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2日清晨，从北京出发的飞机降落在柏林的泰格尔机场。我左手推着行李箱，右手推着婴儿车，里面躺着2岁多的儿子；7岁的女儿挽着我的手臂，拉着儿童行李箱。想着只是访学一年，行李箱里只有每个季度的3套衣服。
下飞机后，第一时间就要带孩子们上厕所。出来后，排队过海关的乘客已经排成了长队。儿子又困又渴，迷蒙着眼睛哭，不管我横着抱，还是竖着抱，都不安静。那个时刻，好像所有人都把视线投向我。其实，过海关之前，所有人都紧张得只顾得上自己。我一边安慰哭泣的儿子，一边担心过海关不顺利，焦灼不安地向前挪动，虚汗浸透了衣服。等到三个护照都盖了大印，才长舒一口气。
在计划里，这只是短期访学，并非移民“润出去”。无论投资移民还是读书移民，都需要太多钱，而且牵扯到复杂的家庭安排，是我不敢想象的。所以，以为这次也像以往那样，学习期满就回国。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孩子，像朋友们说的那样，是袋鼠妈妈。似乎一旦受孕，母性的忧虑就植入我的血液和神经。我舍不得，也不放心离开孩子。
2014年，我获得哈佛大学的尼曼新闻奖学金，为期一年，2岁半的女儿同行。
2018年，获得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的奖学金后，我也带着1岁半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到京都大学访学四个月，研究主题是“亲密关系里的日本妻子”。日本的项目负责人问，就四个月而已，能否不带孩子，既能简化出国手续，也能专心研究? 我说，如果不能带孩子，我就不去了。那一年我39岁，陷于中年来临前的慌张，觉得人生似乎就要开始倒计时。这样的想法带来莫名的紧迫感，不是关于人生是否成功，而是日益紧迫地追问自己，目前的人生，真的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吗？
关于那次访学我写了一系列文章。2018年9月25日发表的那篇，开头是这样的：“我在‘正午故事’做记者，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生活像列车，沿着约定俗成的轨道奔跑。前方应该是目标，可是我心存疑问。某一天，我决定中途跳下来，向另一个方向跑去，思考人生另外的可能性。我不习惯远虑，只能想到第一步，就是离开现在。”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对日本女性心存刻板印象，即“温柔顺从的妻子”。我明白刻板印象的误区，于是很想了解她们真实的生活。特别是在亲密关系里，她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在角色的面具下，她们的灵魂如何自我言说？
在安静又自律的日本社会很难找到愿意讨论私人生活的采访对象，只有几位女性打开了心门的一条缝。借着一丝亮光，我看到了她们生活的幽谧和复杂。一位全职妻子说，她很痛苦，不是丈夫不爱她了，而是她不再爱丈夫了。她和丈夫是高中同学，青梅竹马的一对儿。丈夫早出晚归地工作，她辞职在家照顾儿女。为了方便育儿，夫妻分床睡，见面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她觉得丈夫像陌生人一样了。伦理上，她应该爱丈夫，一个兢兢业业养家的男人。可是，她再也爱不起来，又难以说出口。她觉得被困在妻子的角色里了。
另一位80多岁的日本女性，她和妹妹都患了阿尔兹海默症，退休后一起住进了养老院。我问她，“你在这里过得开心吗？” 她回答，“与其说开心，不如说我别无选择”。她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并且在心里反复问自己，“在别无选择之前，我要怎么活？为人妻为人母，我的自己在哪里？”
