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与转型：一部西方通史》，[美] 布赖恩·莱瓦克、[美] 爱德华·缪尔、[美] 梅雷迪斯·维德曼著，中信出版社丨新思文化，陈恒 、马百亮、徐英华译，1688页，388.00元
美国历史学家布赖恩·莱瓦克（Brian Levack）、爱德华·缪尔（Edward Muir）、梅雷迪斯·维德曼（Meredith Veldman）合作撰写的《碰撞与转型：一部西方通史》（The West: Encounters and Transformations，2017；陈恒、马百亮、徐英华译，中信出版社，2024年9月）是一部具有深刻问题意识和全面、系统的历史叙事结构的西方文明通史，全书共三卷、近一千七百页的篇幅，的确是一部相当厚重的历史著作。既然说是“西方通史”，那么西方是什么？西方在哪里？西方是如何产生的？它经历了怎么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另外，是否可以像某些教科书或研究专著那样或明或暗地把西方历史看作是欧洲历史的某种扩展吗？这些问题都是本书作者要探讨的核心议题。
作者在“前言”中首先明确地表明“我们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要回答我们所生活其中的文明的身份认同问题”。原因是因为“记者、政治家和学者经常把我们的文明，以及它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体制和文化称为‘西方的’，而他们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个称谓的含义，以及为什么这样称呼可能是恰当的。在全球化时代，把我们的文明归入西方文明已经变得很有问题”。“国际市场的建立、全球化观念的迅速传播，以及流行文化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这往往使人们很难区分哪些是西方的，哪些不是。”（第1页）看起来首先要解决的是关于“西方”这个概念的使用与基本认知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概念的历史复杂性和变化性，因此是一个必须首先讲清楚的概念问题。
作者们一方面承认在有关“西方”的定义中欧洲具有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但同时坚定地认为 “西方不仅是一个边界不断变化的地理范围，而且是一个文化范围，一个文化影响力超越欧洲地理和政治边界的区域。……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的许多特征起源于地理上不属于欧洲的地区（如北非和中东）。自15世纪以来，来自非欧洲地区（如北美和南美、俄罗斯东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各种社会群体、种族和政治团体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自身与西方密切联系起来”（第2页）。前几天我在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Muzeul Național de Istorie a României）看到的罗马尼亚人在二十世纪按原大复制的古罗马图拉真纪功柱（Colonna Traiana），正是一个很好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自身与西方密切联系起来”的例子。位于意大利罗马的图拉真纪功柱是为了纪念图拉真胜利征服达契亚人，于公元113年落成，以柱身精美浮雕而闻名。罗马尼亚人在二十世纪初就计划在首都的中央广场竖立起复制的图拉真纪功柱，在1939—1943年间在罗马完成制作，但是由于二战而耽搁，直到1967年才运到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人是达契亚人的后裔，这根纪功碑本身就是他们的先祖被征服的耻辱柱，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复制到自己的国都里来？一位曾经在美国主修古典学的青年学子认为这主要说明了罗马尼亚人要认古罗马人是自己的精神祖先，不想被认为是斯拉夫的蛮族人。这是对的。事实上在历史上那次征服之战以后，达契亚人逐渐融入罗马人的种族之中，罗马尼亚人需要的是通过这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同时也是近现代以来闻名于世的纪功柱作为自己的西方身份认同的历史证据。
当然，正如作者所坚持和强调的那样，西方文明具有许多显著的特征，如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哲学、政治组织形式（如近代官僚制度和民主制度）、科学探究方法、经济组织制度（如工业资本主义）以及独特的艺术、建筑和音乐的风格。“这些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成了西方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中世纪的基督教、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和理性主义、19—20世纪的工业化，以及20世纪晚期对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执念。”（第2页）在这些概况性表述中已经揭示了西方在人类文明史中的独特性及其意义，从这些明确的论述来看，无论是“欧洲中心论”或“反欧洲中心论”的帽子都不能扣在三位作者的头上。正如他们自己所表白的：“我们的目标既不是要理想化西方文明，也不是要指责西方文明，而是要描述西方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本书仔细探讨了两个基本问题：首先，西方的定义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它的边界是如何变化的？它的文化特征又是如何变化的？其次，西方和西方思想是通过什么方式发展起来的？我们认为，西方是发生在其地理边界内外的一连串文化碰撞的产物。我们将通过详细描述这些地区的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和文化史来探讨这些碰撞及其所带来的变革，而这些地区曾经是西方的一部分。”（第1页）
