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朝廷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西方殖民主义者来自海上的威胁，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海外交通由盛转衰，海洋问题日趋复杂。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海外交通发达，宋元时期是中国乃至世界贸易大港，也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世界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门户，对明代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泉州世家代表人物关注海洋，对“海禁”、海商、外国传教士来华、海防建设等有关海洋意识的问题，发表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有益见解。
一、主张开放海禁
海禁就是禁止海外贸易，主要是民间海外贸易，官方贸易也受到限制。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孤立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朝残余势力，严禁沿海人民与海外往来。洪武四年（1371年），宣布“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不得“私通海外诸国”的禁令。洪武二十七年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1]与周边国家的贸易由官方包办，实行朝贡贸易，就是与明朝建立关系的国家，在朝贡的名义下，随带货物来华贸易。限定海外诸国，按照规定的期限、航道和人数，运载一定的香料、药物等来华互市。这种制度是为统治阶级采办“海外珍奇”服务，在政治上为羁糜海外诸国建立宗主国地位。
永乐年间，海禁有所松弛，出现郑和下西洋的海外贸易活动，私人海外贸易有所发展。正德以后，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私人海外贸易发展较快。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日本贡使“争贡之役”，嘉靖皇帝再次申严海禁，使私人海外贸易受到遏制，海商集团进行反海禁斗争。隆庆二年（1567年），明穆宗宣布部分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崇祯皇帝重申海禁，遭到臣民的反对，不久放宽海禁。
在明代反海禁斗争中，泉州世家代表人物站在海商的立场，反对海禁。
崇祯二年（1629年）又实行海禁，何乔远撰《海上小议》。三年撰《开洋海议》《请开海禁疏》[2]，主张开海禁，认为“闽地窄狭，田畴不广，又无水道可通舟楫，上吴越间为商贾。止有贩海一路，可以资生。”上疏的目的，“臣本求去之人，何苦为此烦渎，实以欲靖地方，必开小民衣食之路，闭之者乃所以酿祸，而开之者正所以杜萌也。”指出海禁断海滨之民生路，迫使入海为盗，“然海滨民众多生理无路，兼以天时旱涝不常，饥馑洊臻，有司不能安抚存恤，致其穷苦益甚，入海从盗。”认为开海可以增加国库收入，云“至万历初年，始开洋税于漳州海澄县，其时收税共得十三万余金，人民安乐，军饷饶足。”还可以与海外诸国互通有无，大西洋暹罗、柬埔寨诸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齿、沉檀、片脑诸货物，是皆我中国所需。”东洋吕宋“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而东西洋夷人“皆好服用中国绫缎杂缯”“江西之瓷器，臣福建之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主张开台湾鸡笼、淡水与吕宋贸易，开台湾与红夷（荷兰）贸易。“旧在吕宋者，大贩则给引于吕宋，小贩则令给引于鸡笼淡水。在红夷者，则给引于台湾省，得奸民接济，则利归于我，则使泉州一海防同知主之。其东洋诸夷及大贩吕宋，则仍给引于漳州，使漳州一海防同知主之。兴贩大通，生活有路，贼盗鲜少，此中国大利也。”
史继偕、张瑞图也主张开洋。崇祯六年，福建巡按路振飞在《按闽摘略》中云：“据泉州乡官史继偕、张瑞图等称，开洋有四便，漳州乡官林宰等称，海寇起灭，不系洋禁开闭……衣食源开，则利在民；洋税复而闽安诸税可免，则利在商；得税三四万以壮军，实则利在准备。”[3]邓钟在《论海市》 中云：“福建阻山负海，旁旅病于跋涉，民多贩海为生，禁之太严，奸民势穷必至为盗。自纳饷过洋之例开，豪猾之徒咸趋利而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然开海禁于为无弊者，在中国往诸夷，而诸夷不得入中国也。”[4]对海澄开海禁予以积极的评价。
二、支持商人从事海外贸易