9岁的时候，妈妈就开始训练我做饭洗衣服。我还太小，需要踩着小板凳才够得到灶台，挥动得起锅铲。在妈妈的思想里，女人会做家务，贤惠勤劳，就是好女人。好女人就能当个好妻子，好妻子就必然有个好丈夫，好妻子和好丈夫就等于好的人生。我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那副牌顺利地打了下去，我的父母很宽慰。我和丈夫都是中国社会平稳发展时期的获益者，受过良好的教育，安居乐业，有儿有女，我顺应着社会时钟履行着世俗的角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像一辆绿皮火车，到站就停，到点就走，路线是固定的，终点是确定的，我却觉得缺氧，是混沌，是麻木。常常渴望着大风吹来，把橡树叶吹得“哗啦啦”地响，就像舒婷的诗里所写的那样，有风中的“互相致意”。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等着风来。有时候会胡思乱想：既然我自己无力改变，会不会有辆车冲过来，让一场意外成为改变人生的外力？
没想到，外力来自一个朋友。
2018年秋天，我回到哈佛大学参加尼曼基金会80周年庆典暨同班聚会 。一位前财新同事过来会面，在校园里散步聊天时问起我未来的打算。我说，还是想继续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国内做媒体的挑战越来越大，选题比较单一，工作简单重复。另外，我希望孩子们以后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英美的教育太贵，法国和德国的公立大学是免费的，我想先去体验德国或者法国的社会制度。他说，那就去德国吧，德国是欧洲的中心，经济最强盛。
于是，我开始把视线投向德国。我梦想过移民吗？谈不上，投资移民需要很多钱，而且出国后能干什么工作呢？想着都觉得累，所以，就没去做那样的梦。我相信水到渠成和运气。如果有好时机，就顺势而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那次散步，我了解到罗伯特.博世基金会（ Robert Bosch Stiftung ）的跨国境研究奖学金项目（Crossingborders Fellowship），回北京后就提交了研究申请，题目是“德国老人的爱和欲望”。德国社会的老龄化严重，其老龄人口比例仅次于日本，但是养老制度却比较先进。我希望采访老人，是因为很想知道，站在人生终点的临界往回看，在一生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被当今社会不屑讨论，甚至忽略的爱和欲望，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2019年8月12日，我和两个孩子来到柏林，搬进了提前租好的公寓。楼下的信箱里躺着一封信，是附近小学给我女儿寄来的入学通知书。她在义务教育的年龄，所以无论父母是买房还是租房，她都能就近入学。后来，我的儿子也进入幼儿园，就在姐姐学校的马路对面。
我花了一个多月才把两个孩子都安顿好，生活慢慢地有了新的节奏。我们的公寓在一栋百年老房的一层，四层高的单元楼加起来有30多户人家，窗户就对着社区的花园。花园中心的沙池里摆放着儿童玩泥沙的玩具，旁边挂着秋千，沙池左侧是一块足球草坪，右侧是一块更大的草坪。花园的四周则围绕着灌木丛，穿插着苹果树，紫丁香，西梅树，榛子树和栗子树，以及更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一个5岁多的小女孩常常躺在大树上面，没有玩伴，百无聊赖。我们搬进来没几天，她就和我的两个孩子一起玩了。她不会说英语，我的孩子们不会说德语，虽然是“鸡和鸭讲”，可是玩得很欢乐。后来，更多的邻居孩子加了进来，放学后一起踢球和抓迷藏，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景象。
8 月是盛夏，才30度的气温就让德国邻居们叫苦连连。他们在花园里摆上了充气的大浴盆，用浇花的水管灌满水，孩子们脱得精光，纷纷跳进去；大人们则围着花园中央的石桌聊天喝啤酒。我担心大人中会有猥琐的眼光，给丈夫打电话。他说，我们的孩子还是要穿上裤子，我们中国的文化不一样。于是，场景变得滑稽，只有两个中国孩子穿着内裤在玩水。再过了几天，我发现所有玩水的孩子都穿上了内裤。傍晚7点，金色的夕阳仍然贪恋着红尘。妈妈们开始从窗户喊各自孩子的名字，要他们回家吃饭。而我是用中文大声喊，“桐桐，辰辰，吃饭啦”。两个孩子玩得满头大汗，饥肠辘辘。一冲进家门就问，“妈妈，好香啊，好饿啊，今晚吃什么？” 我喜欢孩子自由地奔跑，也喜欢那一刻当妈妈的感觉。
