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胜选和新一届美国政府人事逐渐浮出水面，国内外智库机构进行了大量研判，其中，岛内知名学者吴玉山的一段分析很有意思。
吴玉山认为，“特朗普主义”跨过三次选举的背后有三项因素在支撑：霸权主义（美国霸权被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挑战）、重商主义（美国产业在许多重要领域被超越）和右翼民粹（美国所得分配恶化且传统劳工失业严重）。
如果要对这三项因素做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右翼民粹、重商主义、霸权主义。
对特朗普来说，重商主义即是凡事不能让美国吃亏，因此他曾威胁北约国家“必须付钱，不然俄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这件事来看，特朗普在权衡霸权主义及重商主义两者时，是站在重商主义这边的——为了经济利益哪怕部分牺牲霸权也在所不惜。
至于重商主义跟右翼民粹之间，从特朗普应对汽车工会罢工的行为来看，他选择的是右翼民粹，毕竟铁锈州选票的重要性超过一切。
总的来看，在“特朗普主义”范畴内，美国与俄罗斯的分歧集中在小范围霸权领域，矛盾并不激烈（民主党视角的美俄关系掺杂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
而中美关系则兼具霸权主义和重商主义双重矛盾，有时特朗普甚至会把其国内的失业、分配恶化等问题也一并扣到中国头上——China！China！China！
作为亲蓝学者，吴玉山向来主张“马路线”，即向大陆避险。吴玉山称，同美国完全绑定并不是民进党的新发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民党也曾这样做过，但最终结果却是被出卖。
有一种观点认为，俄乌战争爆发让中国避免了地缘政治领域“最恶劣的局面”，即由于俄罗斯与西方决裂，使得中国得以（至少）拥有冷战时期苏联1950至1960年代初的“战略生态位”。
以大国博弈的视角看，美国对待苏中/中俄有三种不同的策略：1、充当枢纽，2、统一战线，3、双反政策。
所谓“枢纽”，即美国以中立姿态保持于陆权国家之间，策动或等待陆权国家互斗——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做法。
所谓“统一战线”，即冷战时期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思路，美国在两个大陆强权之间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所谓“双反”则是民主党政府目前的做法，战略上同时打压中俄，战术上追求“时间错开”（先俄后中）和“东西联动”（拉北约盟友到亚太站台）。
众所周知，特朗普的外交思维简单粗暴，擅长抓大放小。
通过观察他本人及其核心团队成员万斯、卢比奥（国务卿候选人）、沃尔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候选人）等近期的表态不难发现，他们均认为美国应该在2021年至2022年之交全力阻止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爆发战争，俄乌战争是拜登任内犯下的错误。
既然事已至此，那就尽快同俄罗斯做妥协，并将战略重心重新聚焦于真正的威胁：中国。
不同于第一任期强烈依赖传统建制派政治人物，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将带领着一个“同质化团队”，其权力更集中，思路更统一，也更容易做出让外界意想不到的突破性举动。
那么特朗普究竟能不能重演尼克松时期调整战略三角关系的“创举”呢？
对此我们既要保持高度警惕，又不必杞人忧天。
现实层面讲，中俄之间的分歧是可控的，调整与西方矛盾大小的主导权基本掌握在中国手中。
因为俄罗斯已经处于衰落状态，一个衰落且深陷战争泥潭的国家很难主动创造外部有利条件，它只能等待等待再等待。
展望未来四年，如何周旋于美、俄、欧中间，借力打力，将成为中方外交的一大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