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清坡：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兼论“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

史料是构建新中国史研究“三大体系”的基础。然而，新中国史史料学建设的严重滞后已然成为制约相关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学科体系建设也明显滞后于研究实践的发展。迄今，有关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研究仍较多聚焦于相关史料的整理、分类、解读以及对个别史料的辨别考证等，更多的还是属于史料研究而非史料学研究。近几年，有学者已开始具体探讨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史料学并非一门新的学科，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新中国史史料学是史料学的一个分支，自然也就具有史料学的一般学科特征与方法，但与传统的史料学又不完全相同。新中国史的史料特性在与古代史、近代史存在共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差异，会面临更多的新境遇。新境遇衍生新问题，也造就了新中国史史料学的发展性、实践性特征，在诸如史料的搜集、生成、存留、阐释、社会功能、学科交叉等基本问题方面具有了更加鲜明的时代性与创新性。本文即对新中国史史料学建设中的新境遇与新问题作一阐述，并探讨立足于新中国史的“新中国学”资料构建问题。

关于史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当为首要工作，而对新资料的挖掘或范围拓展又是推动相关研究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条件。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正是史料搜集之必要与艰辛的生动写照。有关新中国史史料的类别、整理和利用状况，已有研究论及，此不多述。总体而言，迄今对新中国史史料搜集的主体主要为高校和科研机构、各级各类档案馆、民间个人，搜集内容和范围又基本依各自的研究旨趣、职能、个人兴趣、史料的历史价值或市场价格等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因专业化程度和资源掌握能力不同，史料的搜集、整理与保管水平也参差不齐，由此形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

事实上，自新中国史研究兴起以来，各方面就十分重视对史料的搜集、分类与整理，并在史料搜集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做法。不过，既往研究较多集中于某一领域，诸如社会调查、口述史、档案、民间文献等，缺乏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归纳总结，故新中国史史料搜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尚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如史料搜集的轻重缓急，搜集什么样的史料，哪些史料需要搜集保存，如何找到史料信息，如何与史料保有者沟通，如何获取史料，如何分类整理史料，如何对文本史料作必要的除尘、除菌、防腐，如何保存史料，等等。其中，许多是在史料搜集的实践过程中遇到的而传统史料学无法给予有效解答的问题。

例如，搜集什么样的史料，这看似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在实践中也会成为新中国史史料搜集者的困扰。限于研究旨趣、经费、存储条件等的制约，面对浩繁且多元的史料，进行有条件的搜集保存就成当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但是，现今被认为史料价值不大而舍弃的资料是否就意味着若干年之后仍不具有史料价值呢？况且对史料的选择本身就带有搜集者的主观意志与见识。在史料价值的认知上，“彼之敝草，吾之珍宝”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地方中小集体企业的资料就因数量过于庞大，且又多账册、票据等，具有一定的解读利用难度，而多被收藏者视为畏途，弃之者要远远多于搜集者。因此，在这些中小企业破产时，其资料绝大部分被作为造纸原料予以了回收。笔者就曾面对上千斤山西某小企业1970—1980年代间的大量资料，因无力购买和保存只能放弃。即便是有收藏能力的单位也会因其数量众多，且资料存在同质化等方面因素，无意搜集保存。

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不同的是，新中国史是正在发展中的历史，其史料存量在不断地增长，因而就产生了史料的生成与存留之问题。无论个体还是群体、机构等，都是新中国某段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者，大多会有意或无意地留下有关那段史实的直接或间接记述。这些记述既包括客观生成，也包括主观生成。其中，主观生成的史料难免会带有史料制作者的目的性，是仅仅对事实的如实记述且无意留存或展示于人，还是记述事实本身就是为了留存并示之于人，其对事实的记述便会呈现不同的样貌。同样，无意留存下来的史料与有意留存的史料对历史真实的展现也会有较大差别。后者可能会呈现出史料制作者想让其他人看到的什么样的历史，却不一定是历史本来样貌的问题。那么，作为史学研究者要不要干预史料的生成过程？诚然，完全不干预并不符合实际。如口述访谈、社会调查本身就是对史料生成和存留的一种干预。但需要对哪类史料的生成进行干预、如何干预、干预的程度、干预的利与弊等，都有待作进一步探讨。

不过，新中国史史料的存留极其需要史学研究者的深度介入，其目的是如何实现最大限度的完整、科学及有序化保留史料。因此，对于史料学而言，不仅仅是要解决存留什么史料、如何存留的问题，还要解决怎样让史料制作者或保存者系统、完整地存留史料，而不是有选择地存留。

