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岭南影响力·2024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开幕，活动围绕创新发展、全球布局、能碳管理等主题，探讨高质量发展机遇。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南都·湾财社“湾区金融一线·大咖谈”栏目采访时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因其市场化程度高、产业聚集度高等特性，在未来新质生产力发展及解决部分“卡脖子”问题上具备显著优势和潜力。
在谈及未来中美贸易趋势时，他指出，特朗普重回白宫对中国的影响必然会比上一次大，中国需要做好深入研究和充分准备。要运用自身优势积极进行应对，如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大力度拓展出口多元化发展空间，加快国内制造业“出海”步伐，允许人民币适度贬值等等。
11月10日，广开首席产研院院长连平在“岭南影响力·2024”活动上发表演讲。
【人物简介】
连平，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亚洲金融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首席经济学家发展中心理事长。
多次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曾任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特聘专家、中国金融40人论坛常务理事和特邀成员、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2007-2019年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国际金融和商业银行。发表文章660余篇,出版著作18部，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30余项,多次获奖。
谈新质生产力：
在解决“卡脖子”问题上
大湾区有显著优势和潜力
11月10日，广开首席产研院院长连平接受南都·湾财社记者采访。
南都·湾财社：“新质生产力”是近年来的经济热词，您认为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有哪些？同时，大湾区接下来在可以在哪些领域重点发力？
连平：大湾区在过去主要承接了欧美、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先进产业转移，从而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鉴于此，未来大湾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将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然而，就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当前我们在半导体芯片产业、人工智能产业、量子技术及生物医药产业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卡脖子”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因其市场化程度高、产业聚集度高和研发投入水平高等特性，具备显著优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也有更大潜力，尤其是在解决上述“卡脖子”问题方面。加快大湾区在科技创新方面快速发展，将为国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谈科技金融：
应完善政府和银行
对科创事业的支持
南都·湾财社：您曾在2019年就提出：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合作必定是主流，当前趋势也验证了您的说法。“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出已有一年之久，在您的观察中，当前湾区科技金融发展进程处于哪个阶段，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
连平：大湾区可以说是我国科技金融的“领头羊”之一，最近这些年，由于政策的推动和相关资源的投入，大湾区科技金融有很大的进步。
我们应该看到，支持科技创新和科创事业，金融是极为重要的手段。没有金融的支持，科技创新和科创事业将举步维艰。问题就在于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科技创新具有风险相对较大的特点，通常前期投入巨大，一旦失败，投入很可能付诸东流。
因此，要有能够有效承担风险的金融支持。然而我国金融体系明显以间接金融为主，即主要以银行金融为主。银行吸收的是存款人的资金，将其大量投入高风险的科技创新，让存款人承担很大的风险，显然是不合适的。但科创事业在发展初期又最为需要资金投入，正如当下的口号“投早投小”，其中“投早”是一个重要方面。
在完善和加强金融支持方面，近年来虽有诸多推进，但仍存在不足。这是包括京津冀、长三角在内都存在的共性问题。我国金融体系庞大，但从结构上看，能有效用于支持科创事业发展的资金占比仍有待提高。
这就需要我们主动调整金融体系与科创事业的匹配度。从承担风险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直接融资途径，其一是风投和创投，因其具有较好的风险承受能力，长期以来一直是科创事业的天然盟友。其二是股票市场。风投和创投往往以企业上市为目标，一旦上市便能获得良好收益。
所以，股票市场的发展尤为重要。但一个时期以来股票市场较为低迷，近期在政策强力推动下才有起色。所以，股票市场和风投、创投的发展，这是未来科创金融发展的重点。
此外，政府基金投入和银行支持对于科创事业也是必须的，但目前这两方面的支持仍需改善。政府支持虽在前端和早期发挥了引领作用，但市场化程度较低，可能需要关注投入过度和重复等问题，以避免一哄而上，导致产能过剩的现象出现。
我认为，大湾区在这方面未来的发展条件较好，因其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且有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其中。如何充分发挥香港市场的功能，支持大湾区的科创事业发展，未来还有很多事情可做。
南都·湾财社：除科技金融外，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哪些特色金融方面还具有优势？
