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秋天，来自美国的两家顶级互联网巨头Google和Facebook决定与来自中国香港的软实力科技集团（CSPT）联手合作。他们计划在地形崎岖的太平洋底用高压水柱冲开海底的泥沙，埋下一条长达8000英里（约1.3万公里）的海底光缆。这条高速互联网光缆的最高数据传输速度可达每秒120Tb，将连接洛杉矶和香港这两座中美至关重要的城市。
香港占据美国互联网电缆首选目的地的主导地位，当时各方都为这个项目欢欣鼓舞，认为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项目随后并没有按计划进行，美国相关部门迟迟拒绝发放光缆启用许可，特朗普政府最终以安全问题为由驳回了提交给美国审批的申请。最终，这两家科技巨头不得不各自行动，把它们那部分光缆布线转到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并没有连接中国香港。
这就是当下经济全球化状态的一个缩影。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衍生出全球金融风暴，股票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国际金融体系受到重创，全球经济衰退，普通民众损失惨重。
在动荡中陷入贫困甚至崩溃的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意义，一些政客和民众甚至开始质疑当初是否应该推行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在相当范围内盛行。甚至，当亿万富翁、电视明星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时，他也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选民对经济全球化的焦虑。
IMF的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认为，虽然跨国贸易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稳定的全球化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已经让很多民众和团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得出结论是：
虽然全球化给所有人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收益，但是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对受到贸易全球化冲击的人提供帮助，这些潜在的经济收益并不一定能实现。
这一点确实越来越明显，全球贸易的崛起总体上带来了巨大利益，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促进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产出。但这些利益并没有得到均匀地分配，富裕国家的中低收入劳动者往往感到被落在了后面，从而加剧了政治上的阻力。
由此衍生的两个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社会中很大一部分群体会感到被抛下；二是经济民族主义会继续提供另一个诱人的选择。
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削弱对经济全球化的支持，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近80年的相对和平与繁荣。即便是倡导经济全球化的美国，也有相当部分的激烈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总体影响是，第三世界的中产阶层和全球最顶端的1%人口获得了大幅收益，而对代表发达经济体劳动阶层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大萧条。
经济学家们的警告并不等于认为经济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愿意以全部的信仰保证，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是一种像地心引力一样不可阻挡的力量。经济全球化在当下也并没有逆转，更不会结束。当然，我们认为它确实正在被重塑。
首先，嘲笑全球化已经穷途末路、日薄西山的人广泛援引的一个关键评估指标为：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高潮时达到顶峰，此后至今的15年至今没有恢复。
这一指标是来自于世界银行的数据，全球贸易额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在2008年达到了61%的峰值，那一年，中国处于实力巅峰期。但是，自那以后，上述比重下降到了2022年的57%。
但是，依靠对短期内的数据进行推断得出的经济“发展趋势”分析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如果我们拉长周期来看，其仍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31%、80年代36%或90年代40%的估计水平。同时，另一个事实是，2008年贸易额达到峰值的重要原因是当年原材料价格极高。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价格下跌，导致贸易额骤降，而实际是原材料的贸易量却持续上升。
比如，当我们具体分析各个年份的数据时，就会发现其中统计存在假象。
比如，以2014至2015年的变化情况为例。2015年，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例从60%下降到58%，相当于减少了4.5万亿美元。而其中主要原因是2015年由于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价格降低，因此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下降。其中2015年最为明显，当时原油价格比2014年降低了48%，虽然按桶计的原油贸易量实际上是增加的，但原油贸易额还是下降了8910亿美元（BP，2016），仅此一项就造成了2015年贸易占 GDP 比例下降了1/5。此外，铁矿石和小麦价格当年也分别下降了43%和24%。
同时，如果不以全球贸易额在全球GDP比重作为参数，而是以其他参数作为观察指标，结果同样可以证明全球化依然欣欣向荣。比如，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Sharat Ganapati和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Woan Foong Wong，这两名年轻经济学家提出可一项新指标：吨公里，即货运总里程乘以总重量。
他们在2023年合作撰写的论文中发现，虽然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时达到峰值，但2020年贸易货运吨公里达到82万亿，较2008年的55万亿激增49%。2008年至2019年期间，该数值的增长比全球经通胀调整后的GDP增幅高出18%。
华尔街日报认为，这项新指标颠覆了对全球化已死气沉沉的判断。当然，如我们前文所言，经济全球化确实正在被重塑，它没有结束，只是可能不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
那么，当全球经济联系改变路线，产生广泛影响时，全球化运营的国际化公司该意识到哪些改变正在发生？
首先，世界经济越来越发达，自然而然就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服务业方面的贸易更少，部分原因是服务行业有更高的贸易保护壁垒。因此，过去十余年里，劳动成本套利型运营的全球贸易在跨国公司业务比重中的空间在缩小，在价值链中的权重也在逐年降低。
而另一种趋势正兴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深度影响全球价值链，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越来越依赖高技能劳动力。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大幅降低了劳动成本这一要素在产品价值中的比重，全球范围内无人工厂将大量涌现，劳动成本依赖型贸易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
跨国公司也越来越不只追逐廉价的体力劳动力，科技进步意味着现在许多公司最具生产力的资产不是实体厂房和设备，而是计算机程序和专利等无形资产。
其次，从全球贸易演变到全球资源本地交付，要求国际化公司立足于本地化。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在邻近消费市场的地方开展生产，许多跨国公司也已经开始“在岸化”和“近岸化”采购商品。比如，亚洲制造供应链的逐年成熟已形成此类效应。
第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迅速增长，在这方面中国尤为突出。作为全球化的成功典范，中国之现状有些出人意料：原本以外贸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如今反而正在降低外贸依存度的某些方面。比如，中国过去要进口半导体等复杂元件来装配苹果手机等产品，而现在中国的技术越来越先进，可以在国内生产元件，因而减少了进口。
归根结底，全球化的进程靠两大力量推动：科技和政治，前者让人、物、信息交流更加容易，而后者维系着开放的世界。
科技的进步很大程度依赖于全球化公司，但政治往往让全球化公司不胜其烦。国际化公司经营的前提是，国家之间的安全和政治紧张局势不会阻碍其经营。地缘政治紧张，贸易保护主义拥趸众多，让全球化商业面临压力，企业的跨国运营总是会遇到从跨时区协调到适应形形色色的监管制度等各种困难，这给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的跨国企业提出了棘手难题。
对于国际化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这意味着需要更加关注风险和潜在危机。
比如，保持供应链的灵活性和弹性。疫情时代对国际化公司的供应链做过真实的压力测试，即便是梅赛德斯奔驰以及宝马集团甚至都遭遇停工危机，这要求必须保持供应链的韧性以为不确定性做好准备。企业需要进行调整才能应对不确定性较高、甚至风险较高的环境。
此外，国际化公司是时候重新考虑自己的运营决策了，必须评估其自身在短期和长期受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程度，以应对未知的风险。
如果企业希望更出色地制定运营相关决策，就应该采用容纳多种风险因素的动态情景分析法，而不是只从需求或成本等某个单一因素的角度展开预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