然而，受限于多种因素，新中国史史料的存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前述，新中国史的史料十分浩繁，不同时代、领域的资料保存状况也差异极大。毫无疑问，越是靠近当前，资料保存越丰富完整，对其重视程度与相对久远的资料相比也会稍薄弱一些。如2003年非典时期，各地进行的外出人员摸底情况调查，各村各社区原始调查表格的史料价值肯定要大于全县或全区的总汇表。20余年前，笔者曾为寻找这些原始表格费尽周折，最终才在某单位地下车库见到如废纸般堆积的资料。如今，又不知能有多少地方会保存这些原始的调查表格。因此，对于新中国历史的当事或亲历主体（包括机构、团体、个人等），留存哪些资料以及如何留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显然，仅靠现有档案管理规章或个人兴趣等，无法适应当前和今后新中国史研究对史料的需求。

诚然，新中国史史料的浩繁可为史学研究带来便利，但很难有哪个机构能够将某类或某地区所能见到的史料搜罗殆尽，并予以有效保存，遑论个人了。当下，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史料存留方式，方能对此境遇和问题予以有效解决。比如，一方面加强不同存储主体之间的协调，避免同类史料的重复存留；另一方面推进纸质文本的数字化存储工作，减少史料占用空间，以尽可能多地增加史料数量与类型的存留。但史料的存储并不仅限于将之搜罗后保存起来，或将纸质文本拍照扫描，还应包括史料搜集的过程、史料原初的存放地及存放状态等信息，这些均是存储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旦失掉这些信息，研究者在利用史料时便只能读到史料中记载的内容，而无法解读附着在史料上的其他丰富信息。

对于新中国史研究而言，并不会像中国古代史、近代史那样面对史料缺乏、分散等困境从而制约相关研究的开展。正如李红岩所言，传统史学所遭遇的史料匮乏、碎化情况，未来史学无疑会大量减少。无论数量上的“少”，还是分布上的“散”，抑或搜集上的“难”，以至荟萃上的“苦”，都将大大改善。特别是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荟萃比观”“别裁审定”的工作将会变得容易。总之，未来史学所要面对的问题将不再体现在史料匮乏与难于寻获上，却会体现在过于繁多与不易挑选上，从而产生新的问题。由此，新中国史研究者所要面对的将是如何在浩繁的史料中去伪存真，进而筛选出符合各自研究所需的有价值史料。新中国史史料筛选也会成为比史料搜集更加重要的工作，这是使史料充分发挥其价值的关键环节。

史料的筛选，首要即去伪存真，对此相关论述较多。如左玉河所言，国史资料的考证辨伪，不仅仅是辨别历史资料本身的真伪，更重要的是鉴别史料所反映内容的真伪。如新中国特定时期的报刊资料，不少是政策宣传和典型报道，其中包含一些并非有效的历史信息，需要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详细解读报刊资料及其历史语境，才能辨别这些史料的有效程度。民间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偏向，需要研究者慎重辨别。然而，对于新中国史研究来说，辨别史料真伪不过是史料筛选的一个方面。此外，还要面对如何在数量众多，且在不断增长中可能还存在大量同质化的史料中筛选出可用的有效信息的问题。将某种类型或主题的史料全部搜集与保存，显然并不现实，既然是有所选择，那么必然需要一定的选择标准和依据。犹如前述大量的地方中小集体企业资料，怎样从中选出具有一般代表性或典型性的企业，选择的标准和依据又是什么，又如何选用海量的账册和票据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关系到所作研究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也会反过来影响对相关史料的搜集和保存。

由于新中国史研究面对的不是史料少而是史料过多，且存在大量同质化的史料，史料学的主要工作也随之而改变。特别是围绕同一事件或人物的各类相关史料会比较多地保存下来，不仅有文本史料，还会有亲历、亲见、亲闻人物的口述史料，甚至影像史料等。复杂多元且处于增长和变动中的史料使得对历史真实的探求变得异常艰巨复杂，即便众多史料呈现的是同一历史真实，对其进行不同的阐释，所得结论也会大相径庭，由此也就可能混淆或遮蔽历史的本质。犹如对同一史实的回顾，由于立场不同、时代演变、社会环境差异、个人处境变化等，不同当事人就会存在不同的阐释，即便是同一当事人也会存在前后阐释各异的情况。有学者认为，人是历史的人，“历史认知”也因此具有历史流动性；面对同样的历史实然，不同时代的人必然作出不同的解读，重新建立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联系，建构不同的历史图景。