明代泉州世家的代表人物李贽、何乔远、李光缙、王慎中等人同情商人，肯定商人的地位和拼搏精神，赞扬商人的才干、经商本领和拾金不昧精神，体现他们的重商精神，充当海商利益的代言人。
李贽同情商人，云：“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5]对商人挟重赀，旅途经历风涛之险，受关吏、市易的盘剥，还要结交卿大夫，才能远其害，收其末利的处境深表同情。李贽赞扬商人的才干，谓：“今子但见世人挟其诈人者，唾手即可立致，便谓富贵可求，不知天与以致富之才，又借以致富之势，畀以强忍之力，赋以趋时之识，如陶朱、骑顿辈，程郑、卓王孙辈，亦于与之以富厚之资也。”[6]李贽以致产致富的陶朱公范蠡，以用盐起家的骑顿，鼓铸铁器发财的程郑，以铁冶致富的卓王孙为例，赞扬商人致富是“天”与之致富之财。也就是说客观条件造就其致富，加之他们“强忍之力”“趋时之识”，商人努力拼搏奋斗和才识而致富。
李光缙赞扬“行贾间之有贤人”。赞扬安平商人的经商本领，从小贾，进而中贾、大贾。在为其族兄寓西寿序云：
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兄伯年十二，遂从人入粤。勘有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赢薄货，用是致赀，时为下贾，已徙南澳，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至益饶为中贾。吕宋澳开，募中国入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7]
赞扬安平商人善于用智慧经商，如陈斗岩之经商，“其初斗智，最后争时，行财币如流水，若猛兽鸷鸟之发，人虽与共用事，终不知之矣。故人或折阅，而处士收息反倍之。”[8]钱峰治贾“无财时作力，少有财时斗智，既饶则争时。”曾里守吾“其服贾也，本之以信，佐之以智，因之以天，以处厚为丈夫，以任运为明达。常舍兢而多奇中，中经折阅，亦无所苦，故始为末，继为中，而终以大。”[9] 安平商人“用本守末”，曾友泉“自垂髫时，业已从伯兄贾闽广间，其后转赀荆湘，从业吴越，北极燕赵，海岱之墟足亡不遍。而珠玑、犀象、香药、丝枲、果布之凑，盖不数年，而公成大贾矣。公为贾用本守末，以文持武，智能权变，勇能决断，仁能取予。疆能有所守，乃其倾赀延士，设财役贫，盖有儒侠之风焉。"[10]赞扬商人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李贽记载：休宁人程琼，开铺卖饭。归安宗定携银百两来买丝，饭于程铺，置银布囊，缚于马后，中途坠地马童拾之，程押童至其所还银。宗以其半为谢，程坚辞不受。程拾遗而还，非止一次。卓吾曰：“程琼非商也。直至细末一开饭店主人耳。行商者且下视之，况士人乎!而熟知其高出士人之上如此也。"[11]赞扬程琼拾金不昧之举高出士人之上。
何乔远肯定安平商人的地位，他说“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费用。”[12]又说：“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别识。”[13]
李贽认为，林道乾是“二十分才，二十分胆”的豪杰。他说：“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自浙江、南直隶、以及广东、福建数省近海之处，皆号称财赋之产，人物隩区者。”林道乾横行海上的原因是因为官员“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辈，故临时无人可用。”设能用林道乾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已耶！”“又设用之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14]
何乔远在《名山藏》中为商人立传体现他的重商思想。
三、积极与西方传教士交游
泉州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质，即代表大陆文化的汉文化（中原文化）与代表海洋文化的闽越文化并存。在宗教方面体现在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并存，对不同宗教采取宽容不岐视的态度，各种宗教和平共处。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发达，中外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频繁，泉州多元文化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明清时期泉州士大夫思想开放，积极与外国传教士交游。意大利耶苏会传教士利玛窦，万历十年（1582年）来华，初抵澳门，后入居广东肇庆和韶州。与他们交游的有韶州知府晋江人谢台卿，韶州府推官南安人黄华秀。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夏，利玛窦在南京两次和李贽相见，并把他写的《交友论》送给李势，李贽把它寄给湖广带的朋友。李贽送利玛窦折扇，题诗二首，现仅存《赠利西泰》一首：
