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青睐”12名会员在东单公园西门集合，开始了第二期运河寻访之旅。
嘉宾高申早早到达集合地点，和团员们开心地聊起上一次寻访的趣事。这一程，他带大家从东单公园出发，走台基厂头条，进入台基厂大街，途经台基厂二条——这里就是昔日的玉河河道，也曾被称作俱乐部路，结束于大甜水井胡同。一路走过，大家不仅欣赏到不少美轮美奂的建筑，又再次听到了许多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
东单公园曾作临时机场，还曾建起马戏大棚
跟着高申登上东单公园的小山，高申说，这座小山是1960年代末出现的，原因是当年“备荒备战为人民”的挖防空洞工程，北京城区内先后出现了三座堆土而成的山丘，分别是陶然亭公园的北山、天坛公园祈年殿西侧的土山（1990年亚运会前后被铲平）和东单公园内的土山。在这之前，东单公园是一片平地，后来曾经是一片操场，再后还曾作为临时机场。这一切，要从《辛丑条约》签字之后说起。
高申说，签署条约时，列强们控制了东交民巷地区，希望和中国平民区有所隔离，于是，自崇文门内大街西侧至东交民巷东墙一线的大批房屋被拆除，留出来的空地便成为列强驻兵的操场与跑马场，相当于华洋之间的缓冲带。据史料记载，使馆界的范围划到了东长安街路以北80米的地方，碍事的东单头条胡同南侧的房舍一律被拆除。自此，东单再无头条。
此番站在小山顶俯瞰长安街，现在东方广场的位置曾经是东单菜市场。东单菜市场建于1901年，是为了满足东交民巷的外国人需要而建，这也是北京最早的菜市场。
一晃40多年过去，在日本投降、北平光复之时，这片昔日的“洋操场”突然又变得一派喧嚣：到处是地摊，到处是日本侨民与中国百姓。原来，日本侨民被要求回母国，带不走的家具物品需要集中处理，于是，操场便成了狂甩二手货的大市场。北平市民给这里起名叫做东大地。直到1950年，长安街街面改造，东大地的常设摊位才被移至隆福寺。
就在东大地红火热闹的那段日子，1946年12月24日，距此不远的一片小树林里发生了沈崇事件。事件持续发酵的结果，是当年的12月30日，北平爆发了5000余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这被历史学界认为是国民政府于大陆全面溃败的一个重要事件。历史学家金冲及称：194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转折年代。
高申讲述道，在沈崇事件发生之后不到一年，陆续丢掉了南苑机场、西郊机场的傅作义部队本打算利用天坛南部内外坛墙之间的区域做临时机场，但被解放军对准了目标，万不得已，只好利用东单广场的这块狭小场地修筑临时跑道，用来停放、起降中小型飞机，那时已处于平津战役的最后阶段。高申说，最后一批撤离北平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等，都是从东单机场出发的。
新中国成立后，东单机场被改造成东单体育场与东单公园。1956年建了两个篮球场、一个足球场，37所学校到这里上体育课。1956年在中心位置还曾搭起马戏大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体育场重建过两次，球王贝利、飞人乔丹都曾在此与球迷见面，可以想见当年的热闹。
台基厂头条曾名赫德路，胡同不长王爷府扎堆儿
下得山来，经过京城唯一一座工农兵塑像，高申带大家走到台基厂头条。在这条胡同奥匈帝国驻华公使馆旧址的大门口，高申讲起了它的过往。
同治十年（1871年），奥匈帝国任命了首任驻华公使喜理治（音译）。出任驻华公使的喜理治却常驻日本东京，而且还经常去暹罗（泰国）转悠，因为喜理治是驻日公使，兼任驻华公使及驻暹罗国公使。既然如此，在北京建造一座奥匈帝国使馆，也就不用着急了。所以1871年至1899年，奥匈帝国对华是“有外交、无使馆”。
到光绪廿三年（1897年），奥匈帝国代办买下了北邻长安街、西临台基厂大街的约1.8万平方米的地产，经过两年多的施工，建成了奥匈帝国公使馆。此时的奥匈帝国代办志得意满，他当然不能预料到，就在一年之后的庚子国变中，这座使馆会与毗邻的意大利公使馆一道毁于战火。
庚子国变中，由于自身实力所限，奥匈帝国出动了50名士兵来华，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待《辛丑条约》签订后，奥匈帝国仗着各国列强的势力将使馆区大肆扩展：北端临东长安街，南端至台基厂头条，西端临台基厂大街北段路东，东面则占据了历经“十代十主”的裕亲王府。
