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后，学校的围墙可以打开吗？

文 | 蒲效愚

编辑 | 榭瑞

从小学一路升到高中，大部分学校如同“孤岛”，围墙和铁丝将孩子们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开。那么，直接拆除围墙呢？

“拆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公立教育始终面临的矛盾是：城市中可继续建设及规划的用地有限，但学位压力还在与日剧增。传统校园的规训、安全、管控等向内封闭的管理意识，也与公共生活的多样、开放、包容的空间内涵形成抵抗。

一般来说，学校会选择拆除旧有校舍，在原址上重造新楼，为了扩充教室面积，在同等的用地面积上，垒高楼体，进一步压缩用来给学生跑跳、活动的室外操场。

在高密度的城市中，校园环境也不得不接受一种“高密度”的改造，即便有的城区土地资源并不一定十分紧张。在理想的状态下，校园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应该成为城市的“透气”的空间。

和街道融为一体的家长接送区

南山百校焕新：前海学校

设计：多重建筑 摄影：吴嗣铭

校园原本就是“城市”的一部分，而非围墙内的“封闭”空间。在深圳的中小学改造中，许多改造后的校园像一座与生活相关联的“微型城市”，居民就是孩子们。

近热带地区没有冬天严格保温的刚需，于是原本厚实的外部隔断被恰当地镂空，透过大扇窗户，得以看见外面风雨树木、草木花鸟在一年四季中的流转和生长。

文中对应词条：鸟儿不认生的学校

图源：光谱词典P138

在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之一福田中学中，教学楼和教学楼之间用廊桥连接，孩子们在其间活跃地穿梭互动，形成了分而不离、交流密切的街区样式。孩子们聚集在各处，好像身处在由共同兴趣勾连起来的巢穴，由窗户担当巢穴的眼睛。

周红玫的实践也是在代表建筑专业向行政层面论证。但这种尝试并不只是单向度的。建筑师在面对投标、汇报、答辩及报批报建等流程，有时候也难以摆脱晦涩的专业名词、理论、名字和著作密布的语料储备。她作为公共管理者，在遴选出可行方案后，会要求建筑师更换汇报策略，针对不同的人群转换语境，步步为营地保留设计的核心价值。

在“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项目上，周红玫将不同设计师，不同事务所的方案集结起来，举办了“8+1建筑联展”。她想做一种从建筑领域到大众领域的“转译”。

投标、竞标、审议、审批，这些繁复的流程，在外行人士看来十分有距离感，但核心的问题却关乎孩子们的成长空间。展览、社区营造与公教活动等的市民互动，使得校园改造从行政领域跳出，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所有参与者都受到公众监督，所有成果也可被全员共享。

文中对应词条：没有围墙的学校

图源：光谱词典P130

城市中的孤岛不只有学校，集合住宅、大型购物中心、商务写字楼等大量能够发展公共生活的空间被一一挖去，居民以为共享的空间是街道，然而不过算是交通空间。

让学校空间融入街道空间，让学校生活进入社区生活，也是校园改造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周红玫认为，突破围墙，重新创造两侧交流的可能，实际上是守住了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底线。

骑楼多出现在华南地区，建筑物一楼临街部分建成行人通道，二楼像“骑”在一楼上，架高结构便于通风换气，也可以遮阴避雨，以适应湿热、多雨的天气。

南方的骑楼

图源：视觉中国

周红玫到广东后，很快注意到了这一富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样式，它能够适应岭南潮湿的气候，同时满足了人们的社交需求。于是，由都市实践主持的深圳南山区高新中学的改造扩建设计，借鉴这一建筑样式，将旧有建筑“骑楼化”：原先由铁栅栏和水泥柱构成的硬性围墙被一条多功能的骑楼空间所取代。

社区化的图书馆、校园展厅和社团活动等丰富的校园文化空间，“升级”了原本消极的校园边界，原本沉闷的街道生活也因此焕发出新的活力。

有些学校不像高新中学，不具备拆围墙的条件。每每放学，家长接孩子的高峰时段，周红玫经常看到等候的家长蹲在校外的人行横道上，坐在围挡或者交通路障上，还有焦急的父母趴在栅栏围挡上向里张望，想要早一点看到孩子。

坚硬的区隔和围挡带有防范最高风险的无形敌意，压缩了接送者和过往行人的空间，常常让他们陷入窘境。大家堵塞在人行道上，空间变窄，背着书包回家的孩子不得不绕外围走，在狭路、在转角，遭遇事故的风险陡然增大。

儿童在新校区的廊下嬉戏

南山百校焕新：前海学校

设计：多重建筑 摄影：吴嗣铭

人人都想快些脱身离开，彼此交流的可能也被遏制了。她决定“退一步”，如果围墙无法变成骑楼，能不能用长廊来分隔校园内外呢？

在深圳南山前海学校的改造中，校方很认同共享接送区的理念，认为这是对家长的尊重，同意稍微回撤围墙，留出连廊面积：家长们可以在走廊中等候，当所有人都共处同一空间中时，自然地发生交谈；自行回家的孩子也可以和马路保持距离，如果发生意外，也能够被其他家长、同学及时看到并采取措施。

