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左)与前香港探长王昆士。
香港是辜鸿铭1881-1884年的主要落脚点，之后数年他经常赴港公干。正是从福建到香港的轮船上，辜鸿铭得到张之洞亲信杨玉书赏识，得以进入张氏幕府。经爱丁堡大学校友骆任廷介绍，1882年他在香港参加英国人科洪（Archibald Ross Colquhoun）组织的探险队，在百色受辱，中途退出，彻底转变为激进民族主义者。骆任廷后升任香港总登记官、辅政司、威海卫行政长官，与辜鸿铭保持了长期友谊。
云南缅甸探险队
程巍研究员《辜鸿铭的受辱：民族主义与创伤记忆》一文揭示，辜鸿铭从英国殖民地（槟城）子民转变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并非源自1881年与马建忠会面（此事纯属虚构），而是起于1882年参加科洪组织的探险队的经历。
据程巍的研究，1879年上半年辜鸿铭返回南洋，随后供职于新加坡辅政司公事房，1882年初在香港参加科洪组织的云南、缅甸探险队。就在这一年，他的胞兄辜鸿德（Kaw Hong Take）结束了福州的业务，移师香港经商，购买轮船一艘，经营香港、厦门、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辜鸿德从此定居香港，并被选为陪审员。香港、福州是这一阶段辜鸿铭的两个主要落脚点。辜鸿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1879年刊登于香港《孖剌西报》。
科洪为英印政府工程官员，组织此次探险是为了探索从英占下缅甸到达云南的商路，急需寻找高水平的中英翻译。1881年底，辜鸿铭经爱丁堡大学校友骆任廷（Lockhart）介绍，答应出任此次探险的首席翻译。次年2月，探险队从广州出发，沿西江逆流而上，在广西百色停留几天之后，辜鸿铭退出了探险队。程巍在领队科洪后来出版的书籍发现，在广西百色与当地官员会面时，辜鸿铭只顾用汉语与人聊天，把科洪冷落一旁，科洪怒将一本书掷到辜鸿铭头上。受辱的辜鸿铭宣布退出探险。从福建“乌石山教案”以来萌发的朦胧民族主义情绪，在百色正式成型，奠定了辜鸿铭后半生的意识形态基础。
Colquhoun的中文译名，程巍译作科洪，翻译Colquhoun的旅行记《横穿克里赛》的张江南译为柯乐洪，但《横穿克里赛》记载Colquhoun所领的中国护照，姓氏为“戈”（Spearman）。程巍认为探险队在百色遇到的右江镇总兵Li Tsin Kü，即是主谋杀死马嘉理的李珍国，这是一个误会。其人实为李信古（李维述）。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是晚清外交史大事。英国公使馆翻译马嘉理被云缅边境的“野人”杀死，据称由云南都司李珍国的密函指使。英方认定，李珍国受命于云贵总督岑毓英，强烈要求惩处岑氏，让清廷大为难堪，最终各退一步，英方不再坚持审判岑毓英，清廷则派出郭嵩焘使英“道歉”，为中国设驻外公使的开始。李珍国由此令西方人闻风丧胆。张江南翻译的科洪旅行记《横穿克里赛——从广州到曼德勒》，引用《百色厅志》及其他资料，将Li Tsin Kü译为“李信古”即李维述，可谓信而有征。据《百色厅志》卷六，右江镇总兵李维述“云南楚雄县人，军功，（光绪）五年二月任”，下一任总兵徐生德“九年八月署”，可证光绪八年（1882）的右江镇总兵为李维述而非李珍国。李维述因镇压云南回民起义，“积功”升至总兵（镇台，武职正二品），而李珍国被称为“协台”，与其都司（武职正四品）职衔相匹配。《横穿克里赛》第二卷第26章所载探险队在蛮允会见的“李协台”才是李珍国。随行的听差译为Li Si Tai，张江南错译为“李制台”，还批评科洪弄错了，可谓治丝益棼。甚矣译事之难！
英国探险家科洪与他的旅行记《横穿克里赛：从广州到曼德勒》（张江南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
杨玉书引荐给张之洞
1883年科洪出版旅行记《横穿克里赛》一书，故意隐瞒对辜鸿铭施暴的情节，单方面指责他爽约退出探险队，使辜氏在西人圈子难于立足。当张之洞派人到港表达聘请之意时，辜鸿铭想必义无反顾，万分乐意投身到士大夫阵营。
辜鸿铭得以进入张之洞幕府，以杨玉书引荐之力为多。杨玉书（1835-1887），四川华阳人，张之洞任四川学政赏识的学生，光绪元年考中举人，曾任山西候补知府，光绪十年（1884）追随张氏到广东，1887年瘴故于海南。张氏亲信赵凤昌在《国学辜汤生传》一文中写道：
光绪十一年张文襄公总督两广，法越战事方殷，闽亦有警，文襄命知府杨玉书赴闽侦事回，由海舶抵香港，汤生适同舟，玉书邂逅与谈。回粤与督幕赵凤昌言，舟中遇一人，与德国人讲伦理学，其人兼善中文，问姓名为辜汤生云。时海警需才，署中德文翻译颇谫陋，凤昌以所闻白文襄，就香港邀之，任以邦交诸务。（1931年第2卷第4期《人文》杂志）