应该说，这是一种关于“西方通史”的研究范式的探索，其核心概念、中心主题和研究焦点就是文化的“碰撞”过程——“在整部书中，我们将西方视为一系列文化碰撞的产物，这些碰撞既有西方外部的，也有西方内部的。我们认为，西方的起源和发展是在一个不断包容和排斥的过程中进行的，而这一过程是由不同群体之间和同一群体内部的一系列碰撞所导致的。”（第3页）由于“碰撞”而带来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变革导致历史性的发展转型，对于其中的现象描述、动因分析、发展轨迹和态势判断等等研究议题构成了“碰撞与转型”研究范式的多种研究层面和视角维度。在一般的文化接触与交流中产生的“碰撞”（Encounters）可能带有“偶然相遇”的情境特征，但是在这部“西方通史”中的“碰撞”叙事却是更多指向了文明的整体性发展中的某种必然性，是由文明发展、文化漂移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相遇”和“交锋”。因此，作者进一步把“碰撞”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外部碰撞、内部碰撞和意识形态上的碰撞。外部碰撞通常发生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之间，如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之间、十一世纪以后在欧洲人探险时期、扩张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发生在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本书第13章、第18 章和第24章的大部分内容深入探讨了这些外部碰撞，并讨论了它们是如何影响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同上）。内部碰撞发生在西方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如发生在不同阶级、政治与宗教团体、性别人群等等之间的碰撞。而在内部碰撞中通常还会引发意识形态上的碰撞，包括各种思想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碰撞乃至对抗冲突。更为复杂的是有些意识形态上的碰撞同时具有外部碰撞的特征和性质，如十字军东征中的宗教碰撞与世俗力量的冲突同时发生。那么，“本书阐明了这些碰撞的多样性以及它们的影响。就其本质而言，碰撞是互动的，但它们的形式不同：暴力的或和平的，胁迫的或合作的。其中一些导致了把西方思想强加于西方地理边界以外的地区，或导致了西方社会中的主流文化的延续。然而，更多的时候，碰撞导致了相互间的交流，在这个交流过程中，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或者主导群体和从属群体的价值观，都经历了重大转型。本书不仅指出了这些碰撞，而且通过不时回到西方身份认同的问题上来讨论它们的意义”（第4页）。
因此可以说该书以“碰撞与转型”为中心主题是一种具有明显的范式特征的通史模式，而其具体的研究视域则是全面涵盖了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军事史和性别史等领域。全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通史式叙事结构非常全面和系统地回答了“西方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的问题，从前后各章的叙事框架中可以看到在历史发展中的文化碰撞对于形塑“西方文明”所起的关键作用。古希腊文明在哲学观念、艺术审美能力和城邦政治制度的建立等方面被后世视作西方文明的精神家园是有充足理由的，而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和希腊文化的传播，希腊文明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影响。古罗马文明与古老的希伯来文明的碰撞形成了一个新的拉丁基督教西方文明，也开始出现了自身的文化认同意识。中世纪晚期的西方社会内部发生分化，文艺复兴运动则试图融合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宗教改革导致了世俗国家的崛起。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对于形塑以科学、理性为基本核心的“西方价值观”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说到这里，应该承认的是关于西方文明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价值观念的认同。正如作者所说的，“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说，对西方最重要的定义是坚持‘西方价值观’。典型的西方价值观包括民主、个人主义、普世人权、对宗教多样性的容忍、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探究和言论的自由。