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89岁的丁治平意外摔了一跤，被从死神手里抢救下来。
病床上，意识模糊的他嘟囔着：“爸爸，你怎么不来看我？”
冥冥之中，好像爸爸真的听到了儿子思念至极的呼喊，终于给出回应——几个月后，丁治平的女儿丁文告诉轮椅上的丁老：“爸爸，爷爷的墓地找到了！”
丁治平捧着母亲遗像在父亲丁炳权墓前
江西武宁县上汤乡梅溪村山脚下，原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97师师长丁炳权的墓地被当地村民守护了84年。
村内有个百岁老人许扬礼，1940年丁炳权病逝时，许扬礼16岁，对197师部驻村和师长下葬的情景，记忆犹新。
他说，丁师长治军严明，下葬当天村民们都自发来送他，围着墓地的山头站满了悼念的士兵。
丁炳权墓
许扬礼
5月初，寻亲项目组首次收到志愿者提供的丁炳权墓地信息，当即在全网发布启事。
仅仅过去3天，湖北省云梦县朱祠后丁村的丁家族人关注到这则寻亲，为我们搭线，让我们与丁师长儿子丁治平、孙女丁文取得联系。
丁治平说：“几十年来，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父亲，现在我终于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了。”
丁治平年迈体弱，却坚定地让女儿丁文尽快准备前去武宁祭拜的行程。
5月23日，丁家三代从江苏来到梅溪村，云梦故里的丁氏族人作陪，梅溪村男女老少、当地志愿者团队、武宁县历史文化协会等等组织机构和各界名士，欢迎将军后代的到来，并齐聚将军的墓前，用足够正式、热烈的仪式祭奠这位卫国英雄。
丁治平紧紧握住梅溪村长的手以表感激
祭拜现场
祭奠结束后的座谈会上，梅溪老人、知情者向丁家后人介绍了丁师长在梅溪村期间战斗、生活的细节。
此时的丁治平，无比亲近父亲。
梅溪村，有父亲长眠在这，有他生活、战斗过的痕迹，有敬爱、记得他的乡亲。
座谈会现场
丁治平4岁丧父，4岁之前的生活，有父亲的庇护、母亲对独子的细心照料，过得无忧无虑，也无所印象。
他只记得，爸爸和他贴脸亲昵时，胡须扎得他肉疼。
自父亲过世后，家中生活逐渐变得困难，丁治平迅速成长起来，也开始努力地追寻父亲光辉的足迹。
有关对父亲的了解和认知，大部分都是通过追问母亲得来的。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丁治平写下纪念文章，让世人更全面地了解到这位在抗日战争中战功显赫的将军：
《回忆先父御伯将军》节选
——少小离家 投身革命
父亲丁御伯将军出生在湖北省云梦县后丁村一个小康人家，是祖父最小的孩子。
先父出生不久，祖母因无奶哺养，是比先父年长二旬的大姑母用奶水喂大的。
先父幼年时争强好胜，顽皮得很，水性也好，只是经常闹祸。一次，祖父在稻场上碾谷，先父异常调皮，便伏到大石碾上，拉碾的老牛见父亲被石碾压住死也不肯动，祖父在前面不知道出了事情，见老牛不走就用鞭子抽打，老牛死也不肯动，等祖父回过头来发现出了祸事时，先父已昏死过去了，由于抢救及时，才免于死亡。老牛救了先父的性命，从此，祖父就不吃牛肉。
少年时的父亲还在学堂念书时，便对当时晚清黑暗腐朽的统治十分不满，学业未成便不辞而别出走武昌，投入了当时的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那时，在武汉街头，新市场里，到处都有思想激进的先父奔走呼告、散发传单的身影。
辛亥革命之后，先父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在任湖北省保安第一团团长时，他又到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从各种渠道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的教育和影响，这是先父之所以能怀救国大志、半生戎马，南征北伐的极坚实的思想基础。
——爱护士兵 一心为公
先父对跟在身边的下属嘘寒问暖，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先父就任湖南长沙警备司令时，我们全家就住在长沙水陆洲上的原日本领事馆内。当时有一个警卫排负责保卫工作，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孩子。偏偏那时我食欲很差，总不肯吃饭;但也怪，一看到警卫排的士兵围成一圈席地而坐吃饭时，我的食欲就上来了，于是天天跑去吃他们的饭，只觉得吃什么也是香的。母亲将此事当作笑话告诉了先父。先父却对母亲说:“士兵们的伙食费用很低，如果年年(我的奶名)天天去吃他们的就太不像话了。”当即吩咐母亲每月补贴警卫排士兵一些伙食费，母亲立即照办了。
丁炳权之妻周锦漪
长沙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先父将率部奔赴抗日前线，留守处的家属们都将迁往较为安全的沅陵县山区。临行前先父特地关照家慈要照顾所有的家属，特别是老弱病残，要让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安心上战场，不能使之有后顾之忧。当时先父配有三辆小轿车，除了年老多病的外公和我们一起生活外，还有老熊、王清波等三位小车司机。就当时情况，我们到沅陵县去完全可以坐小轿车，连保姆也可以坐上。但考虑到其他的一些军官的家眷确有很多困难，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安心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家慈就安排其他家属中的老弱病残坐小轿车，而我们全家统统坐上大蓬车。在兵荒马乱之中，大蓬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行走，不幸翻车了。我们全都压在车厢里，我被保姆紧紧地抱着幸未受伤，从后窗爬了出来。家慈受了轻伤。外公被一只大汽油桶压在下面，伤势很重，到了沅陵后没有多少日子，因医治无效去世了。
