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正平/文 曾经长期流行一种古老的认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精神的历史。而精神又常常被抽象为思想；精神现象的历史就是思想的历史。
当思想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的主宰，精神现象的复杂性、丰富性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漠视，最终，思想史研究无可避免地陷入观念史、概念史或绝对精神运行史的分析叙述。在这样的研究中，无数个体的生命感觉、经验被忽略或无视，个体总是被淹没在总体的汪洋大海中。
为弥补上述缺憾，19世纪末以来，出现了“时代精神”的说法。它有别于超越时空的普遍精神，而是特指于某个具体时代、具体地域（民族国家）的独特的精神现象。这种精神现象又具体表现为人们的某种感觉、情绪、意识，并形成一定的社会风气，进而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耳熟能详的魏晋风度、盛唐气象、晚明时尚等，都是如此。而暴虐的戾气，正是大清王朝最后十年间，极为强烈的时代精神症候。这个症候是中国思想史、文明史、社会生活史前所未有的现象。
以往的中国近现代史叙事，围绕着一个关键词——“革命”展开。但革命不是抽象的思想观念运动。它既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也是变革制度的政治权力斗争，更是改变转移生活习俗和风尚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些变革过程中，卷入其中的人们自然产生各种情绪、情感、态度等。它们既是变革的产物，也是变革的动力。两者交互作用，遂形成日益激进、极化的社会氛围，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戾气。
戾气，指的是一种不和谐、不顺畅的精神状态或情绪。它并不是单一的心理症候，而是诸多因素交集而成的复杂心理现象，包含了：迷惘，怨怼，忧郁，沮丧，懊悔，焦虑，愤怒，仇恨，绝望，欣喜，亢奋，狂放……
对于戾气，似乎只能描述而无法定义。
庚子（1900）后十年间充斥社会的戾气，有三个具体的表现：一是各种极端的暴力话语、诅咒、詈骂几乎成了著述言说的流行风格；二是由言论的呐喊鼓噪发展为行动，革命党人频繁举行各种小规模的起义暴动，密谋实施暗杀清政府高官要员，但多数以失败告终，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连绵不绝的暗杀，实际成为辛亥革命最终成功的前奏和铺垫；三是采取自杀行动表示抗议，企图以死唤醒麻木的国民。
污言秽语新风尚
1902年，蔡元培和蒋智由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爱国学社，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他们以《苏报》为据点，逐渐聚集了章太炎、章士钊、吴稚晖、邹容等激进革命派。1903年春夏间爆发的苏报案，开启了革命党人骂人的“新风尚”。此前《苏报》《民报》和《新世界》等杂志，是在上海租界、日本东京和巴黎等地开办，主创人员人身安全有保证，可以毫无顾忌地攻击朝廷，鼓吹革命。但这些文字并未引起朝廷的强烈反应，毕竟在中国传统语境中，“革命”一词，并非可怕至极的洪水猛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每个皇帝都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既然我朝是天命所归，岂会在意一些边缘读书人的革命鼓噪？改朝换代的所谓革命实属“古已有之”，不足为怪。朝廷害怕的是，“友邦”洋人企图操纵控制自己的权力，而并不惧怕“家奴”的造反。老话说得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这一次，老经验却失灵了。从苏报案爆发到清王朝覆灭，仅仅八年时间。
《马关条约》规定了清政府要给列强巨额赔款，慈禧不觉得肉疼。章太炎不顾“清帝圣讳”的禁忌，在《苏报》上发表文章，直呼光绪为“载湉小丑”。这可是冒犯了“最高尊严”的滔天大罪。清政府经与英租界工部局反复交涉，将章太炎和邹容分别判处了三年和两年的监禁。最终，邹容庾死狱中，章太炎出狱后赴日继续其革命活动，蔡元培躲在香港，吴稚晖则逃往巴黎。
苏报案前后，革命党人对满清政府乃至整个满族发起的猛烈抨击，言辞之激烈，态度之粗暴，几乎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攻击满族最常见的字眼是“腥膻”“达虏”“建虏”“贱种”“贪狼”“肃慎余凶，女真剩孽”等等。吴稚晖甚至使用了泼妇骂街的最下流的字眼，来咒骂慈禧和光绪。
