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化、精准化临床心理干预中，我们收治过大量被诊断为抑郁症、双相障碍、甚至是精神分裂症的学生患者，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患者父母。
如果把这些患者父母看作一个“班级”的话，那么有的父母就是“差生”：
他们一开始非常偏执、傲慢，严重阻碍了孩子加快康复。我们要花很多时间给他们“补习”，引导他们具备自我反省的意识和能力。
有些父母则是让我们喜闻乐见的“优等生”：
他们“知道自己不知道”，内心谦卑，愿意正视自身不足，主动恶补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
他们很快就意识到精神心理障碍的真正病因是后天的病理性记忆，而非基因遗传，心里能免于恐惧。
他们也很快具备了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的意识与能力，懂得改善家庭氛围与亲子关系，让孩子加快康复。
那他们的孩子接受系统化、精准化临床心理干预时更顺利，康复得又快又好，就是必然的结果。
而且，这些“优等生”父母有个显著的职业特点——有很多是医务人员。
为什么父母是医务人员，孩子的康复速度和效果往往更有优势？
这些父母做对了什么？
其他患者父母怎么借鉴、学习，也成为家长中的“优等生”，帮助孩子更快地康复？
以下是深入的分析和建议。
01、父母要懂得找优质医疗资源，少走弯路
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患者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医务人员，他们更容易打听到各种医疗资源、更快得出对比结果。
此图为AI生成
他们可能在同事、同行里打听一圈，发现自己所在城市的精神科水平一般般。
而国内精神科的“四大巨头”是北大六院、上海精卫中心、湘雅二院精神科、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北京安定医院、回龙观医院也实力雄厚。
这部分父母很快就带孩子去上述国内顶级的精神科就诊，找体制内的大专家。
这有个很大的好处：
缩短了辗转求医的时间，避免频繁就医但效果都不好、从而导致孩子厌烦、抗拒就医。
因为很多患者父母一开始是病急乱投医的，又或者是对精神心理障碍不够重视，抱着侥幸心理，从较低级的医院看起，以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这些父母带着孩子看过所在城市的不少医院，又带孩子到省会城市去，发现效果不好时又到北京上海，有时一家医院里还换不同的大夫。
这些父母很容易人云亦云，只要听到别人说哪个医生好，就恨不得马上挂到号。
父母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孩子多尝试，别放弃，早点找到适合孩子的大夫，孩子就能好起来，父母付出了很多。
可是，在这个就医过程中，孩子很容易遭受二次心理伤害，形成新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他们觉得自己总是看病，反反复复接受大夫的问诊，有的大夫还给人感觉很不耐烦，很高傲；
更要命的是，治疗效果总是不好，一次次抱着希望去，但结果还是令人失望。
这些孩子一开始还愿意配合，但很快耐心和康复信心都被消磨殆尽了。父母说又找了位名医，他们只会感到抵触、烦躁，根本不相信，拒绝就医。
这些孩子最后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是被父母半哄半逼着来的，他们内心不情愿，不太配合，临床心理干预效果就会打折扣。
而如果孩子没有在反复求医的过程中遭受二次伤害的话，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感、配合度、依从性也更高，效果也会更加好。
因此，虽然不是找到顶尖的精神科专家，就能顺利地解决孩子的问题，但父母还是要避免盲目就医，避免反复打击孩子的康复信心，适得其反。
即使患者父母不是医务人员，也可以多询问相关的熟人、朋友，运用起自身的资源，多了解和对比，尽量少走弯路。
02、理性看待主流专家的观点，别被“清醒催眠”
第二，身为医务人员的父母，对临床医学有更理性和深入的认知，他们能更理性地看待主流精神科大夫的观点，不容易被“清醒催眠”。
这一点是很多患者父母难以做到的。
很多父母对大医院、大专家有盲目崇拜，认为这些大夫就是权威。他们千辛万苦、不惜找黄牛挂这些专家的号，并对专家的话深信不疑。
比如，很多专家说双相障碍是“重性精神病”，病因跟“基因遗传”有关，要终生服药，遗传度高达80%。
父母一听，简直像掉入了地狱，然后感到无比绝望、恐惧：孩子这辈子都好不了了！结婚生子也没希望了！
