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格鲁：是时候抛弃“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了

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我们关注的重点错了，如对资本的私人占有。现在是时候抛弃这个概念，转而专注于由广泛的制度网络所形成的政治和经济激励机制。

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7世纪和18世纪的荷兰、法国及英国思想家，并且在19世纪得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和卡尔·马克思等重要哲学家的广泛探讨。尽管这一思想具有令人瞩目的历史渊源，但学术界现在必须摒弃它（或许有朝一日，论战者也会如此）。一个如此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又怎么能对学术话语有益呢？对一些人而言，资本主义是一种根植于最原始剥削的经济体系，始终孕育着不公和不平等；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不折不扣的效率与活力的象征，是实现公平社会的最佳路径。

世界产业工人海报“资本主义体系金字塔”（1911 年）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定义充满了矛盾。最常见的说法是：“一种基于私有生产资料并以营利为目的运作的经济体系。”然而，其他定义则提到了“自由市场”这一要素。例如，《牛津经济学词典》将其定义为“一种经济体系，在其中，私人资本或财富用于生产和分配商品，价格主要由自由市场决定”；而《韦氏词典》则描述道：“一种经济体系，其特点是资本货物由私人或公司所有，投资由私人决策决定，价格、生产和商品分配主要由自由市场中的竞争决定。”“自由市场”也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以及艾茵·兰德（Ayn Rand）的《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中占据核心地位。尽管这些定义有其内在差异，“自由市场”在某些语境中甚至被认为等同于“完全竞争市场”，然而垄断权力与垄断利润也成为了资本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包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利润率下降的一般规律”以及斯威齐（Paul Sweezy）与巴兰（Paul Baran）在《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中的分析）。但即使如此，垄断利润的存在到底是罪恶还是美德也未有定论。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它被视为罪恶，而在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Democracy,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中，它则被视为创新与技术进步的驱动力。

更令人担忧的是，对生产资料，尤其是资本的所有权的强调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了错误的方向。我们是否有必要通过私人资本的占有情况来给国家分类？按照这一划分标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治下的埃及与奉行社会民主的瑞典同样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

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于我们所关心的大多数问题——如共享繁荣、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或社会流动性——资本的私人占有（de jure）实际上并无多大关系。在《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中，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和我曾指出，许多看似不同的社会实际上具有相似的攫取性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为政治上有权势的群体谋利，而损害了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些攫取性制度还无法为技术进步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激励和机会。在这一点上，墨西哥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朝鲜的僵化共产主义制度有更多共同点，而与瑞士的“资本主义”则相去甚远。

经济制度的攫取性或包容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因其专注于所有权和生产关系等纯粹的经济层面，反而让我们忽略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即一个社会最终形成的经济安排背后的政治因素。

因此，是时候抛弃这一概念，转而聚焦于由广泛的制度体系所塑造的政治和经济激励机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