然而，这些价值观并不总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事实上，它们描述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这些价值观在整个西方世界并不是普遍被人接受的。因此，这些价值观并非一以贯之；不同时期的西方历史表现出很大的不同。”（14-15页）作者指出在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欧洲，富人和当权者比奴隶和穷人享有更多的法律保护；中世纪的大多数基督徒完全相信向穆斯林和异教徒开战以及限制犹太人的行为是合理的，在十八世纪末之前很少有西方人对奴隶制提出疑问；在整个十九世纪西方一直存在着强大的由出身所决定的社会等级制度；直到二十世纪，大多数西方女性被排除在平等的经济机会和受教育的机会之外。所有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也的确可以说明“西方价值观”在不同时期的现实中有不同表现。但是对于坚持以西方价值观作为西方身份认同的核心的人来说，或许会正因为“它们描述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而更感到必须坚持认同；也正因为“这些价值观在整个西方世界并不是普遍被人接受的”——这当然也是事实——因此更需要有更多人接受与认同。道理很简单，正如作者接着所讲的，“在20世纪，数以百万计的西方人追随那些扼杀探究自由、剥夺许多公民的基本人权、将恐怖主义作为国家工具，以及审查作家、艺术家和记者的领导人”（15页）。这的确是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极为残酷的事实，是二十世纪史研究中亟待深入挖掘的重大议题。
当然，所有的价值观本身在不同的语境和议题上都有可能存在理解与践行上的争议。就如作者所指出的，“界定何为西方的诸价值观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且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比如，当今最具争论性的政治问题之一就是‘同性婚姻’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以‘西方价值观’为论据。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支持者强调平等和人权，他们要求所有公民平等地享有婚姻所提供的基本法律保护。而反对者则强调一夫一妻制的异性婚姻的传统对西方法律、道德和宗教规范的重要性。当前这场争论向我们表明，对‘西方价值观’或对‘西方’本身的理解并不统一。围绕这些价值观一直存在争议和斗争。换句话说，这些价值观是有历史的。”（15页）
从以文化碰撞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到价值观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可以引起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作者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要回答我们所生活其中的文明的身份认同问题”，应该说既有来自概念使用中产生的认知困惑的目的，同时也包含有如何解决价值观认同问题的焦虑。从三位作者都是在美国大学任教的著名历史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均为欧洲史、英国史的研究者语境来看，对于“我们的文明”所遇到的身份认同问题的高度重视可能还有其现实语境和更重要的研究动机。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大学就开始设置了欧洲课程，到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以“西方文明”为专题的课程，如哥伦比亚大学在1919年首创的“当代西方文明入门”（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其背景和意义均与当时美国对西方文明身份与责任的认同有明确的联系。本书的三位作者也谈到：“我们认识到，大多数美国大学生有机会学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美国历史。但是我们如果把美国当作一个西方国家来对待，就会获得一种不同的视角，例如：本书把美国独立战争看作大西洋沿岸四次革命之一，把美国在19世纪的统一看作西欧更广泛发展的一部分，把它的工业化模式与英国的工业化模式相关联，认为它在冷战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是全球性意识形态碰撞的一部分。”（第9页）这说明在作者心目中的西方身份认同问题之外，同时还有美国大学教育中的西方文明认同问题，这是在阅读该书的时候不应被忽视的问题。
美国大学除了在历史专业中有西方文明专业课程之外，在面向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中也有以西方经典名著为中心的核心课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哥伦比亚大学大一新生有两门必修核心课程，一门是文学人文（Literature Humanities），即欧洲文学经典选读；另一门是当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选读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经典作品。从课程内容来看，这些以经典原著阅读为核心的课程无疑都是以西方文明的起源、发展及其价值观念为核心。