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们其实很早已对市场经济的作用有所探讨和认识。《周易·系辞》里说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里，描述了上古至汉初，市场带来的经济繁盛景象，并以史学家的视角观察和总结市场规律。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司马迁提出农、工、商、虞分工合作的重要，“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源）也。原（源）大则饶，原（源）小则鲜。”司马迁认为这是社会经济、人俗发展的必然之势，“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如掌握这样的市场逻辑，“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他实已提出治理国家，必须尊重这样的市场规律，“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指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勤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在他眼中，这种市场自然秩序的运作，又岂是政府的政令所能引导的：“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这是司马迁对中国上古市场经济状况的描述和基本认识，也是其著史理念——“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生动体现。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市场经济理论。
汉武帝时，因为匈奴寇边和多重社会危机，改变了汉初无为而治的政策，转向“有为”，经济政策由自由放任的“禁弛”走向国家统制，财政也转向“计委量入”的兴利。其中最主要的是盐铁酒官营。此前由于盐铁自由经营，一些冶铁煮盐的商人依靠天然资源成为巨富，国家获利很少。汉武帝采取官营垄断政策，使政府增加了一项庞大的财源。汉武帝的功业在政府所获巨大财力的支持下，走向极盛——对外解除了百余年来匈奴对边境的威胁，对内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是也孕育了严重的危机，由于官家聚财过度，民生多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汉武帝晚年，已经有所反思，几次想改变政策方向。他曾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有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希望在自己完成抗击匈奴等任务后，继承人能够重回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
在汉武帝去世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汉政府组织了一次就盐铁官营等国家财经政策讨论的重要会议——史称盐铁会议。讨论的双方，一方是汉武帝时期财经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桑弘羊，一方是地方的儒家学者——贤良、文学。桑弘羊主张政府干预的积极财政政策，而贤良文学更多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反对政府干预。桑弘羊全面介绍了汉武帝实施的盐铁专卖、均输、统一货币铸造权等财政政策的意义，认为增强国家财力不是与民争利，而是加强军备保护国家人民安全的需要，是建立储积防备灾荒的需要，也是通过“损有余，补不足”，让人民财富更均平，使社会更稳定。贤良文学则主张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他们全面否定专卖制度，指责盐铁官营、均输、酒榷是“与民争利”，主张自由放任，藏富于民。他们主张重农抑商，认为财政困难的原因是政府支用无度，过于奢靡。他们也指出了盐铁专卖和均输的弊端，认为盐铁专卖之后，质量差，价格高，生产的农具不适用。认为均输平准，导致官商勾结，欺诈百姓，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伤害百姓。他们坚决反对政府干预政策，认为不仅不能实现损有余补不足，反而会造成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从我们今天的视野来看，《盐铁论》的实质是辩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理财的机制。桑弘羊的管制经济思路支撑了汉武帝偏好的富国强兵战略，为其功业提供了财政机制与物质基础，但实际上却又易与好大喜功的政治行为相契合，遏制工商业长远发展的生机，事实上也在其后引出财政危机，到汉武帝末年已经无可开之财源，不得不改弦易辄，与民休息，给人们的生产以更多空间。但桑弘羊一派的思想观点和政策设计与实践，在承认“国家干预”必要性的认识框架下，确实有其借鉴价值和一个侧面的经验意义。贤良、文学方面代表了人类财政和经济思想史中根深蒂固的推崇自由放任、主张政府无为而治的一派，对应于实际生活，自有对冲政治专制与官府专横的取向与效应，但也易发生理想主义和流于空谈的偏颇。需说明，当时贤良、文学虽然提倡重农抑商，但是他们主张的自由放任政策，客观上是有利于工商业和农业发展的。贤良、文学也提出了政策的变通性，可在战时实行管制经济的政策，但是要在适当时候制定退出机制，恢复与民休息的政策。此后，相关争论从没有停止，一直延续下来。《盐铁论》的编撰者桓宽虽然本着儒家立场对桑弘羊多有贬抑，但是也在最后的《杂论》篇中对桑弘羊有所赞誉，说:“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不为桑弘羊立传，但也在《平准书》中称赞他任大司农时，“民不益赋而天下饶”。班固虽在《汉书》中贬低桑弘羊，但也认为桑弘羊的“运筹”为汉朝“兴造功业”。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称赞桑弘羊的均输法是“益国利民，不朽之术”。宋代理财家王安石说：“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明代学者李贽在《藏书·富国名臣》中为桑弘羊立传，认为“其人不可少”，称均输法是“国家大业，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近代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里说：“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若弘羊者，可谓知钱之为用者也。”反对桑弘羊的也很多，如宋代苏轼称桑弘羊“法术不正，民受其病”，“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司马光认为桑弘羊“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明代齐东野人诗云：“天地生财只此数，不在民间即官库。民间官库一齐穷，定是好兴土木故；好兴土木亦何为？只是夸强与逞富。前工未了后功催，东绩才成西又务”。清代学者宗稷辰称桑弘羊“取利而不顾本者也”，认为“剥汉自桑弘羊始”。在古代治乱循环的周期律中，也包含着国家财经政策的循环，每个朝代初期都会有一段时间注重休养生息的自由放任阶段，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集聚，国家会开始更多介入经济。
放眼全球，可知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早已在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讨论着。被公认为古典经济学最具代表性开山人物的亚当·斯密，在其标志经济学著作始有成熟形态的伟大著作《国富论》中，高度肯定而深刻剖析了市场机制对于分工生产对接交换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资源配置优化功能，引出了影响极其深远的“看不见的手”这一表述简洁、生动却又内涵极其丰富深刻，历久弥新的命题。当今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二百余年前的开国之初，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主要助手、《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杰斐逊力主农业立国，认为美国土地肥沃，正适合发展农业，主张通过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关税，便利工业品进口和农业品出口。但财经俊杰人物汉密尔顿坚持应工商立国，他提出《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认为必须突破“自由放任的陈规”，通过关税保护、奖金激励、技术引进、信贷倾斜等措施，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直到1875年，美国第18任总统格兰特还在说：“两百年后，当我们享受完保护主义能带来的所有好处后，我们再来接受贸易自由。”在后发国家发展过程中，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主导工业化的李斯特主义受到很多关注。虽然市场经济取向被历史证明，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终成为发展方向。但是由于历史背景、地理空间、发展阶段、政治环境、路径依赖、地缘政治等各种因素的不同，也表现出种种不同特征。彼特·A·霍尔等学者写作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显示西方诸国，虽然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却在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法律制度、组织方式、教育体系等也大相径庭。20世纪前叶的中国，相关讨论就已经展开。上世纪30年代，国人就出现了发展计划经济的思想，国民党政府也提出了统制经济主张，并付诸实践。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更依战时体制特征，通过“四行二局”控制金融系统，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大后方几乎所有的工矿业。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主张，于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包容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存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不同性质的经济采取差别化管理：对国营企业和国家基本建设，实行了指令性计划管理；对非公经济采取了指导性计划管理，引导他们的生产尽量符合国家发展与民生改进之需要。