而且，受到很多精神科专家的影响，这些父母往往会这样理解孩子的病：
既然是病了，那就要好好吃药；
如果吃了药也还有症状，那就是这个病本身就是这样，没办法逆转。
其实，这部分专家的观点是陈旧、落后的。
双相障碍的主要病因不是“基因遗传”，而是后天的病理性记忆。
如果患者主要的病理性记忆得到修复，完全可以走向康复。
很多患者长期、规范地服药，但还是没完全好起来，就是因为药物治标不治本，无法解决心理根源上的问题。
但如果患者的父母是医务人员，他们不会盲目相信主流精神科专家的每个观点，而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他们接受过临床医学的训练，知道很多药物的作用机理，也更容易意识到药物只能缓解症状，无法真正解决根源问题。
所以，看过一两个顶尖精神科专家之后，这部分父母很快就知道了主流精神科的局限性，开始寻求心理等方面的治疗方式。
当然，现在很多患者父母也有意识地带孩子寻找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但很多人还是比较盲目的，没有意识到要思考不同的心理学流派是否科学。
但如果父母是医务人员、接受过较高水平西医训练的话，他们往往会条件反射般地思考不同的心理学流派是否科学、有效。
像精神分析流派这种光靠自圆其说，但缺乏科学依据的心理学流派，很多身为医务人员的父母就持有怀疑态度，不愿意让孩子接触，以免受到不良影响。
03、对于颠覆性的发现，要有真正科学的态度
第三，身为医务人员的父母，对我们的突破性发现和诊疗模式，有更加理性、科学的态度。
我们多次分享精准精神心理学的突破性发现：
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真正根源是后天的病理性记忆，而不是基因遗传和大脑神经递质浓度异常；
系统化、精准化的临床心理干预能够深入到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修复主要的病理性记忆，患者能快速、真正地走向康复。
可是，很多人对这个颠覆性发现是怀疑的、质疑的，甚至认为这是忽悠。
他们认为突破性的发现应该发生在体制内的大医院或顶尖高校，由专家、教授带领科研团队研究得出，怎么可能发生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体制外医疗机构？
这种传统认知、刻板印象扰乱了他们的头脑，令他们无法理性地思考我们的突破性临床发现，无法用科学的角度去辨别，一味觉得这不可能。
而身为医务人员的父母则往往相反。
他们自己就是体制内的医生、护士，甚至也是某个地区小有名气的专家。对于体制内医院的水平、待遇、接诊模式、学术氛围，他们知道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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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知道很多体制内的专家下海创业，但过程非常艰辛，九死一生，能存活下来的基本都得靠过硬的实力。
所以，他们不但能理解我们6次创业不易，也意识到既然我们能立住脚跟，证明我们的临床实力完全不输三甲大医院，甚至比体制内的医院更灵活、更个性化，也更有效。
也可以说，这部分父母求医时，最看重的不是医疗机构的规模、是公立还是民营，而是要看大夫的背景、履历和诊疗水平。
我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所学专业是临床医学的儿科。
本科毕业后，我一边在麻醉科当麻醉医生，一边备考，最后考上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3年后拿到临床麻醉学硕士学位。
我曾在武警广东总医院（三甲医院）担任过心理科主任、学科带头人，多次接受过中央级媒体的采访，上过央视“新闻联播”、“心理访谈”等等。
如果患者父母是医务人员，他们会更关注我的求学和医学履历，也更能看懂这背后的“含金量”，知道我们不是忽悠，对我建立起信任。
有了这一层理性心态后，他们也会更理性地了解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思考这背后的科学性。
对于我们经常提及的“病理性记忆”“记忆再巩固”“外显记忆”“内隐记忆”这些概念，他们会主动查资料、积极了解。
很快，他们会发现我们的系统化、精准化临床心理干预的背后，是有科学理论支撑的，这都是科学心理学的概念，只是我们在临床中率先实现了突破。
而且，这部分父母更能意识到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的优势和积极意义。
多学科诊疗模式（MDT）最早是由“世界医疗圣地”梅奥诊所提出的，是指临床中的各个学科要互相合作，将临床技术和知识融会贯通，为患者提供更全面、深入、个性化的诊疗服务。