因而在1989至1990年发生的一场关于美国大学教育的论战中受到学院左派激进分子、一些女性主义和非裔美籍学者的激烈批评，认为这些经典阅读课程是为了灌输西方文化霸权，这场因“经典阅读”而产生的“文化战争”实际上也涉及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中的西方文明身份认同问题，折射出八九十年代美国大学受政治文化冲击的思想光谱变化中的“西方叙事”危机。比如，光是从“约翰·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3日遇刺”这个叙事句子中，在哥大教当代文明课的教师安德斯·史蒂芬森就看到和批评了西方历法的霸权，力图说明在西方的观念、体制中没有什么是客观的、自然的或放诸四海皆准的，而都是由武断的、政治的因素决定的（大卫·丹比《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冯莉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21页）。还有更为激烈的批评是把“西方经典”看作“就是白种欧裔美国男性‘霸权’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带着伪装的意识形态，推进或好或坏的西方模式，如个人主义、市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同上，22页）。但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大卫·丹比（David Denby）本人从这门课程本身的教学历史变化中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在二战以后教这门课程的教师深受现代主义经典和对极权主义和战争记忆的影响，这种特别意识进入了教学，带来了对文化内部的冲突、黑暗、毁灭力量的揭示和对经典之间相反观念的介绍，使学生不再相信单一的、一致的观念和特定的教条。但是这也正是西方教育体制所能做到的——对于所谓“西方霸权”的真正有意义的批评者还是出自被攻击是为“西方霸权”服务的核心课程。苏联流亡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在1987年诺奖演讲中说：“我认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刘文飞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54页）这与丹比所讲的是同样的意思。大卫·丹比更为敏锐地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由于凌虐人民而受到西方国家批评的萨达姆和其他独裁者，也都抱怨‘西方人文主义’的骄傲自大……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在合乎自身目的的时候，可以说出一套媲美美国政治正确的论述语言。这些不愿意冒险做出批判的学生，等于愚蠢地和狡诈的独裁主义者站到了同一阵线，而这些学生认为理所当然的种种自由，那些人会毫不考虑地加以限制。”（311页）这恰好与上面所讲的“在20世纪，数以百万计的西方人追随……”的悲剧现象是完全一样的。很显然，在重读经典背后的“文化战争”发展到这里，已经逼近到西方价值观念的底线；对西方价值观念的盲目批判最后导致批判者的悲剧。
在全书最后，作者谈到在最近这十年，“西方意味着什么？又包括哪些地方呢？在地理和文化定义上一个最新的显著变化是，许多被冷战隔绝在西方之外的地区和民族‘重新西化’，这一过程的标志是两个西方标志性机构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扩张。到2015年，欧洲联盟接纳了许多以前属于苏联阵营或苏联本身的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都加入了北约”（1562页）。这里提到的捷克共和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正是我在这二十多天里刚走过的国家，在回顾这段即将结束的穿越了七个国家、十几个城市的“欧洲涂鸦之旅”的时候，对于“西方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也有了一下感性的体验。在这些被认为“重新西化”的国家的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感受很深的是二战的战争破坏与战后的“冷战”所造成的文化传统的断裂与重生的努力。另外就是，在文化碰撞中、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碰撞中造成的历史创伤永久地铭刻在这片大地上。布达佩斯国会大厦广场上的地下陈列室、布拉格国家美术馆前在人行道上隆起的青年纪念碑、布加勒斯特英雄广场上的英雄殉难纪念碑……，所有这些最后都溶入了作者所引述的一句话：“一切都结束了！捷克人自由了！”这是布拉格一个公交车站上的涂鸦，作者认为是一种总结（1530页）。“重新西化”在这些国家的路径和遇到的问题都有很大差异。在这段旅途中也有不少与西方身份认同有关的观察和体验，一个小小的例子是前两天我们从罗马尼亚进入保加利亚的时候，有点惊愕地发现边境线上还有哨卡，还要查验护照，而在此之前穿过几个前东欧国家的边境时却是根本没有感觉。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考察经济交流和剥削的动态、帝国主义征服和后帝国主义的权力关系，以及仍然不完善的民主建设——换句话说，就要探讨西方世界的多维历史。这段复杂而引人入胜的历史，既不是直线发展，也不是没落衰亡，而是融合与迷茫、征服与退却、扩张与整合、停滞与革命、碰撞与转型的历史。”（1564页）写在全书最后的这段话还是以“碰撞与转型”作为结尾，令人想到的是那些只有碰撞、没有转型的历史将如何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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