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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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01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之智库分论坛上,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讨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02徐高认为,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不能盲目遵循西方经济学教条。

03他提出,政府在市场失灵或危机时应该施加干预,保证市场的稳定;同时,政府有义务通过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发展。

04此外,政府收入应积极还付于民,提升民间创造有效需求的能力,避免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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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2024年9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之智库分论坛——朗润•格政第188期在承泽园举行。论坛主题为“高水平市场经济之路”为主题。本文根据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的发言整理。

目前我国经济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原因都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在哪里?今天我想分享一种思考逻辑。

引子: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争论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哈耶克和凯恩斯早有讨论。哈耶克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认为即使经济危机发生,若政府人为地创造需求,一定会导致部分可用资源被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可能为新的纷扰和危机播下种子。因此哈耶克主张,即使危机来了政府也不要去管。他表示,“我们或许可以用及时扩张的办法来避免一次经济危机,不过危机一旦发生,在它未自行消失之前,我们是无法摆脱它的。”由此可见,哈耶克无条件地相信市场,并不认为市场和政府关系是可以被构建的。

凯恩斯完全是另外一种观点,他认为“长期是一种对当前事务的误导,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在暴风雨的季节里,经济学家如果只是告诉我们,当暴风雨过去,海面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将自己的任务也设定得太容易,太无用了。”换言之,他主张活在短期,不能等待市场自发地收敛到有效阶段,那时候我们早就老死了。

哈耶克和凯恩斯观点的差别在哪里?主要在于他们对市场自发运行状态的认识不同。无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他们都不认为市场可以被政府所取代,都认同应当把市场放在基础性地位。两人的分歧是,哈耶克认为市场运行效率很高,即使爆发经济危机,也应该等待市场自发调整,这时候政府万万不能干预,否则会阻碍市场的自发调整,为新的危机埋下种子。凯恩斯则认为市场效率比较低,不能等待市场的自发调节,面对经济危机时,政府应积极采取需求管理政策来缓和,甚至消除危机。

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分歧,与洛克和霍布斯之间的分歧类似。霍布斯认为,缺少政府管理的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因此需要一个主权者来管理大家。洛克则相信人与人之间完全可以自发地过上田园牧歌式的平静生活,所以只需要一个小政府即可。

在我看来,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如何划分,关键看市场的状态。如果是运转良好的市场,可以不需要政府;倘若市场本身存在很多问题,这时候政府必须介入。

从市场角度看,政府该做什么?

第一,市场失灵甚至发生危机时,政府应该施加干预。

例如,2023年3月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受此影响,美国商业银行信用投放显著收缩,金融市场陷入动荡。这时候美联储资产大幅扩张,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市场度过危机。美联储的做法非常明智,也广受赞扬。如果市场上出现问题,政府就要干预,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近年来,我国的救市思维总是在道德风险这个问题上陷入纠结。到底该不该先考虑道德风险再救市?我认为这需要视情况而定。打个比方,假如小孩已经失足落水,大人还在袖手旁观,为的只是给孩子一个教训,想让他将来长记性。这是荒谬的,无论如何应该先把人救活,再考虑未来如何预防道德风险。房地产市场就是在落水之后,施救之前,很多人已经陷入道德风险的纠结讨论之中。我认为应该先救市,让市场先“活”过来,这远比纠结道德风险重要得多。

第二,市场缺乏纠正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能力,政府有必要推行“共同富裕”以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

市场经济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一个与效率有关的概念,但它不涉及收入分配,一个收入分配极其不平衡的状态也可以是帕累托最优。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市场没有能力改变收入分配不平等情况。

1990年全球化进程开始后,美国的工资薪金和企业利润占美国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开始分道扬镳,工人工资的占比下降,企业利润占比明显上升。美国是全球化的受益国,从2001年到2023年,23年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累计高达12.7万亿美元。这主要因为美国用无成本创造出价值,换来别国的产品和服务。然而,美国却无法把全球化红利在国内进行公平分配。这导致美国的富人拿走了全球化大部分的红利,普通的工人反而因全球化而受害,使国内收入差距拉大,阶级矛盾激化,社会撕裂。因此,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内部问题,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无法在不同阶层间进行转移支付。这样的情况是完全依靠市场而产生的后果。未来AI时代如果发展到无人化生产,届时在收入分配方面就更需要政府的有力调节,让AI创造的生产力真正惠及每一个人。