笔者曾计划对集体化时期某村“铁姑娘”队队长作一次口述访谈，待见到其本人时，过去曾是无上荣光的事如今却变成她一段不愿回首的经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年轻时不顾身体条件的过度重体力劳作造成的身体损伤，使得年老后病痛缠身。再如，“大跃进”时期某县进行的一次群众性、运动式的土壤调查，因其调查方法的不严谨、不科学，调查内容的可靠性也就不足，由此产生的调查报告就无法真实反映当地的土壤情况。但调查报告本身又是真实的，对调查目的、过程、方法、不足和问题等的记述也是真实的，其中内含较为丰富的时代信息，如果一概将其视为不可靠史料予以遗弃，未免有暴殄天物之嫌。

有学者在对白洋淀地区某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该村对于抗日时期村中某位英雄人物居然有从英雄到假英雄的截然相反的讲述。但作者所关心的并非两种说法中哪一种更加正确，而是人们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忆是如何发生改变的，这种改变会在什么背景之下被提出，提出者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论证其看法。由此，对史料的阐释，实质上是在关注史料讲了什么的同时，也要关注为什么讲、以什么方式讲及为什么以此方式讲，亦即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史料揭示能够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

虽然目前还未有学者就新中国史史料学的公共性展开讨论，但在人人都是当代史的书写者也是史料制作者、留存者、搜集者的情况下，就不得不正视史料学的公共性问题，亦即史料学对大众的普及。

新中国史是与现实性、时代性紧密相连的学科，它不仅深受现实和时代的影响与制约，还需要及时回应和解答现实性与时代性提出的各类问题，诸如新中国史的主流、历史发展进程、时代内涵与世界意义等。在互联网、自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写作者。无论他们是出于真实的爱好，还是出于带有某种倾向性的其他目的，其作品在大众间的影响时常要高于严谨的史学论著。特别是当一些人以亲历、亲见、亲闻的角色撰写有关史实时，更容易让人们相信其所写的真实性。然而，必须重视的是，这些有关新中国历史的书写者并非都经历过严格的史学方法训练，由此便不免产生各种问题；或者想撰写历史类文章却不知如何搜集、辨别和运用史料，或者对史料断章取义，或者故意曲解史料，有意或无意地误导了大众对史实的正确认知。

此外，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非史学研究领域的个人投入到新中国史史料搜集的队伍，搜集内容和范围往往以个人兴趣爱好或市场价值大小为准。其积极方面在于有利于文献的保存，免于过多的史料文献被毁或沦为纸张的生产原料，但消极方面也不容忽视。因搜集者目的各异、文化水平和专业素养参差不齐，极少会拥有史料学专业背景，对相关史料的原生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破坏俯拾即是。更不用说民间这种无规则的，甚至于稍带野蛮式的搜集，无形中会抬高流落民间的史料的市场价格，增加了专业史学研究者搜集利用的难度。包括非专业史学领域或个人在史料生成与存留过程中，也急需专业的史料学理论方法的指导。

正是这种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性需求，推动着新中国史史料学在进行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应着手其公共性建设，向大众普及史料学知识。但这种普及首先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亦即民众在史料的生成、存留、搜集、辨别、运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民众渴求获取怎样的史料学知识。至于普及的方式与方法，应符合民众的接受程度和要求。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史料学研究的影响无疑至深至远，其改变的不仅仅是史料存储、传播、检索、获取的方式，乃至对史料的概念、范围、生成等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已经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也有过较多深入的探讨。当然，既往的相关探讨更多还是围绕科技对史料存储、获取等的影响展开，也基本聚焦于史料的数字化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涵盖新中国史史料的全部内容。对于新中国史史料来说，更加海量的是新生的数字化史料，亦即其生成就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如何保证这些数字化资料在保存、传播过程中没有被修改过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毕竟对于非专精的计算机专业人士而言，辨别数字化史料的原初形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在利用数字化、大数据处理解读史料时是否会存在模式化、同质化的研究成果，尚未可知。

科技的发展呈现日新月异的趋势，其进展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越人们的一般认知，发展速度甚至超出普通大众的预期。如ChatGPT的出现目前已经对科学研究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其对史料的生成、搜集、解读、考据等也必然会产生影响，但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是利是弊，如何规避不利影响等，尚有待于史料学领域的进一步深入探究。

显然，新中国史史料学无法回避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但由此可能带来的学术规范与诚信问题也不容忽视。比如，当前受限于史料数字化程度的不足，且大多又以图片形式呈现，人工智能暂不能完整、准确地识别图片中的文字，加之各级各类档案馆所藏档案无法实现网络共享；人工智能可获取的相关史料十分有限，其对史料的解读、校勘、考订等都极不成熟。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数字化史料的增长，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工智能对史料的解读、校勘、考订等很可能会胜于相关学者的研究。但如果学者利用人工智能展开相关研究却不注明时，又如何区分是个人研究成果，还是人工智能的成就。因此，在关注科技给史料学带来有利影响的同时，也应关注和探讨其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及应对之法。