抗战时期，一九七师的军费支出是十分有限的，因而父亲十分注意节约。他省下的钱，从不用来中饱私囊，而是用于加强部队的建设，经常派人到香港去购买一些武器、弹药，以提高部队作战能力，有时也买些药品，以供伤病员治疗之用。一九七师是从地方部队转成正规部队的，装备很差，建师不久，除了增添一些武器弹药外，还成立了一支机械运输队，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这几件事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要做大事 不做大官
"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是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教导。先父牢记孙中山先生的训导,而身体力行。“做官要清廉，不能当贪官”，父亲经常以此与家慈共勉。先父生活简朴，家慈则是来往客人尽知的“夏布客人”，她只穿价格便宜的夏布，而不穿绸缎。
一九三六年，先父到武汉任湖北省保安处长时，就住在武昌龙华寺的藏经楼里。当时家里来往人较多，钱不够开支，都是由外公拿钱贴补的。先父毫无积蓄，两袖清风。
丁治平重游自己出生的地方——龙华寺
有一次，在武汉读书的堂兄丁照群向先父要一辆自行车，以便上学之用，先父设法替他买了一辆。在交车给堂兄时，先父郑重的说:“么爷不是大财主，替你买一辆车是不容易的，你要好好使用，多加爱惜。”当时，堂兄年轻，嘟哝着说:“一辆车又有什么稀奇的，还要受教育……。”先父听了很是生气，当即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并一定要他承认错误之后，才将车子给他。先父不仅要求自己清廉，对自己的亲属也同样要求，如果得知谁利用的他的名义在市井胡混，一定是会大加指责的。
——身殉国难 母承父志
先父早年投身民主革命，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戎马倥偬，南征北战，终因积劳成疾，患上了可怕的水肿病。在开赴前线时，病魔正在疯狂地折磨着他的驱体。当时前线缺医少药，治疗很是困难;如果能尽早离开前线回到后方治疗的话，先父的病情是可以好转的。为此，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很多同事好友，还有我的母亲，都劝他离开前线，到后方去。可是先父坚决不肯下火线。他说，现在国难当头，作为一个军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战场的指挥官，应该坚守岗位，拚死御敌。就这样，他强撑病体，指挥全师官兵与日作战，直到最后停止呼吸。在抗日前线，日寇以重金悬赏，欲取先父的首级而不得，然而无情的疾病却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逝世时年仅三十九岁。因战事紧急，先父的遗体只好安葬在师部司令部驻地的一座山丘上。
对197师师长丁炳权的褒扬令
先父逝世后，家慈闻讯从沅陵县赶来，途中因战争阻隔未能赶到九宫山料理先父的后事。先父病中，堂弟丁照群一直守护在旁，在病榻前服侍汤药。先父去逝后，堂兄从前线带回先父的一纸遗嘱，一件遗物。遗嘱上写着“吾半生戎马，两袖清风，唯有年儿一点骨血，望锦妹抚养成人。”遗物是一对铜质镇纸，状似古琴，上镌“致力东方民族解放”，下镌“促进世界人类平等”。这对铜质镇纸，先父经常带在身边，平素练字就少不了它,镇纸上的两句话，也就成为座右铭，是先父为之奋斗献身的崇高理想和目标。
丁炳权的遗物——一对铜制镇纸
我母亲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毕业于苏州女中。她在北伐军到达苏州时投笔从戎，在北伐中做宣传工作。她很尊重先父。先父去世后，家中的生活便发生了困难。为了抚养我成人，母亲用先父的抚恤费及先父生前友好捐助的资金，在湖南省沅江购买了两亩半果园和一栋房屋，藉以谋生。抗战胜利之后，很多人都急于回到城市，先父过去的老师、当时的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和其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都劝先母迁回武汉，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也答应将没收的敌产房屋一幢给我家，均被先母婉言谢绝了。我们母子二人在湖南农村过着清贫生活，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回到母亲的故乡苏州。
1938年1月，丁炳权在湖北筹建197师，随即率部赴湖南长沙担任警备任务。同年10月，197师奉令调往湘、鄂、赣边区，进入幕阜山脉。其在装备落后、给养紧缺的条件下，坚持与日军周旋，开展游击攻袭，大小数十战，纵横千余里，颇具战绩。
1940年丁炳权病逝后，197师经历多次改编。1945年抗战胜利后，第197师番号被撤销。
丁炳权墓地所在的上汤乡，以南毗连船滩镇。
抗战时期，船滩镇被称作武宁“小汉口”，王陵基部72军、197师、15师曾驻军于此一带，且先后在辛家、挪芜、木皋、温汤设立过4家战地医院。医院附近，大多修建有抗战阵亡将士陵园。
如今，这些墓园破败殆尽，只余坎头辛家遗留有墓地的遗迹，占地六百平方米，依稀可看到坟堆上百座，还存有较为完整的墓碑8块。
到处都曾是父辈的战场。
人人都记得父辈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