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提到欧阳修，我们脑海里首先涌现的是散文《醉翁亭记》，他也自然而然地首先被视为一个文人。其实，欧阳修拥有更广博浩瀚的人生，其人正直清廉，其风清正典雅。
何楚涵是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河北大学教师，央视《百家讲坛·一代文宗欧阳修》主讲人。她的《人活起伏：欧阳修》一书用当代年轻人的思维、活泼通俗的语言去解读欧阳修求学、仕途、交友、婚姻等经历，让我们近距离看到立体鲜活的一代文宗欧阳修。
北宋初期的文风革新者
一直以来，宋代的历史文化因其繁荣缤纷被众多作者、编剧、导演青睐。何楚涵的《人活起伏：欧阳修》一书以欧阳修为主人公，讲述了历史长河中的众多人物和人物背后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在这本书的内容中，欧阳修如何进行文风改革是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
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被任命知礼部贡举，也就是全国贡举考试的总负责人。欧阳修终于有机会改革贡举考试，优化人才的选拔方式，从上而下革新文风。这次文风革新的萌芽，要追溯到韩愈对欧阳修的影响。欧阳修少时，偶然读到残破的《昌黎先生文集》，这也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书。韩愈清新的文风和文章中深刻、开阔的意境，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这也成为他日后继承韩愈理念，倡导古文运动的最初契机。
尽管反对当时文坛上流行的西昆体文风，青年欧阳修在社交和各层级的考试中，也不得不写西昆体风格的诗歌。在名臣胥偃也是欧阳修未来岳父的一次宴会上，他写了一首《小圃》：“桂树鸳鸯起，兰苕翡翠翔。风高丝引絮，雨罢叶生光。蝶粉花沾紫，蜂茸露湿黄。愁酲与消渴，容易为春伤。”这首诗用词华美、对仗工整，非常符合当时文人们的审美风格。
不过，欧阳修始终珍视的还是《昌黎先生文集》。在此后的文章写作中，他一方面吸收韩愈以诗为文的特点，将诗歌散文化、议论化；另一方面，又在保留韩愈文风雄浑、畅达的同时，去除了用语晦涩、怪奇的特点。欧阳修散文成熟的代表作就是滁州时期所作的广为人知的《醉翁亭记》《醉翁亭记》。他强烈期盼国家可以建立更合理、更人性化的人才选拔机制，让那些真正有才华和个性的贤能之人能够脱颖而出，为国所用。
终于来到嘉祐二年，外放多年的欧阳修回到京师并且主持科举考试。此时，西昆体风气已过，用词怪异、晦涩难懂的“太学体”又颇为兴盛。为纠正这些文字弊病，欧阳修反复强调，优秀文章的评判标准是言之有物、平易自然，故弄玄虚的奇文、怪文一律不得录取。放榜之日，那些平日里被推崇的学子们无一被录取，落榜生甚至引发了一场混乱。
庆幸的是，宋仁宗站在了欧阳修这边，录取了贡举考试中所有上榜的学子。
得到朝廷支持，欧阳修这次科考改革算是成功了。自此以后，“文体自是亦少变”，士子们开始写平淡典要的文章，科考的风气也随之转变，平易自然、流畅婉转成为宋代散文的群体风格。
书中写到，回顾这一漫长而艰辛的奋斗历程，欧阳修十分感慨。从倡导韩愈的“古文”，反对浮艳的西昆体，到汲取前人古文写作的失败经验，反对奇涩的太学体，欧阳修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好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将宋朝的古文运动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让宋代散文垂范后世。
参与“庆历新政”与《朋党论》
作者何楚涵说，欧阳修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文关怀的直男”，并且举了个欧阳修在晏殊家中做客的事例说明。当时，晏殊的职位是枢密使，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国防部部长。这年冬天，众人在晏殊家中赏雪吟诗，气氛欢悦融洽。欧阳修却想到，西部战场的前线仍不乐观，多少士兵有去无回，于是作诗《晏太尉西园贺雪歌》。诗歌最后几句说：“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讽刺晏殊身为枢密使不应该在家赏雪饮酒，而应该时刻挂念那些还在边疆的战士。可以想象，晏殊当时是何等气愤和无奈。
欧阳修这个性格特点在他参与庆历新政的过程中有明显彰显，并且客观促进了这场革新的转折和失败。虽然并非庆历新政最核心的人物，欧阳修在这场革新中的角色也十分重要，所以作者对这段历史也进行了详述。