花园的生活，像我儿时的样子，有玩伴，有邻居。2019年底，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领略柏林的风情，国内就爆发了新冠疫情；没多久，德国也有了病例。德国的疫情政策是优先保护老人，所以我中断了对老人的采访。没料到的是，疫情发生后两个月，“正午故事”就被界面新闻公司整体裁员。在40岁的时候，我突然失业了，而且身在国外。疫情和失业像一场暴风雨，把我和两个孩子冲上了一个新的岛屿，与我的昨日世界骤然分离。
疫情发生后半年，德国的社交限制放松很多。2020年5月的一天，和另外的一家约好，我骑车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和他们的孩子玩耍。结束后，我们去他们家用洗手间。那对夫妇正在闹离婚，俩人恶言相向，房子很大，却乱糟糟的。回家后，我坐在餐桌旁边，沉默了很久，心情很低落。那对夫妇在柏林已经5年了，妻子是亚洲人，丈夫是欧洲人，生活仍然过成那个样子。我——一个失业的中国人，有什么能力过得更好？
女儿关心我，过来询问。我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船长，船上有她和弟弟，行驶在迷雾笼罩的大海里。我很迷茫，无法回中国，那里正发生疫情，我有幽闭空间恐惧症，害怕被隔离。21天的隔离，对于她和弟弟来说，也是折磨。而且，她和弟弟的中文已经跟不上国内学校的进度。如果往前，我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怎么合法留下来？怎么谋生？
女儿说，妈妈，我们不需要往前，也不需要往后，想一下，我们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在柏林，就在这里，这里盛开着鲜花，充满阳光。
我不敢相信，女儿竟然有那么明确的想法。接着，我说了另一个顾虑。如果留在柏林，就意味着她和弟弟的成长缺乏爸爸的陪伴。我不想他们长大后抱怨我，因为妈妈决定留在柏林，造成他们人生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她说，是的，她很爱爸爸。如果回北京，我们只有爸爸，没有了柏林的生活；如果在柏林，爸爸永远是爸爸，我们仍然有柏林的生活。
于是，我打开了手机，请女儿对着摄像头重新说了一遍。我要留下证据，给长大后的孩子们看。
对于这样的选择，我的丈夫很难过。他说，每次在院子里看到别的父母遛娃，家庭团圆，就难过得哭起来。后来几年的疫情，更是加重了他的孤独和艰难。我远在国外，鞭长莫及；而我在柏林的困境，他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对于这样的境况，我很自责。另外，也被我妈妈和哥哥责备，好像是我一意孤行，导致夫妻分隔两地，以及孩子们和父亲的分离，也逃避了赡养母亲的义务。但是，更难以启齿的是我的慌张和自卑，人生第一次失去了独立的经济来源，要依靠丈夫来保障生活。而我曾经是拿了一次又一次奖学金的新闻工作者,是拥有独立银行账户，自由支配生活的人。
思绪千条万缕，可是，身在孤岛，只能背水一战。但又并非真的勇士，而是一边搏斗，一边疑虑，“我可以吗？万一不可以，耽误了孩子们，怎么办？我可以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吗？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孩子怎么办？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父亲，怎么办？”
一旦倾向于留下来，马上就面临身份的焦虑。访学签证只有一年，就算以疫情为由延签，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在签证到期之前，我必须找到工作或者申请到大学读书。
