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潮水是“壮观天下无”的自然奇观，也是困扰江岸民生发展的大患。清代在此增筑海塘，改建鱼鳞石塘，以固江防。为便于统治者及时掌握江岸沙水涨消情况，自清中期至清晚期，浙江定期呈报沙水情形与塘工情况及地图，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长时段岸堤变化水文观测记录。
江海交汇地带，大江大河所携带的泥沙在河口淤积成陆，濒江带海之处往往成为人们垦殖集聚、繁衍生息之地，且兼有渔业、盐业等产业和水运的便利。但海浪汹涌，有淤积自然也有坍塌，尤其在某些特殊地理地貌单元，海潮、江潮成为侵扰沿江濒海民众的大患。因此，修筑海塘以御风浪、保田宅，成为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创举，这种做法由来已久。
钱塘江口因独特的地理构造，江水、海水以及天文大潮等叠加影响，江岸更易大涨大坍，对当地生存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加之该地区开发较早，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人口稠密，较早地开始营修海塘且持续至今，共营造技术成熟，形式多样，收效也较为突出，因而成为我国海塘营造的典型。五代十国的吴越国国君钱镠就曾采用“竹笼石塘”的做法以竹编巨笼填充石料，横向堆叠并以桩木加固，筑成“捍海塘”，显著提高了保护效力，延长了海塘寿命。
明清时期，两浙百姓聚集、物产丰饶，为国家税赋重地。在由苏、松、杭、嘉、湖五府之地构成的江南核心区中，钱塘江北岸便占其三，即松江、杭州、嘉兴三府。自杭州至北京的大运河作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命脉，也源源不断地将江南粮米、绸缎等一应物产、财富运往京城。正因赋税重地、人文渊薮的缘故，钱塘江海塘这一攸关江岸民生的工程(又称“塘工”)，变得愈发紧要。以塘工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河工与漕运、盐务一起，名列清代“东南三大政”。
躬亲相度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浙江巡抚常安遵旨呈报浙省海塘情形，述及钱塘江口段淤沙和江流情况时，有言：
江海水潮，其出入之所，凡有三处：近萧山者为南大亶，近海宁者为北大亶。而蜀山之南有中小亶一道，居适中之地，向来江海汇流，由此出入。南北两亶，涨沙宽阔，杭绍俱庆安澜。自中小亶湮塞，南大亶淤出之地已成平陆，于是溜势直趋北大亶，而海宁始虞泛滥。
因此时淤沙尚可人力挑挖，故采用“治黄”策略中“束水攻沙”的方法，将钱塘江主泓道导回至原处，消除了其对江北海宁地区的威胁。对此，乾隆帝在朱批中特别叮嘱：“此言安可轻出，亦再看三五年后何如耳。如果全行中小亶，固可喜之事也。”
澎湃的钱塘江潮，终究没有让乾隆帝的喜悦维持太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四月，闽浙总督杨应琚奏称：“恐一年后中小门涨沙日高，水势仍归北大门，北岸海宁一带将成全塘重点。”
钱塘江主泓道北移，江北海宁一带险情日增，再次成为防海要冲之地。自清乾隆中期起，承续明代及清康熙、雍正两朝旧例，“筹划修防”江北海塘成为朝廷要务。乾隆帝多次南巡，依其谕令所述，是为查考处置“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等事。在部署处置完运河堤防整饬一事后，南巡河工的重点，便是钱塘江海塘营造，尤其是整修旧有土塘、柴塘以及替换为更加牢固可靠的鱼鳞石塘一项。
自第三次南巡起，乾隆帝亲赴海宁视察塘工，期间驻跸陈园，陈园此后成为乾隆帝南巡途经海宁的行宫。为此，乾隆帝专门写下《安澜园记》一文，以安澜之名命名陈园，寓意塘工稳固，钱塘江安澜，天下安澜。其文内称：
