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的丽芳，和80多岁的父母一同住进了上海一家养老院。
父母让丽芳一起来，不是为了让她照顾自己，而是为了方便照顾她。丽芳轻度失智，并且患有轻度精神疾病。再过3年，等丽芳达到60周岁，他们一家三口就是标准意义上的“纯老家庭”。
“丽芳的情况不可能独自住在养老院。如果哪天我们也失智了，甚至‘走掉’了，她还能指望谁呢？”丽芳父亲吴老伯前往公证处，向公证人员咨询，是否能为女儿寻找晚年的监护人。
公证员为吴老伯指出了一条“意定监护”之路。首先，丽芳无力做父母的监护人，父母本身就需要寻找新的监护人。今后万一二老失智失能，就由该人对老两口承担监护责任。同时，丽芳当然也需要一位监护人，为她的养老托底。
协助处理相关事务的上海复晨律师事务所蔡斌律师告诉记者：“随着社会老龄化加深，失智老人的晚年监护困境日渐浮出水面。有的老人没有近亲属，有的虽有近亲属却无法尽到义务，但他们的监护问题都需要解决。”
丽芳是独生女，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一直和父母同住。她患有一些基础病，每隔一段时间，父母都要陪她去医院和精神卫生中心配药。日常家务事也都由父母承担。
耄耋之年的父母，渐渐力不从心。想找身边人帮忙，却不知找谁。“我有一个哥哥，早年携全家移居海外。他们很少回来，远水救不了近火。”吴老伯说。
不会买菜、不会做饭、只能偶尔去超市买点东西的丽芳，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丽芳有一张残疾证，经法院鉴定，她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能作为父母的监护人。
寻找新的监护人并不容易，丽芳父母为此四处奔波。好在，经养老院牵线，具备照护经验的工作人员李先生愿意担任丽芳父母的监护人。
李先生正值壮年，子女已成年，家中没有老人需要照料，体力上和精力上都能承担监护职责。“有了监护人，丽芳的父母就能在行为能力不受限、但生活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委托他的监护人去办一些事，比如去银行取钱、代办一些手续。”蔡斌律师解释。
记者了解到，丽芳父母与李先生在公证处签订了一系列监护协议。经过协商约定，如若丽芳的父母失智失能或者去世，丽芳的监护人也由李先生担任，由律师担任监督人。等到李先生迈入老年，李先生的子女会接替父亲继续做丽芳的监护人。
由于丽芳的精神状况不适合在养老院常住，最近，父母带着她搬了出来，住到了李先生家附近，方便日后请他照应。“有了监护人托底，我们总算放下一桩心事。”吴老伯说。
另一家养老院里，前来探望失智老人肖阿婆的居委干部，也在为肖阿婆的监护发愁。
73岁的肖阿婆患有轻度智力残障，未婚，无子女。近年来，父母、哥哥相继过世，她独自住在他们留下的老房子里。
哥哥的独生子阿龙，是肖阿婆唯一的近亲属。阿龙不愿意照顾肖阿婆，把她送去了养老院，并将她原先居住的房屋出租，声称要用房租支付肖阿婆在养老院的开支。
一段时间后，养老院找到居委会讨要费用，居委干部才得知，房租都是付给阿龙的，但他失踪了。更糟糕的是，他还带走了肖阿婆的身份证、银行卡以及其他证件。
“如果继续拖欠费用，只能请肖阿婆回家了。”听到养老院工作人员的话，居委干部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为肖阿婆维权。律师建议，先为肖阿婆指定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再解决后续的人身、财产权益问题。
法院审理后，确认肖阿婆无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属，唯一亲属阿龙未尽照顾义务并且失联，以判决方式确定了居委会作为肖阿婆的监护人。也就是说，居委会有权代替肖阿婆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维护她的权益。
居委干部第一时间带肖阿婆补办了身份证，到银行重新开设账户，并到社保部门登记新的证件和银行卡。肖阿婆这才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养老金和补贴。经与租客协商，租客和居委会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养老院的欠款归还了，根据重新签订的养老合同，肖阿婆继续在养老院安度晚年。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97亿，其中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大约4500万。
丽芳是幸运的，父母找来的监护人将为她的人生托底。肖阿婆也是幸运的，有居委会做她的“养老后盾”。 “但在失智老人监护这条路上，还有很多家属、法律人、社区工作者正在探寻、摸索。”
记者了解到，为减轻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家庭负担，我国自2016年以来，先后在49个城市开展长护险试点。蔡斌律师认为，长护险的实施对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亲属的失智老人来说，光靠长户险不足以解决他们的监护问题，况且长户险的评定也有一定的要求。”他认为，在失智老人的监护方面，目前还存在明显的空白，需要进一步提出制度上和政策上的保障。
“首先是缺人，缺少既有监护能力、又有监护意愿的自然人或者组织。我们需要多一点这样的主体。”
“其次监护的实践面临困境。当前的意定监护，有制度、有法条，但是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和实施细则，在社会的支持系统上还不完善。”
蔡斌律师表示，理想的监护状态，应该是制度化、体系化的。“也就是说，失智老人进入监护流程后，不仅能保证他的基本生存，还能满足他的生活所需。甚至，这个体系还可以引入保险、信托等行业，从各个方面给到老人更为全面的保障。作为法律人，我们希望推进失智老人监护的制度化保障，也希望整个社会能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