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
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末？中天日正明。[15]
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和庞迪我循运河北上晋京，到山东济宁拜会时住在河漕总督刘东星官邸的李贽。李贽热情地接待他们，在《与友人书》叙述他对利玛窦的印象，对利玛窦的音韵学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说明中西学者互相切磋音韵学，还说利玛窦“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位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数十人群聚喧杂，雠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斗之使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诽过亢则过谄，非露聪明则太闷闷聩聩者，皆让之矣。”[16]利玛窦能说中国话，能写汉诗，行中国礼仪，能在喧杂声中雠对各得，是玲珑朴实的极标致之人。
利玛窦认为李贽是一位熟悉中国事情的著名学者，在一次讨论基督之道的文化集会上，有许多佛教信徒，只有他保持沉默。
李贽会见的另一传教士为西班牙耶苏会士庞迪我。庞迪我与利玛窦沿运河北上晋京，行至山东济宁，李贽在济宁漕署，热情接待他们一行。晋江人陈亮采为庞迪我《七克》作序。在北京与利玛窦交游的泉州士大夫有张瑞图，在《赠西泰思及艾先生诗》 中云：
昔我游京师，曾逢西泰氏。贻我十篇书，名篇畴人以。
我时方少年，未省究生死。徒作文字看，有似过风耳。
及兹既老大，颇知惜维齿。学问无所成，深悲年月驶。
取出再三读，低徊抽厥旨。始知十篇中，篇篇皆妙理。[17]
杨道宾在南京时认识利玛窦，在北京时成为利玛窦的最好朋友之一。张维枢为利玛窦写传记《大西西泰利子传》。张赓也在北京与利玛窦交游。黄景昉《国史唯疑》中记载利玛窦：“利玛窦从天津来，太监马堂解进京，为礼部所驳，以会典所载无大西洋国，且所携天主母图及神仙骨等物属不经。议量给冠带。遣之时，萧然一胡耳。今其徒遂遍中外，非然者，所传天学格致学，亦特精辨。”[18]
另一个意大利耶苏会士艾儒略，在闽25年，足迹遍及福建各地，与士大夫广泛交游，泉州士大夫与他交游的很多，写诗赠送他的有何乔远、张瑞图、林欲楫、庄际昌、周廷鑨、林维达、郭焻、方向来（永春人）、林焌（德化人）等。如何乔远诗云：“艾公九万里，渡海行所学。其道在尊天，岂异涨泗躅。”“维此艾公学，千古入吻谷。吾喜得斯人，可明人世目。顾虽兼行持，蓬庐但一宿。善哉艾公譬，各自返茅屋。临岐申赠辞，证明在会续。”回忆与艾儒略一夜之交，林欲楫诗概括基督教扬善弃恶的教义。周廷鑨的诗述及他与艾儒略相会及受其教晦等。
泉州士大夫为艾儒略著作写序，为他作传。何乔远为艾儒略《西学凡》作序，认为“《西学凡》文字，闿畅明健，可以当吾中国先辈之作，操觚之伦未能或之先也。”认为西方国主“又有教化主道在国主上，专一以善诱人，国主为君，教化主为师，国主传子，教化主传贤，用是上下辑睦，祸乱不生，美矣哉。”黄景昉为艾儒略《三山论学记》作序，论述他与艾氏交游问道的经过，认为中国的《诗》《书》与基督教信仰有一致的地方。“《易》称乾元统天，帝出乎震，与《诗》《书》《礼记》之称上帝非一，复何疑于天主教旨。”苏茂相为《三山论学记》作序，相信天地创造主的存在，张维枢撰《大西利西泰子传》，强调“信夫知利子者，信天主者也。信艾思及西泰述者，信利子也。”[19]张赓为艾儒略《五十言录》、孟儒望《天学略义》、龙华民《圣若撒法行实》校订和作序。与艾儒略交游的泉州士大夫还有晋江黄文炤，林维造、李世英、郑之铭、许日升、蔡国键、李文宠，泉州粘懋科、苏负英、黄鸣晋、永春朱光山、周鸠鹿、郑璟、德化郭维翰、杨医生等，发展为教徒的有晋江张赓、张识、张就、谢授谦、谢懋明、郑孩如、郑东里、丁志麟、颜维圣、张玛谷、张默觉、陈养初、性福禄、张燎、惠安林启甫、陈三南、郭春、麦肇美、泉州郭焻、洪启朱、张奇勤、诸葛羲、永春黄贲宇、郑思阶、姚则坤、陈景明、陈景耀、张筠伯、颜安德、颜爱德、颜之复、潘师孔、德化王晖宇、柯桢符、安溪林尔元、林橚、林攀云我等。[20]
何乔远在北京与明末来华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龙华民交接。何乔远《真奇图序》云：“见其所藏先世至人之书，皆旁行手书，亡虑数百卷。”其室内有地球仪、望远镜、钢琴，还有宋薛尚功手书《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即《真奇图》。
明朝向西洋人学习火器、火药。龙华民率贾于广东香山的西洋人 24人到北京传授。在教练时，若翰哥里亚被炸伤，“上闻悼惜”，赐葬于西便门外青龙桥之阳，龙华民请何乔远撰《钦恤忠顺西洋报效若翰哥里亚墓碑》，“柔远人，奖忠义也。”其铭赞西洋“钟自鸣时，镜可瞩氛。复有火器，一发百奔。”何乔远肯定西洋火器，“火攻之器铳最良，铳之制造西洋国最良，发铳之法西洋国之人又最良。”[21]蒋德璟肯定西方天文仪器的先进性，“向与西士游，第知其历法与天地球、日圭、星圭诸器以为工。”[22]蔡国键诗“地轴圆球自利君，年来西学又奇闻。周天日表图中见，二极星枢眼底分。”赞西洋天文科学。