文中对应词条：不拥堵的家长接送区

图源：光谱词典P142

骑楼、风雨连廊的改造，释放出了未被充分利用的灰色空间。学校与社区、街道依靠它们始终相连，同时又巧妙分隔。

在新校园第三季的深圳龙岗创星学校，都市实践在设计之初便与学校达成了“拆墙”的理念。校园边界形成了一条绵延几百米的共享骑楼，让行人能够在酷暑和暴雨中自如行走，避免了人行道上电动车的威胁。周红玫对此场景印象深刻。

然而，随之而来的新问题也逐渐显现。空间的区划变得模糊，管理权归学校所有，但使用权却是公共的，责任和权利的归属变得不明确。当这一模糊的空间范围远远超出校门口的管理半径时，学校反而承受了沉重的“负担”。

学校坚持认为应由城管局负责管理，而城管局则认为这片空间在学校红线内，理应由学校管理。为此，周红玫计划向区领导写一封信，呼吁区城管局接管这一对公众开放的新骑楼空间。在这个高密度城市中，如何实现积极共享，仍是各方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

对学生和市民友好的共享骑楼

“走向新校园”第三季：龙岗创星学校

设计：都市实践 摄影：TAL

周红玫的“拆”与“改”，某种程度上是在拆掉传统学校教育不可撼动的那部分，让孩子们与外界产生更直接的联结。这就像是一种隐喻，物理空间的变革之外，看不见的围墙也应该有人来打破。

2013年，岳毅桦来到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小武基村，盘下了两间十平米左右的相邻铺面，门外还有一块空地，也被她一并利用了起来，建成楚门书社。2018年底，小武基村大部分房屋拆迁，楚门书社关闭。2018年11月，微澜图书馆和小武基村双馨学校合作建成微澜北京23馆，其中有部分图书，就是从楚门书社带来的。

小武基村，位于北京东南四环城乡结合地带，当时盘踞着大量物流仓库和批发市场。村里住了大概十万人，其中有本地户籍的只有五、六千人，其余都是在附近从事搬运、家政、运输等零工的外来人员及其子女。

有将近一万名儿童随父母来到这里，村里学龄人口最多的时候，有过三个上千人规模的学校。人极多而地极窄，大多数家庭的居住条件拥挤。往往一进屋门，能看到四、五口人一起挤在3-10平米的房间里。一个遍布租户的院子里，有时候会密布数十个、甚至近百户类似的家庭。

不到10平米的一间简陋板房，需要满足家庭的所有功能需求——孩子没有一张稳定的书桌，遑论自己的书架。

2017年，北京五环外的一个城中村

图源：视觉中国

微澜图书馆就开设在类似的打工子女学校或打工社区当中，定位是小型公益图书馆。

一个跟随打工者父母四处漂泊的孩子，总是在面对变化的上学距离、流动的环境、不断冒出的新老师和新同学。持续稳定开放的微澜图书馆，成为这些孩子在城市中稳定成长的空间之一。

学校没有书籍吗？为何还需要再设立一个图书馆？

微澜团队过往的调查结论是，打工子女学校不是没有图书馆，但是，由于缺少适合小学生的优质图书，缺少图书馆运营的专业技能，也缺少运营人力，打工子女学校里基本没有能够持续稳定开放的图书馆。即使接受了社会捐赠的图书，也只能存放在库房里，没有能力为孩子们提供借阅服务。

与此同时，打工人员随着职业机会、管理条例、个人选择不断迁徙的现状暂时难以改变，孩子们也在留守和流动的状态中来回被震荡。因此，微澜图书馆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嵌入这些打工子女学校中，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自由阅读的空间。

稳定的、可持续的图书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学校教育资源的匮乏，让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得以拥有一个稳定的空间，观看更广阔的世界。

孩子们在微澜图书馆阅读

图源：微澜图书馆团队

岳毅桦就职于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同时也是微澜图书馆的专职工作人员。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后，她选择去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在国外，除了常规课程之外，大家常常聚集在同学家中或者社区大学，参与一些纯粹由个人动员的、去职业化的公益活动。她身在其中，时而受到启发。

在她看来，比起有问题需要解决的机器——公益项目更像一座森林。解决问题仿佛是在森林里狩猎，没有可以参照的卫星图片，也不存在预先设计得万全的路线。甚至连做事的人也会变成影响生态的变量本身。“从你迈入森林的第一步起，空气和水都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必须具备敏感观察的自觉，必须体会每走一步所造成的影响，回应当下出现的新问题。