在国内工作的15年，从来不觉得雇佣合同很重要，当心情不爽时，就会想”大不了跳槽”。而且，有着工作经验，哪怕暂时失业也不至于慌张。可是在国外，雇佣合同成了几乎是唯一重要的法律文件，而且有时间紧迫性，涉及到能否再及时延签以及在德国合法居留。它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对自己说，只要有一份雇佣合同，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我急于摆脱在异国他乡的不确定性，太渴望稳定下来了，因为它意味着安全，能让我瞬间冲破那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像很多新移民一样，我是那么焦虑，而那种焦虑是那么容易被人识别。2020年夏天，在花园吃晚饭时一个邻居坐过来闲聊，我问起他如何在德国找工作。他显得很体恤地说，他会帮助我，一步步地在德国安顿下来。首先是解决住房问题，毕竟在柏林很难找到长租合同。他买了新房，我可以随后搬进他现在所租的公寓；然后，如果我通过了德语Telc B2的考试，就可以去他所在的公司上班，而且是无期限的工作合同。他的一番话，听上去像仙人指路一样，轻易地“渡我过河”，到达“安居乐业”的彼岸。
从那以后，我开始上德语课，疫情期间只能线上听课，每天起码有8个小时的上课和复习。很多个夜晚，孩子们入睡后我就在餐桌上写作业，写到深夜就坐着睡着了。6个月以后，我撑着僵硬酸疼的腰背，一次性过了Telc B2的考试，而通常这最起码需要一年。那一份无期限的雇佣合同，像诱人的鱼饵抛给了慌不择食的鱼，只要咬上去，就能永久地解决身份的焦虑，我只能竭尽全力。几个月后，我上岸了，而且办公室就在我家附近，一切都像天公作美，我感慨自己的幸运。可是，有一天，那个男邻居——也是我的上司之一说，他要带我去做有happy ending 的按摩。作为女性，我感觉到职场上的性骚扰，而那个职场是我很费劲才爬上去的码头。可是，我不想失去自由，就是挺直腰板，无欲则刚的自由。2008年向《财经》杂志求职时，我经历了一整天的笔试和面试。很多年后，我问当年面试我的副主编张进，我既不学新闻，也完全没有新闻的工作经验，为什么录用了我？他思考了片刻，眯起眼睛，未言先笑，“面试的时候，你不卑不亢，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闻人的重要特质”。我不知道自己身上是否真的有那样的特质， 既然张进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而我的后半生无论如何也都要不卑不亢，才对得起他。
入职两个月后，还没过试用期，我收到了柏林工业大学的offer，是为期一年的欧盟能源法和国际能源法专业的MBL项目。气候保护是德国社会的重要议题，已经融入了大众的生活方式。我当时想，也许学完欧盟能源法就能找到工作。尽管仍然是未知数，我仍然决定辞职，再次把自己扔进巨大的不确定性里。
拿到大学通知书后，我和幼儿园的园长及老师谈了读书及育儿的冲突，请求得到帮助。两位女士当即表示会全力支持，并且鼓励说，“你做得到的，女性也可以很强大。” 我填了一张表格，向政府申请将两个孩子的托管从下午4点半延长到6点，以及将上学的时间从8点提前到7点。我把政府福利券交给了幼儿园和学校，它们将据此得到政府额外的财政支付。在柏林，幼儿园和1到3年级的课后托管是免费的；从4年级以后，根据家庭收入，家长需要支付小部分的费用。这意味着，从早晨7点到下午6点，整个白天是政府育儿，无论学费还是午餐都是免费。另外，无论移民还是德国公民，每个孩子在18岁前每个月都可以得到250欧元的儿童津贴，可以覆盖基本的生活需求。
托管班（Hort）是德国政府提供的托管服务，包括照护和免费的兴趣班。政府网站上解释了政策的初衷：“学生按需得到不同的照料。目标是让学校成为学习和生活的地方”。孩子的生活权利，被德国立法者开门见山地明确下来，它保障了我在柏林兼顾照料儿女和读研的可能性。
我骑着自行车在火车站和孩子们的学校之间疾驰。那是一辆很老旧的二手自行车，暗红色的油漆都掉得有点斑驳了，相对于我的身高，它显得太高太笨重。坐上车之后，哪怕把座椅调到最低，我的腿都不能着地。我不会开车，打出租车又太贵，坐公交车也很贵。最初的三年中，在这个异国他乡，那辆有儿童座椅的老车是我忠诚的“战马”。
读书那年，早晨7点多就要把儿子放进后座送往幼儿园，8岁多的女儿骑车跟在身旁。把孩子们送好，我急急忙忙地骑车赶到火车站，把自行车锁在附近，再乘火车到柏林工业大学上课。全天的硕士课程从早上9点持续到下午5点，我总是在放学时第一个冲出教室，小跑着去赶火车，再骑车去接孩子们放学。儿子很多次哭着责备我，因为妈妈总是让他成为幼儿园里最后回家的孩子。我承诺他，如果妈妈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他一定会是第一个被接走的孩子。