清浙江巡抚常安《秦报蜀山等处海塘沙水及挑挖情形事》奏折（局部）及乾隆帝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以安澜赐额，则因近海塘似于此无涉也。然帝王家天下，薄海之内均予户庭也……不宁惟是，凡长江洪河与夫南北之济运清黄之交汇，何一非予宵旰切切关心者？亦胥愿其澜之安也。是则予之以安澜名是园者，固非游情泉石之为，而实蒿目桑麻之计所为，在此不在彼也。
在此后的三次南巡中，乾隆帝始终关注海塘营建。或亲临一线踏勘决策，或检查先前部署事项的执行情况，“指授机宜”“躬亲相度”。在反映第六次南巡（1784 年）的《浙江行宫道里图说》一图中，着重标绘出遵照先前皇帝所下达的谕旨，新修、改建诸项工程完竣后的情形。这些工程正是乾隆帝第六次南巡时重点检查的事项。从中体现出此类“道里图说”舆图的实用性特点，它们不仅是统治者了解旅程所经行地区的重要资料，更是巡行检阅地方政务的一大凭据。
清《海宁陈园第四站至省城内行宫道里图说》（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官藏，图中标绘的陈园得乾隆帝赐名为“安澜园”，寄托天下安澜的寓意
沙水奏报制度的确立
面对海塘营造这种耗费巨大且情势多变的大型水利工程，仅仅依赖皇帝数年甚至十数年一次的南巡，显然难以奏效。为更好地掌握钱塘江沙水坍涨情况，及时研判形势，做出决策，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春，乾隆帝在先前零星且不甚规范的海塘沙水情形奏报实践基础上，谕令浙江巡抚就北岸沙涂淤涨情形，“绘图奏来”。据王大学《清代两浙海塘的沙水奏报及其作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南巡时，乾隆帝阅视海宁段海塘并勘察尖山石坝，命巡抚庄有恭按月绘图，专折奏报沙水情形，沙水奏报制度正式确立。草创初期，奏报频次、清单与绘图是否合并进呈等事尚未明定，有五日一报，后延为按旬报送，也有只呈奏沙水情形折单却无相应配图的情形。
据乾隆帝亲自指示，钱塘江沙水奏报制度明确为：浙江巡抚每月进呈一次《海塘沙水清单》，两月进呈一次《沙水情形图》。其后，奏报范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数次调整。当沙水情形变化较大或塘工紧要时，会明令及时将情况变化绘图贴说，增加奏报频次。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浙江方面在南岸附近钉立志桩共107根，以便随时核验南岸沙水情况。两浙海塘沙水奏报制度进一步规范。
清徐扬《乾隆男巡图·阅视黄淮河工》（局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描绘了乾隆帝南巡视察黄淮河工的场景
清《浙江行官道里图说》（局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图中着重标绘出遵照乾隆帝所下达的谕旨，新修、改建诸项工程完竣后的情形
嘉庆、道光以后，大规模的海塘工程基本停止。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朝廷议准：浙江海塘沙水，由杭嘉湖道每月将东西两塘暨南岸各山之外新旧涨沙残桩丈尺逐细查量，由巡抚绘图贴说，按月奏报。自乾隆朝开创这一专项奏报制度以来， 几经损益变革，即便至清朝末年流于具文，却也一直持续至王朝结束。
根据现存的大量海塘沙水情形有关的朱批奏折所见，乾隆帝在位期间，对例行的奏报清单和绘图贴说是相当重视的。这种重视源自对钱塘江塘工的持续高度关注，柴塘换修鱼鳞石塘是其前后持续数十年的执念。两浙海塘沙水奏报制度化的直接原因便是乾隆帝南巡。乾隆帝希望通过这种定期、高频次、规范化的清单和绘图贴说的报送，掌握钱塘江沙水坍涨最新情况并据此发出遥控钱塘江海塘工程的指令。
为实现这一目的，乾隆帝曾多次严厉批评有关奏折不规范、不详甚至不实的问题。即便内官呈递有误，也从重议罪。《上谕档》内有此一案：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八月十二日，因“呈送浙江海塘沙水情形上届原图，误将八十九次旧图呈送”，皇帝下旨将“奏事太监桂元、秦禄、高升着交总管内务府大臣从重议罪”。
直到禅位前，乾隆帝依然认真批阅浙省呈送的沙水奏报，并要求浙江巡抚吉庆将呈送《图说》的文字增大，以便阅读。
呈奏范式