连平：大湾区经济结构具有开放度较高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应更好地支持对外开放的发展。这需要内地与港澳地区加强沟通，创新举措以支持经济国际化，助力企业走出去。
当前，国际市场“山雨欲来风满楼”，贸易摩擦频发。我们需发展中国金融在离岸市场的经营能力，如在欧洲、美国等地，让我们的金融体系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更好地支持企业走出去，通过针对性的开放型金融支持，使中国企业在海外能更好地发挥功能，提升企业生存和经营能力。
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两个金融中心 —— 香港和深圳，这是湾区的金融优势所在。在推进湾区发展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应更好地发挥这两个金融中心的功能，为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更大更为有效的金融支持。
谈中美贸易：
中国应全力以赴针锋相对
探索中美未来新合作方式
南都·湾财社：您刚刚谈到了中美贸易趋势，能否再具体谈一谈，特朗普再次当选对中国会产生哪些影响？
连平：特朗普再度执政对中国的影响必然会比上一次大。他在竞选中提出要对中国加征60%关税，虽有喊口号的成分，但却充分显现了贸易领域是他遏制中国经济的主要目标方向，必定会深入谋划后采取行动。至少会寻求对自身伤害较小的产品和领域加大力度加征关税，将那些对美国国内物价影响大、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尽可能地排除在打击范围之外。
由于中美贸易量巨大，有相当多的领域存在美国可以下手的点。2018-2019年美国对华实施了三次加征关税，美国物价确实受到上涨压力，但紧接着2020年疫情暴发，美联储大幅放水导致2021年后物价大幅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此前贸易战对物价的影响。
在美国，在加征关税与物价上涨问题上的看法存在分歧，但此次特朗普肯定会比上一次考虑得更加周全，可能会在认真谋划后推出更多针对性措施，寻找更有利于美国的目标，在力度和合理性方面进行调整。同时在对中国出口方面会更加重视加高“小院高墙”，处心积虑地阻挡高新技术流入中国，继续对华实施“卡脖子”，阻断中国产业链发展。
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能盲目地认为中国出口有韧性、贸易规模大就轻视来自美国的挑战。毕竟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而美元又是最重要的贸易与支付结算货币和投资交易货币。尤其是特朗普施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随意性和强制性。我们需要前瞻性地做好深入研究和充分准备。在战略上要藐视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在战术上则应加以高度重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全面、前瞻、有效地予以应对。
南都·湾财社：那中国应该如何有效应对呢？
连平：面对新挑战和新变局，中国应当全力以赴，针锋相对，同时敞开胸怀扩大开放，务实探索中美未来新的合作方式。
一是加快改革步伐，有力促进内需特别是服务消费发展。比如，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来源；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扩大服务消费需求增长的基数和增量；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幅提升农民服务消费能力；改革相关税制，提升中高净值群体的消费意愿等。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二是加大力度拓展出口多元化发展空间。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尤其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中亚、南亚、拉美等地区的贸易联系，扩大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贸易朋友圈，开拓国际市场并扩大出口份额。支持跨境电商拓展和海外仓建设。
三是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国际营商环境。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进一步减少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引导更多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四是加快国内制造企业的“出海”步伐。特朗普当选后，其关注的国内首要目标是增加就业。在“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政策的推动下，美国企业对海外投资很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收缩，对此，中国可积极鼓励和扶持国内企业“出海”，既包括传统制造企业“出海”，也包括生物医药、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先进制造企业“出海”。从“出海”目的地来看，不但可以进军美国企业收缩或退出的东盟、中东、欧洲等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还可进军美国本土市场，通过加大对美投资来增进双方经济融合度，让美国单方面的“脱钩”实际上变成不可能，同时还能带动国内原材料和零部件等上游产品出口。
五是允许人民币阶段性适度贬值。适当的贬值能够很好地对冲和缓和外部冲击，让宏观政策可以腾出手来，针对国内需求和供给、总量和结构等各方面问题更好地进行应对，以较低的成本顺利达成政策目标；对于国内出口企业而言，也是面对外部不公平市场环境的一种自发保护。相关企业应秉持汇率中性原则，理性谨慎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统筹：任先博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马青 刘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