1956年，一般被认为是标志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的一年。而恰好是这一年，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们就已经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了。这一年二至四月间，毛泽东用2个多月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最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各个重要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成员座谈时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①]刘少奇1957年4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提出要在“一定限度内允许个人的经济活动”。[②]正是由于高层的这些认识，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之初和苏联的计划经济已有很大不同，无论是集贸市场，还是各种“地方黑市”，还有“调剂物资”“协议价格”，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以后的十多年间，中央也数次向下放权，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行政性放权总是很快带来一些乱象，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如做总评，令人遗憾的是，在被称为“传统体制”的改革开放之前，总的指导思想，仍囿于“阶级斗争+计划经济”的窠臼。实践的结果是不利于解放生产力和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前的相当长时间里，其实处于探索和开拓中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渡之中。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办法，在实践中和主导观念上，逐步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桎梏。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具有认识突破意义地提出：“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在1992年，被后人称为邓小平晚年的“天鹅之舞”——非比寻常的“南巡”（南方谈话）中，他一语中地的说清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即计划和市场的多一点少一点，不是“姓资姓社”的根本社会制度问题，而只是资源配置运行机制层面的问题。随后，党的十四大继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认识突破后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表述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在逐步深入。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却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树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决定论”，并配之以引向“守正出奇”思路的“政府作用论”，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在改革攻坚中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最大人口规模的统一市场，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领头雁带头羊，具有无可比拟的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对于中国通过努力、创新、实践摸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这种发展模式，高盛公司顾问库珀针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试图揭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立足的三个原理，从定位创新价值到将国内生产总值与人民生活质量挂钩再到多渠道快速实现更多的变化和创新，这种为提出人所肯定的“成功模式”，无形中传达出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但其在基础理论层面的支撑因素还明显不足，并且未能有效回应方方面面对中国随“黄金发展”特征而来的“矛盾凸显”特征的普遍关切。与之相关的“中国模式”概念与内容之争，在中国内外都相当热闹，也显然密切关联供给侧的“区别对待”(“中国国情”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大概念之一)和制度供给、体制转轨方面的种种热点、难点问题。本书的写作意旨是全面回顾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从萌芽到确立及不断于创新中发展完善的全过程，并展望中国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图景。全书由两条主线三大板块构成，一条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一步步建构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另一条主线是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市场的力量牵动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第一板块是1992年前对市场经济的探索阶段，第二板块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第三板块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阶段。全书力求用鲜活语言生动事例，展现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不争论”的政治智慧，渐进式改革中求得超常规发展的中国路径。直面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个难关，深入剖析一步步攻坚克难的智慧与勇气。在写作风格上，我们打破研究论文模式，努力以通俗活泼的文风来展现内容，将专业的思考作最通俗的表现，突出主线，并突出主线中的关节点，突出关节点上的重大事件。在描述市场经济体制萌芽时，将视野放到建国初，回溯党的领袖早期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思考，寻找在计划体制下市场经济的潜力因子，并推展到在改革新时期一步步打造市场经济新体制波澜壮阔的历程。本书由贾康确定全书框架，史卫、刘薇、苏京春分别承担第一、二、三篇的初稿写作。最后由贾康总纂。中国工人出版社的领导和左鹏、刘菂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重要的推动、支持与帮助，付出了辛苦劳动，谨此鸣谢！[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191—193页。
贾康，著名经济学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1985 年开始在财政部科研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所副所长，于2001-2014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1988 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数十部专著和 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访谈。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2006-07年，两次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2013年后，多次应李克强总理之邀座谈、或按全国政协安排向李克强总理建言经济工作。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参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 PPP 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21年与刘薇合著出版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又被评为年度“中国好书”和全国党建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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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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