可是，那样的情景确实很少发生，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写一篇论文或者参加考试，每次的成绩又会影响到是否有资格写毕业论文。我很想在孩子不在家的时候专注学习，但事实上也很难实现。毕竟还要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搞卫生，回复孩子学校的邮件，带孩子们去各种医生的预约，参加他们朋友的生日party, 生活被撕得七零八碎。到了冬天，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从10月到来年5月，柏林的下午四点天就黑了，大部分都是昏暗寒冷的阴雨天，日复一日，漫长得挑战人类的耐心。雨天路滑骑车，每年冬天，我都会马仰人翻几次。幸好，儿童座椅上有安全带，儿子戴了头盔，就算倒挂金钩，也不至于受伤。在我的自行车后座，儿子从两岁半长到了五岁。
读书——毕业后找工作——申请工作签证，这是我的三部曲计划。2021年底，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硕士论文，却恰逢德国新一波新冠疫情来袭。我和儿子都再次感染，在全身疼痛、咳嗽发烧一个多星期后，我申请了论文延期。等到重新启笔时，又感染了流感；流感病愈后，就到了学校的秋季假期。孩子们无学可上，我需要一天三顿地做饭和陪伴。毫无意外，我的论文没通过，需要重写。没有拿到德国学位，找工作就更难了。我只好延签学生的签证。延签的时候，外国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随意说了一句，“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我知道，按照法律，那是吓人的废话。那个人可能只是心情不好，说了一句无心的话，却足以让我惶恐。
身份焦虑就像悬在头顶上的一把利剑，时刻担心它会掉下来。我很着急地去解决它，无法忍受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于是，焦虑成疾导致了身体的虚弱，而我却不自知。早上，总是急急忙忙地给孩子做早餐然后赶去学校，而我自己却来不及吃东西，甚至没喝上一杯水。2022年5月的某一天，送完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学校门口感到天旋地转。身边的朋友帮我叫了救护车，我平躺在人行道上，看着蓝天上漂浮的白云，像被撕开的稀薄的棉球。救护车来了，两个强壮的工作人员把我扶进轮椅，升上救护车。那一刻，我的情绪无比放松，笑呵呵地对他们说，如果我的丈夫是个医生多好啊。他们很疑惑地问为什么? 我回答，“我会觉得很安全。”
叫救护车的经历让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失去了对身体的自信。害怕一个人做任何事情，害怕陌生的环境，不敢独自去拥挤的火车站，不敢独自坐地铁，甚至去超市买菜的时候，也怕一个人在超市晕倒，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帮助我的成年的熟人。可是，以前在国内做记者时，我习惯独自采访，无论多么偏远；在过去十年，我也是一个人带着孩子横渡地球。没想到，来德国后，变成一个畏惧出门的病人。后来，我去看心理医生。我问他，在咨询期间我可以从书包里拿一片面包吃吗? ? 叫救护车的经历使我害怕饥饿，担心血糖太低，所以书包里随时放着面包和巧克力。我变成了婴儿，每两个小时就问自己，“我饿了吗？” 心理医生告诉我，世界上有很多人对事物有依赖，相比于酒瘾和毒瘾，我对面包的依赖简直不值一提。只要能让自己放松和觉得安全，就随便吃面包，想吃就吃。但是，如果所担心的事情没发生，就要记得给自己买一个冰淇淋，这是鼓励和提醒自己，担心只是担心，不是事实。最后，当我们谈到对陌生的恐惧，心理医生问我，万一我又在大街上晕倒，难道只有熟人才会施予援手吗？我想了想，回答他，不是。