第三,政府不仅需要,也完全有操作空间,通过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发展。

这一点从经济学理论中可以找到很多理论依据。现代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主要发生在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大量产业内贸易,即一个国家在某一个产业里,既出口又进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新贸易理论对此给出了合理解释。现代产业链中,每个产业都存在多个细分市场。在每个细分市场里,产品生产都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只要先发者先把规模做大,对后来者就能形成非常强的竞争优势。所以,不同的国家,因为一些偶然性因素,在不同的细分行业中形成了规模优势,因而带来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大量的产业内贸易。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在推动国内产业抢先形成规模优势方面大有可为。现代新贸易理论给出了政府干预产业发展的理论依据,因此被称为“战略性贸易理论”。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就是很好的例子。2020年开始,中国汽车出口量呈爆发式增长。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一。国产自主品牌汽车强势崛起,销量显著超越合资品牌。过去三年,新能源汽车在乘用车中的占比,从2020年初的不到5%到现在的45%。我国的汽车产业3年内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一上升趋势与我国汽车出口量爆增,以及国内自主品牌超越合资品牌的路径完全吻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成功,离不开过去十几年我国针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扶持政策。从最初的产业规划,到生产端、消费端和基础设施端等方面,政策都有覆盖。然而在别国看来,我国的成功经验已然构成“威胁”,一些国家已经采取措施。例如今年4月,欧盟发布了一份700多页的报告,列出了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比如购车补贴,双积分政策,鼓励新能源生产,专项基金等。这些政策在欧盟看来是一种“市场扭曲”,但却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致胜法宝”。

我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国家应该对产业的发展进行干预,产业政策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用的。

第四,政府收入应积极还付于民。

中国政府拥有大量资产。根据2018年的数据,整个企业部门中,国有企业的资产占比高达52%,金融企业部门里这一占比更高。政府掌握这么多的资产,意味着这些资产所获得的回报最终也会流向政府。除了通过税收获得收入,政府还通过持有大量资产获得了大量回报性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门总收入的GDP占比只有60%。

既然政府掌握大量的回报性收入,如果不把这些钱花出去,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无法达到平衡。就现代经济而言,发展生产非常重要,为生产找到需求也同样重要。需求是由收入或购买力支撑起来的,真金白银地把钱花出去才能带来需求。对一个国家而言,总产出就是总收入。马尔萨斯早在两百年前就提到,“一国必然拥有购买它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购买力”。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总购买力足够,需求常有不足。

我国的总购买力有收入分配结构,会分给不同的经济主体。在分配过程中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出现购买力与支出意愿之间的错配,有支出意愿的人没有购买力,有购买力的人没有支出意愿。这可能导致经济的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

在政府握有大量资产而会切分一部分国民总收入的情况下,市场要取得供需平衡有两种办法:一是政府把收入转移给民间,提升民间创造有效需求的能力;二是政府不把收入转移给民间,但政府要创造有效需求。如果政府不转移收入,政府就成了“花钱”的第一责任人。近年来我国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没有把收入还之于民,自身也不积极花钱。整个国民经济因此而循环不畅,陷入一种长期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至今仍在恶化。

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即主张政府不干预市场,认为政府支出会挤出民间需求,因此政府需要减少支出,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在我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是好心办坏事,他们没有看清我国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独特之处。

总   结

该如何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我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才是王道,而不能用抽象的西方经济学教条去定义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市场是基础,政府是市场的引导者和调控者,更是市场的参与者,特别是当政府获得大量收入之后,它必然是市场参与者。

评价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否合适,标准可以是“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过去这些年,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我们有新能源汽车产业崛起这样的正面范例,也有地方政府债务处理方面的负面案例。

恰当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定要与我国当前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相匹配。市场主体的影响力建立在收入的前提上,收入越多,市场影响力越大。倘若市场主体无法把自己的收入转换为有效需求,就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引发其他的经济问题。

如果政府拥有大量收入,其“花钱”的方式要与民间主体有所区别。政府的财政支出不能以微观的回报率为主要目标,而应首先考虑社会效益。在我看来,政府财政就是要做民间不愿做或不能做的事,比如说架桥、修路等对整个社会都有利的基建,就像以前的高铁建设,项目本身回报率并不高。在当前阶段,我主张政府应更多地介入这一类事,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持,而不是完全从市场中撤出。政府撤出并不会让市场变得更好,正如前文所述,撤出后政府的大量收入反而失去了支出的途径,最终导致总需求不足或产能过剩。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 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