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本位与世界身份
□ 汪长明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需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构建体现中华文化主体性，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保持历史主动，坚守中华文化“时代方位”。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力。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其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世界文明划分为八种主体形态——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以儒教文明为核心标识的中华文明世界性身份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国际政治领域，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文明话语”身份和“文明叙事”功能。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在文明与文化的持久“对话”中，文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知识的升华。无论从保持中华文明历史连续性，还是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乃至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看，都离不开加快建构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我们要以历史自信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主动的积极作为，坚守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主体性地位，从中华文明的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中，不断汲取丰富厚重、泽被后世、惠及世界的文化滋养和文化精华，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坚持中国本位，构建中国话语“世界身份”。“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宏大话语框架与完整叙事体系，本身就蕴含着隶属中国的知识自信和面向世界的开放胸襟。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中国”是知识体系的行为主体，具有客观性；“自主”是知识体系的精神支撑，具有主观性；“知识”是知识体系的话语本体，具有自含性；“体系”是知识体系的属性描述，具有系统性。这种“四位一体”的特征赋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主体与客体、过程与结果、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只有坚持中国本位和自主定位，掌握知识生产的“中国导向”（主体性）和主动精神（主导权），以源自中国的原创性知识赋能中国话语体系走向世界（话语权），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为国家形象建构和国家软实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撑（话语力）。“主客一致”，既需要广大知识生产者尤其是学者具有文化使命意识和家国情怀，为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坚实有力、生动鲜活，具有理论穿透力的原创性知识产品；又离不开国家在文化传播体制机制建设、学术制度环境优化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将知识自主的涓涓细流汇聚成“国家声音”之时代洪流和“世界身份”之文化镜像。因为本质上，每一位知识生产者，其知识产品一旦走出国门开展跨文化交流，都具有或多或少、或官或民代表国家的身份标识，他们是中国文化传播的“话语发起人”和“形象大使”。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学术“知识自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因此，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要在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基础上，不断增强自身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力、阐释力、表达力，创造彰显思想高度、将中华文化的要素揭示转化为学术表达，具有理论深度、将中华文化的现象语言转化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本语言（理论话语），体现人文温度、将中华文化系统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公之于众”，提升现实锐度、发挥中华文化资源惠泽万世、匡济天下的济世功能，锚定价值向度、以中华文化中的普世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高质量知识产品，以自信之状态、行自主之表达、发思想之先声、奏时代之强音，为构建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原创性学术智慧。这是国家和时代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迫切需要与深切召唤。
创新文化传播，提高中国声音“国际音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展形象，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传播尤其是跨文化传播之所以重要，在于传播具有“知识转移”功能，是实现知识社会价值及社会化的“必由之路”。没有传播这座桥梁，知识的社会功能将萎缩甚至丧失。创新中华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文化故事，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传播主体（谁讲）、传播客体（传播内容，讲什么）、传播媒介（通过什么讲）、传播语言（话语体系，怎么讲）等层面集成发力，主动作为、顶层设计、系统谋划、综合施策，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话语力、影响力。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实现从单一主体叙事向双重主体叙事（受众→授众）、单一语体向多重语体（即多语种转化）、单轮驱动向双轨并进转变（即自我传播+他者传播）。概而言之，创新文化传播，提高中国声音“国际音量”，有赖实现以下几点：传播主体多元化，从自我本位向受授一体转向；传播客体符号化，从文化形态向文化标识转向；传播媒介融合化，从单一介质向融合介质转向；传播语言多态化，从主体叙事向客体叙事转向。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