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八个春秋 | 上岗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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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东 1936年1月生于北京顺义区南彩镇坞里村;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留校任教;1961年至1964年到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法语;在中国驻瑞士(1964-1967年)、法国(1973-1980年)、卢森堡(1983-1986年)、乍得(1988-1992年)大使馆工作,先后任二等秘书、参赞(代办)、大使等职;在外交部西欧司和非洲司工作时,历任副处长、参赞、大使等;1987-1988年,率领中央六部委讲师团到湖北省执教,任讲师团团长;退休后,曾应聘担任一些市、公司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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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18日至1980年11月26日,我们夫妇在驻法使馆工作近八个春秋。

本来,黄镇大使在任时我们已经被通知调驻法国使馆,不幸我得病休息,待我们来法时,黄镇大使已经奉调去美国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我们错失在他手下学习的良机。我们在曾涛、韩克华和姚广三位大使领导下工作,受益匪浅。任期预定为四五年,不想一干近八年!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的出国人员大都在红都制装。红都是从上海迁址而来,老师傅做工精细。曾涛大使曾任上海市秘书长,与他们很熟悉。他亲自带我们夫妇去红都,并嘱咐老师傅,要给我们挑选漂亮的料子,做好。但店里没有什么靓丽的衣料。

当时人们开玩笑说,在境外机场找中国人容易:中国人好扎堆儿,一水儿深色西服或中山装,远远看到一片黑乎乎的人群,那就是中国人了。

法国媒体还讥讽中国人是一群“蓝蚂蚁”;而今意大利《全景》杂志评论说,中国人已经变成了“花蝴蝶”。中国的时装在世界上不仅占有一席之地,更凭着中国特色,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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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理位置(图源:网络)

1973年,我国派遣小留学生出国,去法国的有五个,由柯忆兼任辅导员。8月17日,我们夫妇带着小留学生,乘法航班机,从北京出发经上海赴巴黎,花了约15个小时。想到1971年,我随同白相国部长出访法国时花费了20多个小时。后来(从北京)直飞(到巴黎)只需约11个小时左右,上海到巴黎直飞1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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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夫妇在大使官邸花园里。

我们被安排住到大使官邸——诺伊区古堡大街35号。

诺伊区是巴黎的富人区,大使官邸原属一位美籍妇女,在法国上流社会小有名气,曾被选为世界十大穿着讲究女士之一,因债台高筑急需卖房(使我想起《茶花女》)。我国用150万美元现款买下,作为大使官邸。

院内碎石铺地,繁花盛开。花园里还有一对男女石雕,文革时曾被搬走,文革后又被移回,金童玉女逃过了毁灭之灾。他们没想到在法国也会受到中国文革的威胁。

从台阶拾级而上,是一个宽大的平台,左边大杜鹃长年盛放。正门上方端正地悬挂着国徽。进入前厅,一层有大小客厅、厨房、餐厅;二层是大使的套间和一套高级客房;三层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宿舍;后院还有一排宿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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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涛大使夫妇和使馆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曾大使推开一间约十三四平米的长条房间,说: “委屈你们啦。” 我们说:“比我们在国内的房间宽敞多了。”这不是客套话,那时我们在国内住的是与别人共用的两居室套间,我们住小间,才10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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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克华大使夫妇和使馆部分同志在离任招待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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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广大使夫妇和使馆部分女同志在国庆招待会后合影。

我们是大使夫妇的翻译。我先为两位大使的翻译、秘书,兼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礼宾事务),后来去新闻处。柯忆为三位大使夫人的翻译,兼当小留学生的辅导员(四年),先在文化处,后到新闻处。我俩对外身份分别是二秘和随员。

-未完待续 -

图文 | 周振东  柯忆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