西方天主教在泉州刻印书籍，传播宗教。崇祯十年（1637年），晋江景教堂刻印艾儒略撰、蒋德璟校、米嘉穗序《西方答问》。该书是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的对话，回答有关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饮食、医药、婚姻、人情、丧服等西方的风土人情。同年，晋江景教堂还出版艾儒略《天主降生家像经解》，该书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崇祯十五年，刊刻孟儒望《天学辨敬录》。[23]崇祯十一年，泉州天主堂刻《熙朝崇正录》，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24]
四、提出加强海防的对策
15世纪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通和地理大发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东来，掠夺财富，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加之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使人民生活和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士大夫产生朴素的海防意识，泉州士大夫提出加强海防的对策。抗倭英雄俞大猷提出加强海防，抗击倭寇的海防战略。认为强化海防建设是防止外患的当务之急。他说：“窃意防倭征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于海，则倭患可以渐息。”[25]主张加强水师，建立一支既善海战又善陆战的部队，以捍卫海疆的安宁。提出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防御战略。明代海防防御系统有水寨、巡检司和卫所。水寨设于外洋，巡检司为地方官员指挥的地方武装，卫所是中央派兵镇守的军事重镇。俞大献提出充实这三个系统的实力，使它在保卫海疆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还提出以海舟制敌，“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26]倭寇由河港进入内地抢掠，防御的办法是募造船只，分泊于各港，以防贼舟之深入。在沿海屯扎陆兵，防贼登岸。固守沿海城镇，使敌不得内侵。利用渔船在海上御倭，“听其采捕，因而为兵。”[27]俞大猷强调军队要常练、精练、熟练的治军方针。他说"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精兵不练与弱兵同，练兵不熟与不练同，驱不练之兵以与贼从事，此则万战而万北。”[28]他以此训练出一支英勇善战的“俞家军”。俞大猷《舟师》表现俞大献忠心报国、保卫海疆的伟大思想。诗云：
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岛头云雾须臾净，天外旆旗上下冲。
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夕阳景里归篷近，背水陈奇战士功。[29]
沈有容在泉州抗击倭寇和荷兰的侵扰，功勋卓著。泉州士大夫何乔远、郭惟贤、黄凤翔、陈学伊、李光缙、黄克缵、林云程、詹仰庇、苏茂相、池浴德等，与之交游，且有赠言，合刻为《闽海赠言》。对沈有容率师“飞扫东番倭穴，谕却红毛夷”给予高度赞许，反映他们对海防问题的关注。蒋德璟《策海》一文，对海疆形势提出对策。[30]邓钟在胡宗宪《筹海图编》的基础上，重辑《筹海重编》，对沿海形势进行分析，提出开海通贩与巩固海防相结合的主张。
安海人黄堪《海患呈》，提出加强海防，保卫安海平安的对策云：“石井、东石二乡，千有余家，分据海岸，势如交牙，以渔为生，颇谙水斗，实为安海诸乡之捍门。”“乞赐申请设官永镇，使地方有备，则盗寇无窥伺心；政令申严，则奸顽无交接之患。地方安靖，民生乐业，实为万代阴踹。”反映出一般文人也重视海防建设。
综上所述，明代泉州世家代表人物站在海商的立场，反对海禁，认为开海禁可杜绝入海为盗，可增加国库收入，可与海外诸国互通有无，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他们同情、赞扬商人，充当海商利益的代言人。积极与外国传教士交游，肯定西洋火器、天文科学，提出加强海防的对策等，体现他们的海洋意识。这些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对明朝历史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作者：李玉昆，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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