从福建回香港的轮船上，杨玉书见到辜鸿铭精通德语，与德国人纵谈伦理学，回广州后告知赵凤昌，赵凤昌即向张之洞汇报，张氏立即派人到香港聘请。此时中法战争进入激战阶段，张之洞订购了不少德国武器，聘请了一些德国军官当教习，急需德语翻译人才，辜鸿铭适逢其会，进入张之洞幕府。杨玉书来往福建、香港之间，是由于法军封锁台湾海峡，朝廷要求广东运送军械支援台湾，被张之洞派到福建组织协调，往来都经过香港。不知从何时开始，杨玉书被写成“杨汝澍”，想必是音近而误，有些方言读“汝”为Yü。
1885年2月6日，辜鸿铭写信给香港英文《孖剌西报》要求更正早前的报道，声明他没有得到广东的任命，也不是给军事教官当口译。为提高军队的训练水平，张之洞聘请了多个德国教官，在港西人猜他给德国教官当翻译，辜氏或者觉得军事训练口译是低层次工作，加以否认。按赵凤昌记载，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的工作之一是与德国教官联络，而幕友由总督聘请，不需要正式任命，所谓“更正”有欺人成分。
1886年，张之洞设立“办理洋务处”，以候补知府蔡锡勇为坐办提调，员外郎衔辜汤生（辜鸿铭本名）任德文翻译委员，张懋德（那不勒斯中华学院留学生）为法文翻译委员，邝其照为英文翻译委员。“员外郎衔”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衔，不妨碍他做洋务幕友工作。1887年10月，暹罗王子到港，香港福建商人群体殷勤招待，辜鸿铭特地从广州赶去参加。（10月10日《孖剌西报》）
张之洞督粤期间，发生不少内地犯人逃港案件。张之洞除聘请香港律师外，经常派辜鸿铭到港观审，随时报告进展，以便制定对策。海盗张阿知在福建杀人抢劫多起后逃亡香港。1886年，福建官员率带兵勇、驾驶“艺新”号轮船到香港，在没有出具福建省官方文书，未得港府同意、港警执法的情况下，私自抓捕张阿知，闹出很大外交风波。张之洞派出洋务委员蔡锡勇、辜鸿铭赴港处理此案。在换了几拨证人后，终将张阿知引渡回闽惩处。
与骆任廷的友谊
香港湾仔有条骆克道（Lockhart Road），以辅政司骆克（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的名字命名。骆克（又译“骆檄”），苏格兰人，辜鸿铭爱丁堡大学校友，1879年考取殖民地部官学生，到香港、广州学习汉语。科洪最初想请骆克当翻译，港督不予批准，骆克转而介绍校友辜鸿铭。骆克后升至香港总登记官、辅政司，1902年起任威海卫行政长官，改中文名为“骆任廷”。1885-1889年间辜鸿铭经常到香港观审，两人应有很多接触，保持长期的友谊。吴思远编译《辜鸿铭信札辑证》收录辜鸿铭、骆任廷来往书信达56通，其中最早的书信写于1887年7月15日。在这封信的附言中，辜鸿铭说，“这个月的三十日我将会抵达香港，希望您能告知我的兄长一声。”（《辑证》第10页）1893年1月，辜氏写道：“我曾经许诺的在新年期间要去香港拜访您和我兄长，但这次恐怕不得不让你们失望。”原因是张之洞创办了自强学堂，任辜鸿铭为教习。1894年5月，香港暴发鼠疫，辜鸿铭写信请骆氏照顾他胞兄辜鸿德。同年12月27日，甲午战争中清军败势已定，辜鸿铭在南京向骆任廷托孤，意思是万一发生不幸，请骆氏将其独子送到苏格兰前未婚妻处抚养。
骆任廷供职之余，潜心研究汉学，有《成语考》《〈左传〉引得》等著作行世。从书信往来中，可知骆任廷曾多次将其手稿请辜鸿铭指正。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地位岌岌可危，辜鸿铭询问骆任廷：“您是否能帮助我在南方谋一份差事？”（《辑证》第29页）在两人通信里面“南方”指代香港。此时，骆任廷刚升任香港辅政司，地位仅次于港督。辜鸿铭在张之洞失势时曾想到香港投靠骆任廷，这是以往乏人注意的。
余论
研究近代人物思想、言论，深入了解其个人经历十分必要。凌空蹈虚地谈论辜鸿铭的激进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不去考究触发他思想转变的具体场景，不太妥当。吴思远指出：“汉语界研究的材料也多困囿于其亲朋好友的回忆录与奇闻佚事等，致使研究结论缺乏真实性和准确性。”（《辑证》前言）辜鸿铭的激进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更多是一种“皈依者狂热”，转折点是参加科洪探险队所受的屈辱，此前发生的福建乌石山教案则是铺垫。辜鸿铭的思想转变在探险中完成，而香港则是他此行的起点和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