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庐隐、中国儿科医学事业奠基人之一胡亚美、翻译家齐宗华、海洋地理学家王颖……这些光芒四射的女性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烙印，那就是慕贞校友。
1876年，慕贞的学生与舍监。
“古城古校慕贞，悠悠天地共含芬。”在近现代北京历史上，慕贞女中可谓书声琅琅、书香悠远。1872年，两位美国女士班美瑞（Maria Brown）和博慕贞（Mary Porter）来到北京，创办了一所专收女孩子的小型学校，校址坐落在崇文门孝顺胡同，班美瑞担任校长。
一年后，班美瑞因结婚脱离校务，博慕贞接任校长，时间长达10年。由于她在任期间使学校不断壮大，学生增加到100多人，继任者将学校定名为慕贞书院（Mary Porter Gamewell School），以表彰她所做出的贡献。
1886年，慕贞的建筑。
慕贞早期课程包括宗教、国文、算学、天文、地理等，学制无所谓几年，学生到18岁就毕业，1918年发展为完善的中学，便被称为慕贞女子中学，另附设小学。
晚清社会依然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辞，这种礼教观念阻碍着女孩走出家门求学，因此慕贞招生并不容易。为了吸引生源，学校不得不抛出优厚条件，比如免学费、免书本费，提供食宿和衣服，发放回家的路费。受这些物质诱惑，报名的学生多为贫寒家庭的女儿，甚至是孤儿、乞丐。
学生的动机不单纯，提不起学习兴趣，中途辍学现象司空见惯，读到毕业的寥寥无几，甚至有人领取了新衣服之后，就悄悄离开学校。根据校刊记载，直到1903年，学校才有人正式毕业；清朝灭亡之前，毕业生数量最多的一年也只有7人（1905年）。
1907年6月，慕贞毕业生。
缺钱，一度困扰着慕贞的校长们。虽有来自教会的拨款和募捐，但根本不够用。早期办学条件可谓艰苦，校舍只有平房三间，学生的膳食也很粗劣。1908年，庐隐在慕贞就读，给母亲写信诉说学校生活清贫苦楚，每天的伙食都是“难以下咽的老窝头、老米饭和唯一的咸菜”。
从简陋的学校升级为京城名校，与慕贞广开财源密切相关。1900年，学校在庚子事变中灰飞烟灭，不过因祸得福，从美国获得部分庚子赔款，1903年新盖楼房，扩建了校园。在此之后，历任校长也更加重视开辟国内外的募捐渠道，使其成为学校岁入的稳定来源之一。
1909年，慕贞校园（画面右侧的楼房）。
庐隐曾说，慕贞是“一所专门收容无产阶级者的学校”，而进入民国后，学校逐渐向学生收费，而且费用不菲，彻底转化为贵族学校。此举一方面保障了办学经费，另一方面使得生源素质大为改观。
20世纪30年代，每生每年所缴纳的费用达119元或99元（膳费可选甲、乙两个档次），此外还有其他杂费。这基本上对平民之家的女儿关闭了校门。要知道，骆驼祥子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赚到的钱，不吃不喝，也只能勉强供一人在慕贞上学。那时候的学生，要么来自富商之家，要么来自军政官员之家，工农出身者屈指可数。
清末民初，慕贞1903年建成的楼房。
1925年，受当时北洋政府推动，慕贞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1928年起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中国籍教师也逐渐增多，1931年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课程按国民政府要求设置，有国文、英语、数学、理化、生物、党义、人生哲学、史地、体育、图画、手工、音乐等等。
1920年，慕贞的地理课。
慕贞的校规校纪“严”字当头，素有“模范监狱”之称。在校生每天六点起床，不得拖延，上课前把宿舍收拾整齐，力求清洁；七点五十早会，然后上课，下午五点放学，在此期间除了午休，概不准进宿舍；晚上自习，九点熄灯就寝。平日严禁出校，只有每周六下午可以出去走走。学校在学业、操行、卫生习惯等方面，都有细密的规定，来评价每一个学生。
1920年，慕贞的几何课。学生们统一服装、统一发型。
学校的考试种类繁多，学业考试分为平时考试、月考试、学期考试、毕业考试、补考、特考等。考试90分以上为甲等、80分以上为乙等、70分以上为丙等、60分以上为丁等，60分以下就需补考或重修课程。
平时考试由老师逐日考察学生的勤惰，以三分之一的比例计入月考成绩，而月考成绩又以三分之二的比例，计入学期考试。这样一来，学生每天都勤学苦读，不敢懈怠。如果成绩长期不佳，会被勒令退学。
由于管理与教学都很严格，慕贞的毕业生成绩好、能力强，大部分人考上了大学或走上教育工作岗位。
1920年，学生们在打球。
尽管学习压力大、纪律严，但是校园的气氛并没有让人感到压抑，而是非常温馨。比如，校长郑乃清独创了“姐妹节”，新学年开学第一天，每位初一新生都要与一位高中生“相认”，结为一对姐妹。接下来的一年里，姐姐要从辅导功课到照顾生活，对自己的妹妹尽责。这个小节日成为慕贞的传统，在校内营造了亲近友善、互帮互助的氛围，所以慕贞的学生相处和睦，关系融洽。
1920年，学生在读报。慕贞鼓励学生了解社会、认识时局。
慕贞以“养成健全人格，培植职业知能”为宗旨，致力于推动男女平等，鼓励女孩子关心时局，关注国家大事。和男人一样，她们目睹国家内忧外患、饱受侵凌，心中激起浓厚的爱国热忱。在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五四、一二九抗日救亡等历次运动中，均挺身而出，汇聚到革命洪流中。
1933年3月14日，慕贞组织全校师生赶制卫生包，两日夜做成3万余个，送给长城抗战前线的将士；师生还利用休息休假时间缝制棉被和单褂裤，送给北平及通县的伤兵。
1920年，学生在课堂上练习书法。
1941年日军挑起太平洋战争后，一个叫山上的日本军官控制了慕贞女中。学校表面上一切如常，实际上暗流涌动。日军强迫学生学日语，但学生进行“软”抵制，全都敷衍了事，考试三心二意，校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及格风潮。面对一叠不及格的日语试卷，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日语翻译官洪达没有责怪，反而关上教室门窗，给学生们唱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像洪达一样，教师王栋岑，学生郑孟平、唐晶秋、潘玉纯等也是地下党员，坚持在校内开展斗争。
面对残暴日军，慕贞师生铁骨铮铮，展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民族情怀。就此而言，慕贞培养独立女性的宗旨，毫无疑问实现了。
1934年6月9日，《北洋画报》头版刊登慕贞女生吴凌云肖像。
新中国成立后，慕贞女中也发生了蜕变，于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管，从此变私立为公办，改名为北京市第十三女子中学。1968年实行男女合校，1972年更名为北京市第一二五中学，并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