裕亲王名叫福全，是顺治帝的第二子、康熙帝的哥哥。据说，福全对皇位和权力没有多大兴趣，只想做一位贤王，所以他对弟弟玄烨可谓忠心耿耿。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福全出任抚远大将军，出击葛尔丹，为平叛做出重大贡献。康熙六年（1667年）正月，福全受封裕亲王，入镶白旗。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病故，终年50岁。
福全仅比康熙大一岁，据史料记载，福全自幼与康熙共同孝敬祖母孝庄文皇后，每次陪同祖母出游时，兄弟二人总是前引后护，祖母病重时他俩也精心护理，直至孝庄文皇后奉安，兄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福全死后，康熙帝特命画工精绘一张自己与福全并坐于桐荫之下品茗读书的画。
1901年，为了给奥匈帝国修建新使馆腾地方，裕亲王府的人不得不搬迁至西城区宝禅寺。
奥匈帝国使馆占据的经版库也曾是座王府。高申介绍说，王府的主人是康熙帝晚年九子夺嫡中的男三号——皇八子允禩，也就是被雍正帝批准更名为“阿其那”的那位皇弟。当然，拥有府邸的日子里，允禩的身份，还是辅佐政务的理亲王。
在这里高申道出了自己的一个研究成果：康熙是一代明主，但他最大的问题是不会教育后代，他的孩子个个有才但多无德。康熙为皇子们请来汉人老师，第一堂课首先做的是给老师立规矩。这位“八贤王”曾当着手下的面将一位仆人活活打死，实在也是不贤。从后来雍正对待这位贤弟的做法也能看出其心之狠。
在理亲王府的东侧，即台基厂头条东口一带，是昔日的阿巴泰家族府邸。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的第七子，受封饶余敏亲王。他的家族府邸遗址已找寻不到。而石景山区隆恩寺的阿巴泰家族墓地倒是留下了一大批石刻，只是这些石刻不在京城，而是被张学良派人搬到了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附近的元帅林（张作霖墓区）。
这样算下来，台基厂头条拥有过三位王爷府、一座外国使馆，而在胡同西口路北，“青睐”会员们发现镶嵌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赫德路”字样。赫德，又是何许人呢？高申说，赫德是担任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半个世纪的英国人。他被当时的清朝官员尊为客卿，其办公地点位于台基厂大街的北段路西，房舍区域正对着台基厂头条。多年之后，台基厂头条被外国人更名为赫德路。
东交民巷的居住者们，也在北京“洋赛马”
稍向北走，在台基厂大街上，即台基厂头条与二条的西段，还有国际俱乐部旧址。此地并不对外开放。
高申介绍，在百余年前的北京，也有过“西洋跑马”活动。昔日的北京，没有太先进的西洋跑马场，而距离北京不远的天津、上海都拥有设施先进且完善的跑马场地。于是，清政府便特意让出一块地方给外国人做马场用。虽然设施相对简陋，但它用以跑马的历史却很悠久。早年间，满蒙贵族就是在后来洋人的马场举办赛事的。只不过满蒙贵族的赛马不图马跑得快，而要看骑士在马背上的优雅程度以及马的稳当劲儿，这样的跑马与西洋跑马的规则大相径庭。这片马场就在莲花池东北侧，也就是北京西站附近。至今，在西站的东侧还留有小马厂的地名。
顺天府划给北京西绅俱乐部的这块地约200多亩，最初这一带很荒凉，跑马场建成后，逐渐热闹起来。每逢跑马之日，路上的车辆人马都拥挤不堪。由于赛马场是各国使馆人员的社交场所，会员、马主、骑师和组织者等大多是使馆人员和在华侨民。跑马场只接受欧美骑手，但观看比赛与赌马可对所有人开放。曾掌管中国海关的赫德也曾拥有一匹中国官员赠送的蒙古马。但场地容量毕竟有限，使得一些社交活动无法开展。于是，洋人又想在使馆区建造俱乐部。
早在庚子国变以前，东交民巷地区便已有了各国俱乐部（或名为国际俱乐部），但所处的位置靠近内城的南城墙，属于列强使馆区的防守线之外，原有的建筑也被义和团焚毁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东西方列强决议重建一座国际俱乐部，其大门就设在台基厂大街上。重建完成后，外交使团又把二条胡同命名为俱乐部路，此时的国际俱乐部也被称作西绅总会、万国俱乐部。这座新的俱乐部建筑是由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设计，并于民国政府成立的当年（1912年）投入使用。