岳毅桦常常出现在微澜图书馆的公众号推文中，以志愿者的亲切口吻，分享实践中的满足、好奇、疑虑和解决办法。如她自己所言，公益是森林，她的作用不是领头之雁，而更像林中之木。

文中对应词条：“不关门的流动儿童图书馆”

图源：光谱词典P146

微澜图书馆的号召力是一点一点变大的，志愿者们的不断涌入，如同岳毅桦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了一片森林，撑起一个个流动的、“活”的图书馆。

优质的图书、整洁的环境、图书馆管理员以及由志愿者开展的阅读活动，让微澜图书馆得以持续稳定地开放，也因此成为了“活”的图书馆。例如，微澜图书馆在开学期间每周至少开放1次，有的图书馆甚至坚持每个开学日都开馆。

从2017年设立第一个图书馆至今，微澜已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发起图书馆超过百家，吸引了5000多位志愿者参与。

如此分散且庞大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北京三知固定的、全职投入微澜的小团队只有不到十人，机构还有专人负责流动儿童议题的研究和数据分析，以及进行议题倡导。微澜图书馆从拓馆，建馆，到图书馆日常物资和图书采购，到日常开闭馆、借还书、接待孩子，所有开拓和维持图书馆运营的环节，全都有志愿者的参与，并贡献了大部分人力。

岳毅桦记得很多志愿者的故事。有退休后“闲不住”，愿意跨城几十公里，去最缺人的图书馆支援的；有开车出现在每一次图书馆要搬家的场合，将车后座和后备箱都塞的满满当当的“微澜货拉拉”；有来图书馆值班，和各式各样的小读者打交道后，笑言回家后对自己孩子的耐心提高了10倍的；有在暑假自费去支援另一个城市的新馆筹建，攒起了“劳动旅游团”的；还有利用上夜班前的时间，去支援馆里最忙的午高峰的......

大家都根据自己时间精力情况付出一分心力。微澜希望大家都是在有余裕的状态下，愉悦地参与。这就是微澜的核心思路：微小的行动带来改变。

志愿者和小读者们在一起读书

图源：微澜图书馆

不过，在日常的志愿服务中，无力感也时常袭来。微澜图书馆的初心，是让孩子们得以在一个稳定的空间阅读。但实际上，来到一个教室以外，短暂脱离老师的环境中，小朋友们首先想做的是雀跃、兴奋。一些性教育题材的书籍，志愿者们认为非常必要，然而老师、家长们总是如临大敌。

大部分科普类、非虚构类的书籍，知识的有效期只有十到十五年，再之前的也许就过时了。

来自系统的压力更是始终存在。大部分校长听说要在学校里新开设一间图书馆，很痛快地答应下来。然而高层首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运维的每一瞬间都面临着切近的困难：校长并不参与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不会操心学生借了书是不是上课偷看，是不是占用了做作业的时间。

提供课外阅读资源环境的目标和一线教学之间的冲突，直接发生在图书馆和班主任之间。哪怕是支持孩子多阅读，认为不阅读，怎么写得出好作文的老师，希望孩子阅读的书目和孩子自发借阅的书籍之间，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别。

有些老师把“允许去图书馆”作为奖励手段，早早完成了课后作业，或者是在考试中获得了好成绩的学生，才有去图书馆的资格，但是，在微澜团队看来，对于孩子自发的阅读行为加以干预，可能会彻底阻断他们培养读书习惯的过程。有些在考试上表现得不甚出色的孩子，反而可能在图书馆里受益最大。

另一方面，“墙”内对安全的考量也不无道理。校方格外重视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一个愿意去图书馆的孩子可以带动周围的孩子都来，哪怕只是从漫画读起。但事实是，一个在去图书馆路上的孩子摔了一跤，可能会让老师下达命令，禁止所有学生去图书馆。

岳毅桦认为，图书馆所能支持的自由阅读，可以带来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可以超越高考、超越应试教育的，是孩子们受益终生的能力——尤其是对于城市边缘打工学校的孩子们来说。

“捐书、建图书馆，在很多人看来没什么稀奇的”。但是，北京三知的团队再流动儿童领域工作十余年，直到发起微澜图书馆，几乎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活的图书馆。微澜能够持续“活”下去的底气，来自于它持续开放，并且能够为孩子们提供足够多的好书。

孩子们也许暂时理解不了微澜正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但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这里与真实世界产生羁绊和互动。

在微澜北京23馆某学期结束闭馆的那天，岳毅桦收到一个小女孩送过来的小纸条，上面写道：“谢谢你们带给我们温暖，谢谢你们让我第一次体会到看书的乐趣！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2024年11月，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季即于成都开启，以“发明生活”为年度主题，召唤一种永远年轻的勇气、好奇和创意，去发现、去创造，去重新“发明”生活。

人文城市应该是以人为尺度，如光谱一样可感知、可测度的。在本届城市季，三联人文城市团队尝试根据人在城市空间中的行为与需求，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建立主观评价出发、客观事实验证的人文城市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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