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起，沙水奏报制度在呈奏内容、范围、体例及奏报频率等方面逐渐完善。而皇帝以朱批方式针对性下达指令，也成为惯例。文书批答之间，政务处置有如亲临。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十四日，闽浙总督富勒浑所奏《为抢修石塘工段及正月望汛沙水情形事》一折及随折附呈的绘图贴说及《沙水清单》为例，可一窥清代盛期一组完整沙水奏报文书的制式体例及主要内容。
正值第五、六次南巡重点关注海塘营建的关键时期，富勒浑的这组奏报是在浙江方面汇报“黄、宇字号已成顶冲……天字号以上数十丈刷成兜湾，逼塘而下，洄溜湍激，石工尤关紧要”后， 乾隆帝谕旨以“目下刷溜光景颇为险要”为由，要求“以此实在情形，绘图贴说呈览”。此令之下，富勒浑与浙江巡抚王亶望及所属杭防道王燧、候补道蒋全迪等加紧督催工事，奏折中详细汇报有关打椿、砌石、筑柴工盘头、护沙埽牛等已完工部分及其实效情况和后续所计划筹办的各项事务。此节内容体例，与一般汇报或请示性奏折并无二样，皇帝本人将意见以朱笔批阅，下达指令。
随折附奏的《沙水清单》则开列钱塘江海塘各重点工程、重点防范区域、预先竖立的标记及南岸各主要地理位置和江中沙洲涨坍情况。各分项内容均明列与前一次奏报清单相比较的变动情况。尤其是各工程紧要及江水冲刷重点的地方，会更为详细地记录报告。
清闽浙总督富勒浑《为抢修石塘工段及正月望汛沙水情形事》奏折(局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从中可见清乾隆朝完整的沙水奏报文书的制式体例及主要内容
清闽浙总督富勒浑呈报的《为抢修石塘工段及正月望汛沙水情形事》随折《沙水情形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从中可以看出钱塘江塘工情况
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分浙江省海塘沙水情形图》，日本京都大学藏，图中可见钱塘江塘工绘制和贴说内容
配合奏折及清单附件，绘图贴说的《沙水情形图》则更为直观细致。图中标绘了钱塘江南岸及江中主要山峰、海塘塘工、江中新旧沙洲、钱塘江主泓道及杭州、海宁州城池情况。
全图方位上南下北，突出北岸江防重点。右起省城杭州，左至尖山石坝，详细标注北岸海塘一线各处地名并以黄色标示鱼鳞石塘，青色标示柴塘，土黄色实线条为范公塘及老土塘。北岸塘内为深绿色，钱塘江水面着浅绿色，江水主泓道为条带状深蓝波纹。江中淤积所成的老沙、嫩沙、新沙用深浅不等的水墨色表示。各山峰以青绿色形象绘法绘制并标注名称。
图中各重点沙洲、塘工处，均以黄签贴注，注明有关奏报信息。其内容与奏折、清单内着重强调的部分基本一致，尤其关注江中沙洲涨坍情况、水势冲刷及江岸塘工要害。更为难得的是，与正本相应，此件《沙水情形图》还保留了一件线稿图。线稿图内容与正本一致，只是未着色，贴签位置及内容也全然一致，殊为难得。
乾隆朝大规模海塘兴修、营造后，钱塘江北岸已基本形成较为稳固、可靠的海塘体系。嘉庆、道光两朝以后，大规模工程施工基本停止。相应的沙水奏报制度逐渐废弛，至清同治、光绪年间，几乎变为循例报送。图画绘制、贴说内容，愈发敷衍，从最直观的绘画着色精细程度上便可明显看出。至于实际决策，这些奏折、图说所起作用更加微弱。皇帝的朱笔批答多为程式化的“知道了”。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分浙江省海塘沙水情形图》中可见一斑。
如今，以乾隆朝为最盛的清代所筑鱼鳞石塘，在部分江段依然发挥着保卫田土民宅的作用。清宫旧藏遗留至今的沙水奏报档案及地图，以其江水、堤防与沙水消涨记录的系统性和持久性，在世界水文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为推动钱塘江海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开发项目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依据和深厚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