任被转移到私人家庭，而性别平等意识形态中“性别本质主义”的复苏使得女性主要接管了生育和养育责任，这对女性的就业机会及其职业轨迹产生了负面影响，“妇女重返家庭”成为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的全国性辩论话题。

从微观个体的角度上看，女性成为主妇主要有三种机制，一是失业，二是生育孩子，三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吴小英，2014）。

第一种是由失业导致女性成为主妇的情况，是一种被动的或消极的主妇化类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初期，许多国有企业工人被迫离职或在家待岗。许多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女性不得不回家当主妇。在当代就业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况下，企业裁员和白领失业的状况也使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被“主妇化”。

而第二种和第三种为抚养和教育孩子而回家当全职妈妈、全职太太的现象，这是相对而言主动的、积极的主妇化类型，因为这种选择是她们权衡各种利害得失和关系后走出的更符合自己心愿的一步，也在中国多见于收入和地位相对较高的家庭。女性在两种情况下可能选择做主妇，一类是女性从一开始就定位于嫁个有钱人做个全职太太，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另一类是女性在职场上未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或者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程式化工作而又无法找到新的有吸引力的岗位或事业，进而辞职归家过上全职太太的生活。

这样主妇化的家庭通常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有一个事业有成的丈夫，能在经济上为家庭排除后顾之忧；二是在选择全职主妇的夫妻双方必须达成基本一致的认同，是女性与家庭内部其他个体协商、博弈的结果。

但是实际上在现实当中，女性的主妇化选择究竟被客观环境所迫还是出于个体自愿的选择，是个体的选择还是家庭协商的结果有时并非界限分明。市场的残酷竞争和歧视给女性带来的不利后果，政府与家庭相关的福利保障制度的导向性，家庭负担和孩子照料的需要，早教理念和家的理想氛围，以及家庭和情感纽带在个人自我实现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可以交互混杂在一起，共同影响女性主妇化与否的选择。

对于当前我国全职妈妈与全职太太不断增加的情况，除了从单位制解体和“性别本质主义”的复苏这些理论视角理解之外，个体化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

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个体逐渐从民族、国家、家庭等传统概念和制度形式抽离出来，摆脱了这些传统束缚后，个体从既定的“标准化人生”走向了自主的、风险性的“选择性人生”。

个体与家庭制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个体不再是为了延续家庭或家族的需要而存在，而是家庭不断变动以服务于个体的需要。在风险社会中，女性在教育和就业市场上遭遇的差异化对待和不公案例屡见不鲜，职场上的性别隔离以及女性在消费文化中的物化和身体化几乎成为普遍现象。在制度和市场呈现给女性劳动力的整体上是一种不友好的界面的情况下，为了降低风险、实现个人的人生设计，个体需要时不时利用已有的各种文化和话语资源为自己服务。家庭中的传统虽然失去了制约力量，但是开始成为个体可利用的资源。

选择成为主妇，也是一种在个体化的社会中，独立设计自我的人生轨迹、在个体与家庭之间协商和选择并寻找新的身份认同的体现。这样的主妇选择对于个体来说，家庭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用来服务于个体，帮助个体抵御风险、追求自身发展的途径。

但是全职主妇究竟是令人羡慕还是令人鄙夷的一直存在争论。在另一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话语体系下，女性被要求在公共领域付出与男性同等努力。但这种话语体系下，却没有在私人领域给予她们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传统性别角色期望长期存在，家庭中的家务、照料劳动的价值依然没有得到认可。

Paula England在“Theory on Gender”一书中的序言中写道“随着我对性别的研究越深入，我越认识到社会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的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阻碍女性参与那些具有高回报的、传统上被视为男性的活动；二是未能承认女性通常从事的活动的贡献，因此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和回报。其中一个例子是对于为他人提供照料和情绪价值这类的工作，未能恰当地重视和奖励。”（England，1993）

在这种话语体系下，全职主妇的价值被忽视，主妇被视为“寄生虫”、“吃闲饭的”。即使在市场化之后的今天，而这种传统话语体系仍影响着女性的选择和认同。

因此女性主妇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经济风险、也不是婚姻风险， 而是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因为“干得好”和“嫁得好”这两种选择的支撑话语是两种相互分离甚至冲突的范式。应对身份认同的危机，其关键在于女性的主妇选择必须是女性自己做出和承担的，因为个体化的精髓，就在于个体的自主性。

麦麦在节目中经常体现着“拧巴”和前后矛盾。她既期待礼物、羡慕朋友给老婆买礼物，又嫌弃李行亮的礼物没有送到“心趴”上，把贵重的礼物退掉；既追忆年轻时候有人追，可以过上富太太的生活，又在经济条件好起来了之后依然不买衣服。这正是反映出她在“嫁得好”和“干得好”这两种话语体系下的挣扎和她的自我认同危机。

她一方面认为自己全职太太的选择是双方共同主动决策下的家庭分工，但是又没有认可自己作为主妇的价值，担心自己是别人的负担。

在夫妻采访中，她多次表达“希望李行亮觉得我有价值，也希望我可以也觉得自己有价值”。她被李行亮所说的“她没有工作、对家庭没有贡献”这句话所激怒。这也反映出麦麦在家庭中育儿、家务劳动的价值却没有被看见，既没有被李行亮看见，本质上也没被她自己所认可。

麦麦对李行亮个人生活与工作的干预，都是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通过“难搞”和委屈，来从李行亮身上证明自我的价值。甚至以强势的方式对待身边的人，“熏鸡事变”中她不断强调自己省下了钱，反映出她强烈希望得到他人对她的价值的认可。

麦麦逐渐把自己困在了家庭的琐事里，将自己的价值绑在了别人的身上，在个体化的社会中失去了个体的自主性。麦麦身上能看到强烈的“不配得感”，她对自己价值的不认可也反映在她没有兴趣爱好、不那么欣赏自己、不会给自己留空间。

对于陷入了价值黑洞中的麦麦，网友们的建议都是“找个班上”。的确，工作和收入对于女性的价值感获取和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都有着重要意义。

不过个体的价值感也不仅是用工作和收入来体现，相对收入也不是家庭贡献的唯一衡量标准，家务劳动的价值、为其他成员关心的情绪价值都应该在家庭中被认可。即使是主妇，也需要在个体化的社会中构建出自己的价值空间，从方方面面的“不配得”和失衡中走向“配得”。女性需要在“干得好”与“嫁得好”之间建构一种积极的价值认同，赢得自己更大的主体性空间和自主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