粗俗的暴力语言当然有悠久传统。孟子当年批评墨家及杨朱学派“无君无父者，是禽兽也”，而托名岳飞所作的千古名句“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其实也是在咒骂。历代争战时讨伐对手的檄文，骂人的粗话更是不绝于书。例如，陈琳骂曹操，上溯了三代，说他祖父“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亲“输货权门，窃盗鼎司”，曹操则“赘阉遗丑”“好乱乐祸”“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纣之态”。骆宾王骂武则天“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章太炎在他著名的《讨满洲檄》里就使用了骆宾王式的语言，而贬斥更甚：“逆胡爱新觉罗氏，女真遗丑……昔在明时万历之初，跳梁作贼，父子就诛，凶嗣奴儿哈赤，长恶不悛，世济其逆……”传统的种族歧视意识就是通过这种暴力语言，转化成了现代民族主义情绪内涵的一部分。反过来说，正是传统话语的强大力量，使得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甫一落地，就感染了更多的暴力色彩。
暗杀本为造中国
1903年5月苏报案发生时，蔡元培、章太炎、章士钊、吴稚晖、邹容等都在上海，他们除发表大量文章、鼓吹革命外，还密谋发动暗杀活动，目标是清廷的封疆大吏和京城高官。
当亡国危机日益深重，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表达不足宣泄革命党人的激愤之情，不足以启发国人奋起救国的觉悟，于是，诉诸于流血牺牲的暗杀，似乎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1901年《清议报》第八十八期发表李群的文章，题目是《杀人篇》，论说了暗杀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李群认为，时人所倡导之开启民智的努力，如以译书、报章、演说等形式的救国运动，不能说无益于中国，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即所谓“畏死之性质未去”，“因循苟安之积习牢不可破，观望徘徊，不肯身先发难，所以然者畏杀而已”，即使民众怀有报国之心，但因惧死，“知之而不能行”，所以“今日支那之兴也，则第一义曰杀人”，强调行动胜于空言，极力鼓动暗杀。
他认为，杀人是不得已的选择，舍此无法“存吾种保吾国”；同时，杀人流血也是建设文明社会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民贼之血、贵族之血、百姓之血与志士之血相揉相倾相搏，而文明于以生”，牺牲是全社会的事，只要是杀人流血，最终都有功于中国之改革。由这种奇特逻辑推演，他竟然得出了慈禧太后杀害戊戌六君子，也是有功于中国改革的结论，新旧势力由此泾渭分明，志士之气，愈发激烈，不动不止。“支那士气之第一震，西太后杀人之效也”。
他推崇杀人流血已经到了不讲条件、绝对肯定的极端程度：
人而为我杀也，则积极之利顺也不待言矣。不幸而吾为人杀，则仇雠愈结愈深，杀机愈酿愈烈而文明之期愈迫愈近。掷一人之头以易千万人之头，流一人之血以致千万人之血，以千万人之头之血造亿万世之文明，以度无量数之众生，何其重也！
这种奇异的激愤之论，正是社会情绪转向极端激烈、暴戾之气弥漫于国中的最明显标志。当然，崇尚鼓吹暗杀，也与青年革命党人受日本武士道精神和俄国虚无党人的影响有关。《民报》第2期就把俄国无政府主义女英雄苏菲亚作为封面，汪精卫在《民报》上专门发表文章，论证暗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曾朴在《孽海花》中也以赞扬的笔调写到了俄国虚无党女杰克兰斯、夏雅丽等人的暴力活动。革命党人在组织军事起义的同时，尤其热衷于暗杀活动，光复会甚至在香港组织了支那暗杀团，专事刺杀满清大臣，以期产生震慑朝廷、鼓舞民气、激励斗志、加速革命进程的效果。辛亥革命前最著名的暗杀活动有：
1905年9月24日，吴樾在北京车站暗杀出洋五大臣（未遂）；
1906年，杨卓霖在扬州暗杀两江总督端方（未遂）；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巡抚恩铭；
1910年，汪精卫、黄复声在北京暗杀摄政王载沣（未遂）；
1911年6月，林冠慈、陈敬在广州狙击水师提督李准（重伤未死）……
不独革命党人从事暗杀，康有为领导的保皇党也汲汲于策划暗杀满清大员，慈禧更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当然，满清政府悬赏革命党和康梁的人头，也等于公开鼓励暗杀。尤其令人惊异的是，革命党和保皇党也以暗杀手段剪除自己阵营内的异己分子，比如陈其美、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康有为曾打算刺杀毕永年等人。
辛亥革命前近十年间，暗杀的舆论鼓吹和不时见于报章的已遂、未遂的暗杀新闻，使得中国弥漫了炸药和鲜血的气息。
吴稚晖为暗杀活动作辩护，他说，刺客而能存必死之心者，于理为顺，于谋必达。与敌同死之心坚定，所以能在任何情况下，皆从容不迫。“盖五步流血之事，固世界至吉祥之盛事；而五步流血之人，亦世界至伟大之人物也”，杀人的誓言和枪弹爆炸的声浪，一次次宣告着英雄的登场和烈士的诞生。不成功，便成仁，是民族主义革命暴力活动分子的基本信条。