东交民巷的国际俱乐部一直被使用到新中国诞生后，那时候的名字已改作北京国际俱乐部。随着外国使馆从东交民巷地区逐渐消失，国际俱乐部的使命也终告完成。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三大外事工程（国际俱乐部、外交人员公寓大楼、北京友谊商店）出现在建国门外地区。而建国门外也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外国使馆聚集地。
那对青铜狮子来头不小
看过国际俱乐部旧址，沿台基厂大街一路漫步，高申说，这条街曾经种满了合欢树，被作家肖复兴称作北京最美的街巷。街巷里分布的一批外形精美的西式建筑也很吸引人。其中，街北段路西有一处不对外开放的西式建筑群，门外的国保碑上刻有意大利公使馆旧址字样，这处公使馆是东交民巷地区的第二处意大利使馆。此前的一处位于东交民巷与台基厂大街的交叉口东北角（如今圣米厄尔教堂及东侧的位置）。
庚子国变发生时，由于意大利使馆处于东江米巷各国使馆的“东部防线”之外，因此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辛丑条约》签订后，意大利趁机把周围的土地拿到手，并换地另建使馆，从而占据了东起台基厂北段路西、西抵玉河（正义路）东岸、南至海关税务总司衙门、北临东长安街的这一片区域。
高申给围在四周的大家讲了使馆旧址内一对青铜狮子的故事。
按照文史学者韩立恒先生的研究，这对青铜狮子是来自北海公园阐福寺的一对珍宝，北京文史圈的朋友将阐福寺称作北海公园里的雍和宫。北海公园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皇家苑囿之一，而雍和宫则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喇嘛庙。这两者能凑到一起，也算是京城的“宝中宝”了。建造雍和宫的是乾隆帝，建造阐福寺的也是乾隆帝。建造雍和宫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雍正帝，建造阐福寺的目的则是为了孝敬他的母亲崇庆皇太后。
阐福寺的一切都比附雍和宫，寺内的青铜狮子按说也不例外，但阐福寺的狮子确实比雍和宫的等级低，高申推测，可能是因为乾隆帝对于父母（帝后）的尊卑地位还是比较在意的，所以终其一生未做改动。嘉庆帝继位后，又特意铸造了一对与雍和宫狮子同样大小的青铜狮子，放置于阐福寺门前。
庚子国变中，意大利部队将北海北岸一带作为营地，阐福寺也在其中。待《辛丑条约》签订后，意大利驻军放弃了北海北岸的暂住区，统一撤防至意大利新使馆。在驻军回撤的同时，他们把阐福寺门口的青铜狮子一并运回了使馆所在地。或许因铜狮子分量太重，意大利人放弃把它们当作战利品运送回国的企图，而把它们放置在公使馆门前看起了大门。后来，青铜狮子被移到门内侧。1910年左右，又被迁至使馆主楼两侧，并一直立在那里，再也没有变动过。
70多岁的贝大夫，蹬着自行车为游击队送药材
穿过长安街，沿王府井步行街一路北行，向西拐入大甜水井胡同，来到伦贝子府旧址。当年恢弘的贝子府如今只余一个府门，大部分已不存留。大家站在府门对面听高申讲述了当年府主人溥伦的故事。溥伦最为人称道的事迹是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1904年在美国新路易斯召开的世界博览会，那也是中国第一次成团参加这一博览会。
此次寻访的最后一个点位，是大甜水井胡同老16号贝熙业宅。高申说，贝熙业大夫当年为我党游击队秘密运送药材，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他开车一路向西，运送到西山贝家花园后，想办法将药材交给抗日游击队。到日伪时期管控越发严格，贝熙业以近70岁的年纪不惜骑自行车运送。高申感慨说，这无异于他自己开辟的一条“驼峰航线”。
由贝熙业宅向南约300米，就是南河沿，运河水曾经缓缓流淌在这一片区域。河水不仅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船只，也孕育了周边的文化、建筑以及人和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走一走如今已隐身地下的运河，看一看周边的古迹，听一听时光流转的故事，是否更加深了您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呢？
文/本报记者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