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大规模来上海演出分别有1961年、1988年、2012年和今年这四次。很荣幸我参加了三次。1988年我参与了在美琪大戏院演出的《天下第一楼》《哗变》和《茶馆》，以及长江剧场演出的《狗儿爷涅槃》和《推销员之死》；2012年来上海我参加演了《窝头会馆》；今年又演出了《茶馆》和《正红旗下》。
回头看，北京人艺每次到上海来演出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翻看我们的院史，我找到了关于1961年那一次来沪演出的记录。1961年年初，我们就把赴沪演出提上了议事日程。年中的时候人艺还专门开了一次会，由副院长焦菊隐主持。在会上欧阳山尊提出：上海这个码头，戏不好跑。我国的话剧是从上海兴起的。那里的话剧界、电影界人才济济，观众的胃口也很高，不能掉以轻心，要保证演出的高质量。所以拿出戏要体现我们剧院学习吸收民族戏曲传统创作手法的成果，争取给上海观众留下好的印象。正是延续了这份严谨认真的态度，这之后每次来，在上海都会取得很好的演出效果。
前些日子我们举办了很多艺术探讨活动，探讨人艺的风格到底是什么。我是1975年进剧院的，时间比较早。那个时候人艺风格被总结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这其实是创作方向。此外我们剧院秉持的三句话“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是创作手法。那么人艺的风格到底是什么？我在院史中又翻到了一段1980年人艺去德国、法国、瑞士演出的记录。欧洲人看完北京人艺《茶馆》之后很震撼，给予高度评价。其中，欧洲名导彼得·布鲁克在巴黎跟夏淳、于是之等艺术家聊天时提到，你们是现实主义的表演学派。这一学派往往有两个通病，一个是过火、一个是温，你们恰好克服了这两点，你们的表演是含蓄的、轻巧的，不是沉重的、过火的，而且是富有表现力的。看完了你们的戏明白了你们所说的民族形式与现代戏剧相结合是什么含义。所以前面濮存昕说我们能够躺在功劳簿上，其实能够有这样一个东西让你可躺，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
当然，我们现在也面临继承和发展的问题。继承什么？刚才大家提到北京人艺目前还保持着不戴话筒的习惯，这不只是习惯，这是要求，这是对自己的要求。每一个新的科技手段发明出来后，都会有一种传统技艺消逝泯灭。自从耳麦出来后，嗓音条件不好的也可以唱歌了。话剧演员戴了耳麦上台，没有台词功底也可以演戏了。现在更高级的设备出来了，哪怕唱歌跑调了都可以修正得很好。但是一个院团对自己应该是有要求的，如果在这个舞台上不戴耳麦观众听不见，那么你就不要演，你就下去，或者站到后面去。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院团的质量、追求和水平。
现在我们剧院排练厅里面挂的口号是"戏比天大"，这很好，但我觉得有底线思维的味道。这让我想起1980年代我们剧院在排练场里挂过一条横幅——一想起这个，我就对那一代老艺术家们的敬畏油然而生——为丰富世界戏剧艺术宝库而努力奋斗！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追求，才会有了北京人艺表演学派。才有了自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艺术地位。希望我们的年轻演员能把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作者：杨立新
文：杨立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国家一级演员）编辑：范昕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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