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受“中国双拥”新媒体中心推荐，我们的“守护民族记忆——为国家留史，为烈士留名”项目，入选了第十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年度项目大展。
在11月9号的活动现场，新媒体中心主持人问我，在记录老兵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侧重的群体？
其实不少朋友也问过我这个问题，甚至还苦口婆心劝我应该去记录什么，不应该再做什么。
但于我而言，不管是抗战、抗美援朝老兵，还是其他的战争亲历者，都已经是最后的、抢救性的记录了。
我们能遇上的，还能讲述的，都应该记录下来，因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记忆，更是民族的记忆。
如果说我会有特别关注的，那肯定是战争中的女性。
因为我也是女人，感同身受想要了解女性在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下是如何生存的。
就像展出海报中的柳岳继奶奶，在上甘岭战役的坑道中，17岁的她和男兵坚守了58天。
我很难想象，这58天她是怎么度过的，她的困难不仅是敌人的炮火，吃喝拉撒都是难题。
但这些微小的女兵记忆，很少有人会关注。
其实柳奶奶都记得，她详细和我回忆了，一个女兵的厕所怎么搭建，和男兵共用猫耳洞怎么睡觉，甚至生理期来了怎么办……
这些记忆是她个人的记忆，也是所有女兵的记忆。
不仅如此，她还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分享了在战场上所看到的一切。
柳奶奶没有回忆战争怎么指挥，战士怎么冲锋，她讲了很多小故事，还讲了一朵小黄花。
当时坑道里有个战士要上战场了，出征前他提前打包好行李，义无反顾走出坑道，很悲壮。
但没一会儿，小战士又折返回来了。
他回来干嘛呢？
回来给一株小花浇水。
那是他之前在阵地上发现的一株小野草，小战士带回来养在坑道了，没想到竟开出了一朵黄色的小花。
柳奶奶问我，连棵野花都在乎的人，他能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吗？
这个浇花的小战士牺牲了。
我们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跟所有的无名烈士一样，在柳奶奶的讲述那一刻被具象化了。
所以在当天的直播中，我分享了这些年记录老兵故事的经历，也讲述了为什么“记录老兵故事”，是要为烈士留名。
老读者们都知道，几乎每一个老兵在讲述往事时，都会回忆到牺牲的战友，可以说，这些回忆就是烈士在人间最后的印记。
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回忆，烈士才不仅仅是纪念碑上冰冷的名字，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可以被后人触摸到的人。
就像我们记录下来的于用权烈士，如果不是因为有战友李义彭的回忆，不仅是我们，就连烈士的后人，都将无法知晓他的一切，甚至他的名字都无法准确被历史铭记。
牺牲82年，烈士终于回家（点开就能看）
这样的故事我们记录了很多很多。
我也不知道，未来的哪一天，这些记录会被再次唤醒，会给需要它的人留下一次和先辈对话的机会。
记录的意义，本就如此。
自2015年起，由崔永元发起的“口述历史周”已连续举办十届，现在这个活动已成为中国口述历史界的重要年度活动。
这一次，单独成立了“老兵口述”专区，我也见到了不少记录老兵口述的同仁。
著名军史专家、原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余戈老师，还以他的新书《惠通桥之战》为例，分享了老兵口述史的重要性。
他说在军战史研究写作中，主要依赖档案史料，特别是军方的档案史料，但是口述史料也非常重要。
“档案史料与口述史料的关系，如同骨骼与血肉的关系，前者构成叙事支撑，后者使作品鲜活。有了档案史料，叙事的条理、脉络就站住了，但可能读起来比较干巴；如果再加入丰富的口述史料，就有了代入感，能让人进入历史现场”。
尽管口述史料因为个人记忆可能存在的“先天不足”，余戈老师认为有些极为重要的历史现场，由于没有档案史料的记录，口述史料就成为还原历史唯一的依据，有可能填补某个历史的黑洞。
对这些记录抗战老兵口述故事的团队和个人，余戈老师说自己深表敬意，因为这些抢救性的记录，其实是给无数个军战史研究者提供材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所在的历史现场远远多于日本人，但中方留下的口述史料在数量、质量方面都远低于日本。
在很多战役中，日军的连队长、班长、士兵都留下口述，综合起来，几乎可以覆盖作战的全过程，大事无遗漏，小事有细节。
而中方的，少之又少，除了少数参谋团长的报告，很难找到个体士兵的口述史料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要把一段战事说清楚，就只能依赖对方的资料，余戈老师说，这是迟到的历史书写，不得不面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很多读者不了解背景，甚至会不满意为何在书写中用那么多日本鬼子的材料。
用余戈老师的话来说：“这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因为不用的话，基本的战事都说不清楚。”
就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惠通桥之战，这场战役最关键的军事行动就是炸桥，但炸桥就没有留下具体的细节。
因为炸桥最重要的当事人，工兵营长张祖武五十年代就去世了，历史事件关键的当事人匆匆走掉，只给历史留下了一个难以弥补的黑洞。
所以说，虽然老兵口述只说出了事件的一点点，但就是这一点点的历史碎片，将来就有可能把一个历史的黑洞给填上。
我们坚持所做的，就是留下这历史的一点点。
这次口述历史的项目展出，还有今年的现象级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这也算是口述历史方法在影视作品中得以应用的最新成果。
该片的导演方励登台回顾了创作缘起，说他真正下决心把它用纪录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是在2017年9月9日，那是他第二次去东极岛海面，要从物理上证明它是里斯本丸的残骸。
“我们在撤离的时候，夕阳西下，海上刮起风，突然意识到脚下有828个像我儿子现在这么大的年轻生命被遗忘了，我突然被触动了”。
方励结合自己对幸存老兵战俘的口述采集过程，认为影像记录最大的魅力，在于捕捉人物讲述时的情绪和微表情，这和文字呈现是完全不一样。
而在晚会分享中，最让我意外的是两位来自阿拉伯世界口述记录者。
她们分别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Nermeen Al Nafra，叙利亚文化部文物与博物馆技术研究院院长Mayassa Deeb 。
她们的出现，也彰显了项目主办方对世界当下战争中的人文关怀。
两位女士介绍了叙利亚首个，也是当前唯一一个专注于口述历史的机构家园档案基金会（Wathiqat Wattan Foundation）的运作情况。
近年来，叙利亚战争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也催生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研究、影片和纪录片，但也导致了许多关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叙述和事实的遗失。
家园档案基金会高度重视叙利亚战争下，各个群体经历的事件、事实和话题，以便这些口述叙述能够补充官方书面文件，并作为经历过战争的人的见证。
这些项目包括：战争中的女性、战争中的儿童、战争中的文物、还有大屠杀……
当问她们，为什么现在叙利亚的口述历史采集多数由女性主导？
她们回答：因为男人都战死了。
这虽然是极具个人情绪的回答，但依然让人心酸，真实的战争就是如此残酷。
身处和平当下的我们，又怎么能不去铭记那些为我们赢得和平的人。
记录下老兵们的故事，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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