当前，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运用几乎已成为史学硕博士学位论文在书写理论与方法创新时的一个“规范”内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他学科的发展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在西方社会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史学研究就再也无法回避对其他学科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的借鉴。相比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新中国史研究所受其他学科的影响会更大一些，这固然与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和健全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事实上，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等领域的关注和研究，史学界要稍晚于其他相关学科。10余年前，李金铮曾指出，有关集体化时代的研究历史学学者参与并不多，反而主要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取得了突出成就；尽管他们关注的核心是现实问题，但往往追溯社会演变的历史基础，关注集体化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这显然与新中国史学科的曲折发展历程有偌大关系。

1950年代，新中国史研究虽然开始兴起，但其历史局限性十分明显，此后又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新世纪以来，新中国史研究特别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获得飞速发展，加之近些年突出强调的“新文科”建设，其一个典型特征即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不仅是文科内部，更包括文科与理工农医等自然学科之间的交叉。由此，新中国史史料学建设必然会受到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影响，推动相关史料学理论方法的不断创新。比如，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对新中国史史料学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史料的搜集、整理、校勘、解读等方面，还包括其他学科有关新中国的研究成果能否成为史料、如何成为史料、怎样作为史料加以运用，以及其他学科对待本学科内资料的态度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这势必会推动新中国史史料范畴、搜集和研究利用理论方法等方面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事实上，这也是作为综合性学科的“新中国学”在资料构建过程中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中国学”的重心从研究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日益转向“新中国学”，并落脚于对新中国的认知。而“新中国学”是立足于新中国史，构建和发展关于新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认识和传播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及时代的综合性学科；新中国史即成为“新中国学”的重要来源、实践路径与内涵构成。由此，新中国史史料也就构成“新中国学”的重要资料来源，相关史料学建设即成为加快推进“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主要学科基础，发挥着理论方法指导的作用。虽然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都以新中国作为共同研究对象，具有相同的历史、社会与时代环境，其资料建设会高度重合，但二者的资料范畴并非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更多的还是一体两面，新中国史史料学与“新中国学”资料构建具有发展性与实践性的共同特征。

首先，“新中国学”是关于新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学问，举凡有关新中国的文字和物品皆为其资料来源。新中国史是发展中的历史，内含新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历史。历史与现实的紧密结合是二者的一个显著特点，且其研究对象都处于发展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即便“新中国学”的部分资料一时还未能纳入新中国史史料的范畴，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些资料恰恰是正在生成和存留中的研究新中国史的史料。因此，二者又是相通的，具有发展性特征。

其次，无论新中国史史料学还是“新中国学”资料构建，都具有十分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很多问题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以及资料的搜集、整理、存留等实践中遇到的，而且许多是新生问题而非传统问题，这就需要在借鉴传统史料学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寻求解决方案并加以验证有效性。随着对“新中国学”研究和认识的深化，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加深，相关资料构建也会随之逐步发展完善。当然，这种实践是发展中的实践，新中国史史料学应在发展中不断地谋求创新，“新中国学”的资料构建同样也需要在实践中予以推进。这就需要随着时代演变，结合研究进展和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应及时归纳与总结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并进一步提炼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和方法。

综上所论，新中国史史料所面临的环境和问题异常多元、复杂、多变、艰巨，且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动之中，这决定了其史料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建设发展不能停留在传统史料学的范畴，而是要时刻保持着时代性和创新性，并能够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新中国学”的资料构建与新中国史史料学相辅相成，在新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并具有发展性与实践性的共同特征。

2000年左右，新中国史学界还极少有学者关注和利用当代乡村基层档案及其他民间文献开展具体的研究。随着学术界对新中国史研究自上而下叙事方式的反思，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野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基层档案和民间文献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如今在“资料革命”的推动下，学术界对当代民间文献的搜集和利用已成为新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正呈方兴未艾之势。这显然是在社会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实践推动下，新中国史史料范畴逐渐扩展，过去被忽视的史料及其价值得以被发现并受到广泛重视。

“新中国学”立足于新中国史，而新中国史又是发展中的历史。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人既是当下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从新中国史史料还是“新中国学”资料构建来说，在数量上都极其浩繁，在类型上也十分多元，且资料的数量和类型都在不断的变动增长之中。在人人都是史料制作者和存留者的情况下，研究者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辨别、考据等传统的史料学范畴，而是更加多元、复杂、多变的史料环境。正是这种发展中、变动中的历史及其与时代的紧密相融，赋予新中国史史料以时代性特征，使其具有了与“新中国学”相通的特征，并且这种时代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