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内容，改革就此开始。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欧阳修被任命为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诏令，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上任不久，欧阳修就写了一封谏书《再论按察官吏状》，其中一条建议是，选一批朝臣去各地考察地方官是否尽职。宋仁宗应允后，欧阳修调出各地官吏的名册，发现有尸位素餐的官员便直接将其名字划掉。这种强硬刚猛、甚至不近人情的工作方式让同僚富弼都看得心惊胆战，可以预见，后期必将遭到利益损害者的攻击。
书中重点论述了欧阳修的《朋党论》在这场新政中的作用。反对革新的夏竦给皇帝上书，说范仲淹、欧阳修、富弼这些改革派已经结成了朋党。“朋党”二字本来已经让宋仁宗非常警觉，欧阳修却又在此时写下一篇《朋党论》。他原本的想法是以退为进，主动承认他跟范仲淹等一帮改革派就是朋党。所以，他在文章中说：“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言下之意，他们这一帮人就是朋党。不过，君子的朋党和小人的朋党是不同的，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欧阳修提出了这番崭新的关于朋党的观点。
不过，这番看似言之有理的言论并没有打动宋仁宗。在皇帝看来，只要是“结党”，均是触碰皇权底线。“这篇《朋党论》让宋仁宗内心对改革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信任变成了猜忌，这也成为庆历新政失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作者写道。范仲淹也预感到改革的结局，主动请辞参知政事，去西部当了一名安抚使。由此，改革大势已去。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不过可以看出，欧阳修“日夜谋虑兴致太平”，但还是思虑不够周全，行事太过刚直。
提拔青年才俊的千古伯乐
在文学史上，欧阳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奖掖选拔了众多文学家的伯乐，其中有读者非常熟悉的苏轼、苏辙兄弟。后期的欧阳修堪为文坛盟主，他的褒贬对青年学子的声望十分重要。对苏轼这种青年才俊，欧阳修不仅公开高度赞扬，还积极引荐他认识当时的名流文士，是当之无愧的苏轼生命中的贵人。
其实，苏轼这种千年罕见的才子，其才华和人格魅力是无论如何也会显现出来的。相比于苏轼，欧阳修对文风相对中正平和的曾巩的发掘，更能体现其识人之慧眼。庆历元年（1041），曾巩第一次赴京应试，带着十万字的文章拜见欧阳修，欧阳修惊叹于这名年轻人的才华，也精准地感受到了当时曾巩文章中“渺漫”的缺点。欧阳修悉心加以指导，劝勉曾巩“思”之不足，“道”则不胜，让曾巩从根本上增强自己的学养以增强文章底蕴。另外，欧阳修还指点曾巩，文章应该更舒展些，充分论述才会更有说服力。
次年，曾巩科举落第，欧阳修为其抱不平，于曾巩南归临行时写了一篇《送曾巩秀才序》。这篇序不仅表达了他对曾巩的关爱和鼓励，也阐述了他对当时盛行的徒具形式而不切实际的文风的强烈不满。后来曾巩进入仕途后，欧阳修爱惜其才华，将其调入馆阁任职，为他的古文创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环境。
众所周知，欧阳修主持的嘉祐二年科考选出了苏氏兄弟、曾巩、张载、程颢、吕惠卿等，这一届也被称为千年科考史上的高光时刻。可以说，欧阳修选拔人才不追时好，不逐势利，更是不计名誉。
这不仅从这些高中的学子们身上可以看到，书中还讲了一个欧阳修是如何发现提拔“落榜”人才的例子。这届科考之前，刘几是一名非常擅长太学体的呼声很高的学子，文章却被欧阳修当作反面典型公开批评。刘几的学习能力和意志力都很强，他决定从头再来。两年后，刘几更名为刘辉重新参加科考，担任殿试的详定官的欧阳修读到刘辉的文章十分喜欢，文风朴实，风格明快畅达，于是给了刘辉最高分。经过宋仁宗审定，刘辉成为那一届的科考状元。当年亲手刷掉刘几不担心惹人非议，后来亲自提拔推崇刘辉也不畏惧舆论，这是真正任人唯贤的伯乐之风。
“一个充满傲骨与柔情的文坛领袖，一个勇于担当、不畏艰难的政治改革者。”如作者所说，欧阳修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与成就，更在于他那份对学问的执着、对理想的坚守以及对世态炎凉的深刻洞察与悲天悯人的情怀。
记者:徐敏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