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娅：沈括与王安石的决裂

党争之祸

沈括这数年里跌宕起伏的经历必须要放到新旧党争这个大背景中进行考量。因为党争而被突然贬谪的北宋官员在这个时段并不少见，沈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党争是北宋政治的一大特色，绵延于整个11世纪，并在1070年代登峰造极。[1]

王安石推行新法触发了长达三十年的两党相峙，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针锋对立、咄咄相逼。这场斗争在1070年代达到的高度可从王安石本人的经历中窥见一二：这位深受皇帝信任的铁腕宰相被迫在1074年和1076年罢相两次，足见党争的力度之大，以及反对势力之强劲不可小觑。

概括说来，这场新旧党争的核心问题在于厘定国家的角色和地位。在王安石看来，国家机器应有渗透在各个领域的广泛调控权力。所以，他的新法往往注重“创新”，即不断地建立新部门、推出新机制，从而造就一台权力深广的国家机器。司马光则与他意见相反，他认为旧制本来就足够完好，所以强烈反对国家机器的扩张；司马于是以“复旧”为主旨，即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2]

对国家角色的不同理解也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公权和私利之间的争论。特别是在国家财政方面，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公权是否应当干涉和掌控私利。王安石的答案是肯定的。他的新法正是优先考虑和发展国家的调控能力。[3]

在王安石看来，一个“大有为”的国家机器扮演了两个重要的角色：首先，它通过直接垄断和间接税收参与了经济发展；其次，它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发展经济的承诺。[4]

司马光强烈地反对这个立场，他认为私利就应当由私人把握，公权不应多作干涉。在司马光眼中，国家应当精省财用，而公家与私人当各司其职、各谋其利。[5]

《清明上河图》局部

新旧党之间的矛盾当然不仅仅限于治国意见上的不同；在意识形态辩论的背后也是两党之间无休止的争权夺利。这场党争史无前例的激烈程度部分源于王安石的行事风格，尤其是他的一意孤行和对异见的打压。

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前，他大权独揽，独享皇恩，得以独擅用人之选，并把持言路，广建各种新机构。上一章提到的几桩人事纠纷都与王安石培植亲信和翦除异己的举动相关。在他眼中，实现“上下心意一统”（ ideological unanimity）也是他全面胜利的指标之一。[6]

所以，他在排除异见上毫不手软；但是，以专断实现统一反而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很快，王安石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负面循环：他越是大力铲除异见，异见之声就越为激烈。

长久的对抗令王安石陷入了更深的不安，所以他最终把伐异的矛头也指向了自己集团的内部。在他第一次罢相之后，变法派内部开始出现了罅隙。王安石的继任者吕惠卿迅速着手清理王安石的亲信，瓦解他的集权。吕本来是王的弟子，他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是背叛之举，所以引发了新一轮的党争，也触怒了神宗。1075年，神宗令王安石复相以对抗吕的权势扩张。[7]

这一轮下来，王安石虽然复位，但是他的不安也愈发深重了。复相之后的王安石不仅失去了皇帝的绝对支持，也必须面对变法党内部已经公开的分裂。在这个情势下，王对异见愈发敏感，他的疑心于是让不少变法党人一夜之间变友为敌。所以，沈括不是唯一一个被自家党派驱逐的人，他的大起大落也不算罕见。党争的时代里，稳定是最大的奢望。不管是新党还是旧派，任何一个位居高位的官员都很难独善其身。

对沈括人品的批判也反映了新法党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以道德为表、权谋为里的话术。这套话术的中心思想很明确：一个来自政敌的异见之所以不足为道，是因为它直接反映了该政敌的道德缺陷。所以，判断一个政见的好坏，往往与这个政见本身的内容无关，而与发表这个政见的人的德性有关。而这事实上又构成了一个循环逻辑：一个异见反映了该意见者的不当动机，而任何一个发表这种异见的人则必然德性有亏。

君子和小人之辩是这套话术的中心词汇。[8]一个党派的人总以“君子”自居自励，而指责反对党为“小人党”。这黑白二端之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余地。司马光对这种水火不容之势描述如下：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尤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9]

君子和小人以及他们的观点之别关键就在于他们的动机，比如是为公还是谋私、重义还是逐利。[10]在君子看来，小人永远是私心重利的，所以他们的意见自然不可取；君子以公义为重，所以唯有他们的政见才是可靠的。这一套逻辑构成了一种影响远超道德范畴的道德话语。在党争的背景下，道德批判和党派对立紧密交织在一起。所以，沈括是“反复小人”这个说法，除了跟他的私德有关，也和更广阔的政治环境有关。换句话说，尖锐的党争是沈括职业上跌宕起伏的重要背景，要考察这个背景，让我们从他和王安石的关系开始。

王安石真迹《致通判比部尺牍》

沈王决裂

从1074年开始，王安石和沈括之间上下级的合作关系开始瓦解，二人逐步进入了带着怨气的对抗。1074到1077这几年里，王和沈的职业轨道是反向而动的。在罢相两次之后，王安石不得不接受了自己影响力式微的事实；而沈括则相反，一路扶摇而上；更重要的是，神宗对沈括的重用正是为了填补王安石留下的权力空白。这种位置的对调难免激起王的忿恨，二人从此渐行渐远。