随着王朝覆灭危机的日益加深，清廷于绝望之时更容易做出近于疯狂的报复。刺杀恩铭的徐锡麟，被斩首后，监斩行刑者“复将心挖出”,记者沈荩因披露《中俄密约》，被慈禧下令杖杀。时人对此酷刑的记载云:“挞之数百，肤肉横裂，白骨巉巉，霏若雪花……”凡此种种，不必尽说。
自杀堪作警世钟
不直接诉诸武力行动的读书人，则继承发扬了谭嗣同的献身精神，以主动的自杀来排解对国家前途绝望的痛苦，表示对黑暗凶残社会的抗议，并希望以死来唤醒世人的觉悟，激发革命党人更顽强的斗志。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笃生）等人因愤懑而自杀，在相当程度上确实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陈天华蹈海，是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准备驱逐中国留学生。姚宏业自沉黄浦江，则是因为他创办中国公学以接纳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因经费无着，难以为继，而以死明志。杨毓麟最为奇特。他本是为革命党的暗杀制造炸弹的专家，每次暗杀都有他提供的炸弹，但几次暗杀都未遂，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黄花岗起义失败，对他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加上他身患重疾，不堪病痛折磨，而选择在利物浦投海自尽。遗憾的是，他死后一个多月，就爆发了辛亥革命。
最令世人震撼的是1906年惠兴女学的自杀。
惠兴出身于官宦世家，为启蒙而开办女学堂。在开学典礼上，她登台演说，痛陈教育的关系，强调非兴学不能自强。忽然间，她拔出刀来，在膀子上割落一块肉来，鲜血直流，滴个不住。众人大惊，她却面不改色，宣言道：“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从此日推日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倘若这女学半途停废，我必定要把这身子，来殉这学校的。”
不幸的是，惠兴的这番表态，竟然变成了事实。开学后没有多久，学校经费渐渐不够开销。她实在支持不住，知道即使劝捐，也未必有人应允；即使应允，零星少数，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她做出了惊人的举动，“亲手写了一封上某当道的书信，痛陈女学兴衰的厉害，代本校请常年经费。却暗暗的生吞洋烟一杯，并写了遗书百余言。愿将一死动当道”，年纪只有三十五岁。
因办学不顺遂而起自杀之心，不止这一例。蒋方震（百里）任保定军校校长，一次在大会上述说办学艰难，不能得到当局有效支持，讲到激动处，说“既然校长无力办好学校，当以死谢诸君”，拔出手枪自杀。幸亏众人抢救及时而脱险，一时传为佳话。
更后来，据夏丏尊回忆，他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任学校舍监，宿舍失窃，有怀疑对象而没有证据，他为此而苦恼，求教于李叔同。李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夏“自惭不能照行”。可见自杀在一些认真的人看来，真是一个解决难题的办法。李叔同这个建议的前提是，他相信人有良知，有羞耻心，有责任心。但这只是个善良的假设。为负责任而自杀，未必能感动做错事的人出来自首。如果此法有效，恐怕世界早已臻大同之境矣。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李大钊曾针对民国初年的暗杀与自杀感叹道：
天祸中国，杀机四伏，怨气郁蒸，愁云漫空。或争权固势，煽动兵机；或邀宠希恩，杀人献媚；或擅含沙之技，弹肉横飞；或极愤世之心，饮刃自裁……光风霁月之天，乃一变而为血浪燐光之域。耗矣哀哉！吾少典氏之子孙，不死于暴君，不死于强敌，不死于水火，不死于疫疠，而将死于互杀、自杀以无噍类也矣！呜呼，岂不痛哉！
回顾庚子后十年的历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社会戾气的急剧膨胀，源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这一系列的重大打击。士大夫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由对清政府的失望，发展到对其无能的怨恨，由现实的怨恨引发对历史的重新清算。
钱玄同说：“自庚子以后，爱国志士愤清廷之辱国，汉族之无权，而南明巨儒黄梨洲（黄宗羲）先生排抵君主之论，王船山（王夫之）先生攘斥异族之文，蕴霾已二百余年者，至是复活，爱国志士读之，大受刺激，故颠覆清廷以建立民国之运动，实为彼时最重要之时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