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形容乌仁娜是“当代最美的蒙古女声”。她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草原出生长大，21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主修扬琴，此后在德国、埃及、意大利等地生活，活跃在世界音乐舞台。她曾获得包括德国RUTH音乐奖“最佳国际艺术家”奖项在内的多个音乐大奖，从草原唱到世界舞台，用辽阔、自由而开放的音乐感动着世界各地的人。
近日，乌仁娜开启了“礼物”2024全国巡演，继杭州、上海、北京、深圳站之后，本次巡演的广州站将于11月16日在中央车站展演中心举行。在广州站开唱前，乌仁娜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她这些年长期生活在欧洲，谈起阔别数年的中国，语气里充满了兴奋：“我从北京到呼和浩特，现在坐高铁只需要两个多小时，以前得花十多个小时，太惊讶、太高兴了。”
乌仁娜在草原出生长大，歌唱对她来说如同本能。这些年走遍世界各地，她常感受到现代人越来越远离音乐。她说，这趟巡演是送给中国观众的一份“心灵礼物”，希望哪怕经历不如意，人们也能用音乐慰藉心灵。
“音乐是很有生命力的”
羊城晚报：在草原成长的经历，给你带来怎样的影响？
乌仁娜：我姥姥特别会唱歌。那时候我还很小，跟她去草原放羊，至今仍然记得她坐在草地上闭着眼睛唱歌，而我眼前是一片大草原，摇动的草像跳舞一样，就像在看电影。草原没有音乐课，但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唱歌，我也这样一路跟着唱。蒙古族的歌曲是口口相传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回到草原收集老牧民的歌，就发现哪怕是同一首歌，每个人唱得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特点。音乐就是如此有生命力的东西。
羊城晚报：你的音乐根基是蒙古长调，但你多年来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音乐家合作，让音乐拥有了更加丰富的色彩。为什么会这样做，又如何选择合作的音乐家？
乌仁娜：音乐是无边无际的，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草原，游牧民族不会在同一片草地永远待下去，我们始终要在寻找新的东西。比如我跟Kroke乐队，1999年我在柏林听到了他们的演出，其中一首歌的手风琴非常打动我，当时觉得“如果要跟一个手风琴家合作，就必须是他”。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促成了合作。跟伊朗波斯鼓大师Djmachid Chemirani一家的合作，是因为我在一张CD里听到了非常好的鼓声，但一直没联系上这位音乐家，没想到有一次在比利时演出，他正好在我前面表演，就这样认识了。音乐家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开放的，跟他们的合作非常开心。
羊城晚报：你在欧洲生活多年，这里跟中国、跟鄂尔多斯草原的文化和生活环境都非常不同，是否对你的音乐有影响？
乌仁娜：我现在一半时间在德国、一半时间在意大利。在德国住在城市里，但我在意大利住的地方跟草原很像，附近几乎没有邻居。我常说哪里都有白天和晚上，生活也如此。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去观察、学习，我的心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一直以来，我都有无数如泉水一般的旋律在脑海里，随时开口就可以唱。所以我常跟经纪人说，我要多办演出，很想把这些音乐分享给全人类，分享给我的观众和朋友们。
“人们应该把歌唱当作伴侣”
羊城晚报：你把家乡鄂尔多斯草原形容为“歌的海洋”，从小就生活在歌声和故事里。但当音乐变成一份职业，你曾经对它产生过倦怠吗？
乌仁娜：对我来说，唱歌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我从没特地去想这是我的职业，小时候的观众是大草原和羊群，现在只是换了一批观众而已。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靠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来生活。
羊城晚报：但在很多文化里，音乐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人们开口唱歌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
乌仁娜：的确是这样，而且大家似乎越来越羞于唱歌。我跟欧洲的老人家聊天，他们说以前常常是一个人抱起吉他，其他人就一起唱歌，现在这种画面越来越少了。但我觉得，人们应该把歌唱当作自己的伴侣，每个人都可以开口唱歌。我在欧洲办音乐工作坊时曾经遇到一个女性，她在前两天一直不肯唱，直到第三天终于开口，她是整个工作坊里声音最好听的人。原来她在8岁时被一个老师批评“声音像乌鸦”，从此都不敢唱歌。宇宙那么大，有数不清的声音，我们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唱歌可以调动体内的不同肌肉，对身体很有好处。
羊城晚报：你会考虑回到鄂尔多斯草原定居吗？
乌仁娜：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现在住在欧洲主要是方便到世界各地演出，如果哪天我不需要到处旅行，我完全可以回到草原上做一个牧民，一点问题都没有。
“希望能常常跟国内的乐迷见面”
羊城晚报：本次巡演的主题“礼物”来自您的歌曲《Beleg》，为何选择以此作为本次巡演的主题？
乌仁娜：之所以写《Beleg》这首歌，是因为我当时看到世界上经常发生很多灾难，很多人——尤其是孩子们饱受苦难，我一直很想做点什么。直到有一次从德国到西班牙演出的飞机上，我脑中突然出现了这首歌。我一边在纸上写歌词，旋律一边就在我脑中出生了。
我有接近五年的时间没回国内演出了。过去几年里，全世界都经历了很多不容易的事，所以我这次特别想给我的歌迷、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份心灵的礼物，用我的音乐来跟大家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就把巡演命名为“礼物”。
羊城晚报：你的老搭档、来自波兰克拉科夫的乐队Kroke也参与到本次中国巡演里。有没有一些合作的故事可以分享？
乌仁娜：《Beleg》是我跟Kroke的手风琴手耶日·巴沃尔（Jerzy Bawol）首次合作的曲目，那是2003年。我很记得第一次排练快结束时，Jerzy的眼泪掉下来，他说这首歌让他非常感动。
还要说到Kroke的另一位艺术家托马什·拉托 （Tomasz Lato），这趟中国巡演是他第一次坐那么长时间的飞机出行。他的低音提琴非常棒，但因为他以前非常害怕坐飞机，所以我们到中国或亚洲演出，他都缺席。这次他终于克服了恐惧，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这也是这趟巡演给他带来的礼物。
羊城晚报：时隔五年再次见到国内观众，感受如何？对即将到来的广州站演出有什么期待？
乌仁娜：我们刚刚结束了上海站的演出，现场气氛真的特别好，希望以后能常常跟国内的歌迷见面。我上一次来广州是2019年，至今印象还是很深，演出以后还有很多人找我们签名、拍照，是一段非常美丽的记忆。这一趟巡演，每一场的曲目虽然大致相同，但我们每一次的演奏、我的呼吸和演唱都是不一样，可以说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色彩和味道，希望观众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文 | 记者 胡广欣
图 | 艺人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