The days are long but the years are short. 日子琐碎且漫长，而流年飞逝。美国的好朋友转述这句谚语时，我有着切肤般的共鸣。2023年夏天，来德国五年后我们第一次回国。柏林朋友让我问候家人，行李箱里装着他们的回乡礼物。在柏林这个城市里，我再也不是孤魂野鬼。回国前，有其他邻居帮忙在花园里替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公寓，无期限租约且价格低廉，这意味着我可以像很多德国人一样，不用担心涨房租，不用担心突然被房东无理由地赶走，而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房子里有完整的童年，我可以在这个房子住到生命的尽头。那是我们在这个花园里的第四个公寓。四年里搬了3次家，每次都是因为短期租约到期。搬家时，德国朋友汉尼斯、伊朗同学阿里、瑞士的朋友山姆,中国朋友星月、睿和达海等很多朋友都来帮忙：开车运家具，安装二手的高低床，给地下室搭建货架等等。邻居孩子们也来帮忙了，和我的两个孩子用黑色的垃圾袋，像蚂蚁搬家一样运输杂物。房子里没有家具，真正的家徒四壁，只有四个昏黄的20瓦的灯泡，厨房则连橱柜都没有，空空荡荡的。众人一起，用爱和友情帮我们建起了温馨的新家，终于可以安居。
至于乐业，又是一个偶然。2023年的秋天，汉诺威的朋友莉娜来借宿。夜里，我们坐在厨房餐桌的小沙发聊天。我向她请教找工作的方法，因为我始终没学会使用领英linkedin，不习惯在网络上推销自己。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的结论是，我最爱的还是写作，没必要为了摆脱身份焦虑而把自己的时间和生命卖给不喜欢的工作。她说，做自由职业者挺好的，在家里写作时间相对灵活，还能照顾孩子。我说，一直没考虑做自由职业者，害怕没收入保障，没合同保障；在大街上看到流浪汉时，就害怕那是自己的未来。她说，事实上没有一份工作会有永久的保障。德国市场上有很多项目制合同，都是一年或者两年，期满就重新找工作。很多中年人都是这样活着，是很正常的职场状态。德国也有灵活工作制，很多人会选择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公司打工或者只工作一半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同，可以很多元化地谋生。我被她说服了。于是，找了中介公司，帮忙申请了自由职业者的身份。
去拿新的居留证那天，是清晨七点多。我忐忑不安地在柏林外国人管理局的办公室门口等待。最后，顺利地当场获得批准。我如释重负，精疲力尽地走出办公室。经过走廊，中介请我们停下来，想拍照为她的网站做宣传，让我举起护照，展示胜利和喜悦。她拿出手机的照片，给我看以往客户的笑脸，他们都不是白人。那一刻，我心里升起一股悲凉，原来在她的眼里，我和来自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客户是一样。可是又一转念，为什么我以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呢？我凭什么自恃是中国人，就会多了一些骄傲呢？离开故土，在陌生的土地上，开荒播种，放下前半生的荣辱，在身心上重构自己——我和他们是一样的。
有一天，我和孩子们在家里吃饭，各自分享着当天的生活。儿子说，班上有个同学很让人讨厌，问他“你的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儿子没有搭理他。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们。关于失业的困境，关于努力想在国外留下来的身份焦虑，我从来都没敞亮地和孩子们沟通过。而这一切，都不应该让我们蒙羞。我放下筷子，认真地对儿子说，可以告诉他，你的妈妈是记者，是自由撰稿人，同时还是在继续学习法律的学生。没有几个人像你的妈妈一样勇敢，在40岁的时候重新回学校读书。你完全可以为妈妈感到骄傲。
儿子怯怯地，尽量不伤害我自尊地问，“自由撰稿人，那是不是说，我们会很穷？”
2023年9月，为了撰稿我去哈勒（Halle）的马普所采访人类学家项飚。在做准备时，我读了他的书和一些论文。“把自己作为方法”是他提出的方法。那天夜里，这个学术概念突然让我有了思想解放的感觉，像在黑暗里看到了烛光。“自己”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人生这个巨大的实验室，人生的悲欢离合，在里面进行不停歇的化学反应。这个过程就是永不停歇的不确定性——我接受了，终于在这块新土地里冒出了一片小小的新芽，它挺直腰板的姿态，是我没有放弃的自由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