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而要系统性地看待患者的困难和病症，真正地解决问题。
对于症状复杂、复合型的病例来说，MDT更是必不可少的，理论上，不同科室的医生要进行“大会诊”，共同商定对患者最有益的诊疗方案。
但是，医院里的大夫、护士都知道，不同科室之间要实现这种“大会诊”并不容易。
临床医疗资源紧张，每个大夫都忙得脚不沾地，一时之间很难凑在一起。即使凑在一起了，商量时间又很有限，短时间内意见无法达成一致。
如果患者病情紧急的话，这样的MDT就难以及时发挥作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大夫能够同时掌握多个学科的高效知识，就能大大地缓解这个难题。
而我们晴日医疗践行的就是这种多学科诊疗模式（MDT）。
我个人就是一名跨学科大夫，整合了精神医学、科学心理学、儿科学、麻醉学、教育学等学科的高效知识，能提供系统化、综合化的诊疗。
在不断摸索中，我们率先进入了精准精神心理学的时代。
其实国内也有不少大夫有跨学科的意识，但做起来并不容易。
国内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擅长用药的精神科专家，他也意识到精神心理障碍背后有心理社会因素。
在他成立的医疗机构里，除了有规范的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外，还聘用了专业人员给患者提供心理治疗。
我问他，怎么他不亲自学习科学心理学，亲自给患者做心理治疗？他能结合精神医学的知识，会比一般的心理治疗师更有优势。
这位专家无奈地摇摇头。
他说他也尝试过，但他发现，只要患者跟他讲述症状、病情，他脑海里立刻会浮现相应的精神医学诊断、症状描述、用药方案。
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根深蒂固，根本无法从心理社会因素去理解患者的患病根源，更无法做出深入分析、提供实用建议。
很多精神科大夫也是如此，他们深深受到多年精神医学训练的限制，难以跨学科学习，甚至有意无意地故步自封，不愿意接受新的知识和发现。
上面这位专家已经非常难得了，他愿意主动尝试，也知道自己的思维模式有很大局限性，但无奈知行难合一。
所以，如果父母是医务人员的话，他们能意识到跨学科大夫是可遇不可求的，对我们的认可度和信任度会进一步增加。
家长的高度信任、高度认可、高度配合，这在临床心理干预中非常重要，能令效果更快、更好地显现。
04、明显的治疗效果，能令父母更愿意自我反省
而且，很多患者父母是医务人员，这意味着他们曾经是学霸，在某些阶段表现出色。
有些孩子的父母甚至都是主任医师，在各自的临床领域小有成就。
这部分父母虽然有比较强的科学思维能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自身优秀，所以比较自以为是，难以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有一定的偏执型人格改变。
其实，我也出现过这样的精神心理问题，可以说，我是这方面的过来人。
还有一点很关键。
创伤修复师Lucy对患病孩子进行了1、2次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TPMIH）后，孩子的症状往往大幅度缓解，有时甚至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些父母一开始还有所怀疑，但看到孩子真真切切的积极变化后，不得不心服口服。
在这种情况下，我再结合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指出他们有偏执型人格异常，必须加强自我反省，他们往往能听进心里去。
这些父母本来就很聪明，能力很强。一旦他们具备了自我反省的意识和能力，他们往往会执行得比较好，家庭氛围和亲子关系有明显改善，孩子的康复速度更快。
那么，不是医务人员的父母，就可以借鉴上面这部分父母的特点和做法：
要有意识地保持谦卑，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维度，避免人云亦云、盲目求医；
要“知道自己不知道”，觉察并打破自己的惯性思维和刻板认知，从真正科学的角度去分析各种治疗方法的利弊；
要掌握科学的、高效的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看清孩子患病背后的真正根源，找到适合孩子的康复路线图。
最重要的是：
即使孩子暂时无法接受系统化、精准化临床心理干预，父母也可以学会“自我家庭治疗”，部分修复孩子的主要病理性记忆，大大加快孩子的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