自1074年始，神宗皇帝逐步收回了他对王安石的全力支持。那一年，北方地区爆发严重旱灾，饥荒把大量的流民带到了汴京周边。神宗为百姓所受之苦触动，决定反思新法，并打开言路，鼓励大臣进规谏之言。随着大批来自反对派的控诉涌入，王安石不堪压力，于该年四月提出去位，而神宗迫于形势，也不得不接受了他的辞呈。[11]

但是，王安石的暂时隐退其实反而带来了更多问题。如前所述，他的接替者吕惠卿，进一步加深了变法派内部的矛盾，令朝廷更加分裂。所以，在吕掌权不久，神宗又不得不设法解决他所带来的新问题。神宗的计划包括让王安石复相，也包括提拔重用沈括。[12]

所以，沈括的崛起是与党争紧密相关的。神宗指望他能制衡吕惠卿，也期许他能够填补王安石留下的权力空白。[13]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后，神宗任命沈括为权发三司使，其时沈取代的就是一名吕党。一年之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神宗以吴充和王珪取代他，而吴王二人都不是新法的明确支持者。[14]

这个决定基本上是神宗对放弃全力支持新法的表态，而在王安石眼里，也是他十年的努力遭受重挫的一刻。两个月之后，沈括擢升权三司使；很显然，神宗对他的期许是反思新法而不是延续王党路线。而沈括本人在过去的几年职业生涯里确实在逐步摆脱王安石对他的控制，神宗对他的任用毫无疑问加速了他与后者的分离。

在一个极度分裂的时代，任何人行走中间路线都会举步维艰；大概正因为如此，沈括一路遭遇各种是非在所难免。最初的挑战当然来自于吕惠卿。吕很快就捕捉到了神宗以沈括来压制他的用意，他不无妒意地公开评论神宗对沈括几乎言听计从。[15]而神宗也曾直接驳斥吕，说他对沈括处处针对，“每事必言其非” [16]。

更加讽刺的是，对沈括最猛烈的抨击来自于昔日重用他的王安石。就在不到一年以前，王安石还在盛赞沈括人品谨密并委于其重任；一年之后，当神宗决定重用沈括并任命他到兵部供职时，王安石却抨击沈是“阴沮坏新法”的“孔壬”，言辞之猛烈令人喟叹。[17]

因为王的激烈反对，神宗暂时搁置了这个决定，但是他对王的看法并不以为然。皇帝本人也承认沈括品德有瑕，“并非佳士”，但同时也觉得他才能出众，值得任用。[18]神宗最终把沈括提拔到了国家财政一把手的高度，与此同时，沈括与王安石的决裂便再也无可挽回了。

本文注释：

[1] 新法带来了绵延几十年的党争，诸多学者已有研究，比如，见 Ari Daniel Levine，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

[2] 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也有诸多学者研究，比如，见東一夫：《王安石と司馬光》，东京：沖積舎，1980年，以及 Peter Bol，“Government，Society，and State：The Political Visions of Ssu-ma Kuang and Wang An-shih，” in Ordering the World：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ed. Robert P.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128–192。

[3] Smith，“State Power and Economic Activism，”89.

[4] Paul Smith，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Horses，Bureaucrats，and the Destruc-

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 1071–1244（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91），6；Smith，“State Power and Economic

Activism，”82–88.

[5] Bol，“Government，Society，and State，”156.

[6] Smith，“Shen-tsung’s Reign，”363–365.

[7] 有关王党内部的具体纠纷，见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82—184页。

[8] 有关君子小人之辩的详细论述，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260—276页；

Levine，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2–3。

[9]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 245，7899页。

[10] 有关公私、义利这两组概念的详细讨论，见Levine，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2–3以及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47页。

[11]《续长编》，卷 252，6152—6154页，6169—6170页。

[12]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201—203页。

[13] 《续长编》，卷 269，6600页。

[14] 《续长编》，卷 278，6804页。有关吴充和王珪对新法的态度，见古丽巍：《大有为之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待刊书稿。值得注意的是，吴与王既不是新法的支持者，也不是之前的反王党。4 5

[15] 《续长编》，卷 256，6265—6266页。

[16] 《续长编》，卷 264，6480页。

[17] 《续长编》，卷 263，6419页。

[18] 《续长编》，卷 264，6480页。

（本文选自左娅著译《沈括的知识世界：一种闻见主义的实践》，由中华书局授权发布。）

翻译 | 人文社科 | 历史学

《沈括的知识世界：一种闻见主义的实践》

左娅 著 译

中华书局

2024年8月

内容简介：左娅，1982 年生，湖北武汉人，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美国宋元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元思想文化史，特别致力于思想史的创新写法，尤其是它与科技史、书籍史、情感史以及物质文化史的交叉研究。著有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Shen Gua’s Empiricism，多篇论文发表在东亚、欧洲以及北美的中外刊物上。曾获包括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所等颁发的十数项科研基金。

沈括在科技史领域享有民族英雄般的崇高地位，然而一旦将其还原到历史语境，便会发现，作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其实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仕宦生涯——从“王安石新政”的参与者，到沦为“新法叛徒”惨遭流放。本书采取了独特的“对照式”结构，揭示了沈括的仕途经历与贯穿其一生研究的“闻见主义”立场之间的联系，既是一部人物传记，更是一场对哲学观念的探索。

作者以“闻见主义”为核心，建立起一套挖掘北宋知识世界的概念，将其带入对沈括的生命历程和历史语境的理解中去，深入考察了沈括与同时代人迥然有别的认知模式——基于闻见之知的认识论哲学，进而发掘出北宋时代思想史隐藏的面向，重构了我们对北宋知识世界历史图景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