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辉：把凉州放在文学的天平上

李学辉，甘肃武威人，曾用笔名补丁。甘肃省作协副主席，甘肃小说八骏之一，现供职于武威市文联。出版长篇小说“塞上三部曲”《末代紧皮手》《国家坐骑》《塞上曲》，中短篇小说集《月亮下蛋》《李学辉的小说》，随笔小品集《弹指拈花》《凉州食事》等。荣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梁斌文学奖等。

总策划|何兰生

总监制|王一民

      监制|詹新华

张凤云

统筹|张凤云

撰文|李学辉

编辑|桑 妍

美编|刘 念

出品|农民日报社

对我来说，离开家乡并不是一个逃离和迷失的过程，而是有一种向往的庄严。

我所说的家乡是我的出生地，一个叫张林村而被大多数人称之为冯家园子的地方。冯家园子是老312国道旁的一个候车点。

母亲以瘦弱之躯扛着一家七口人的念想。为了让四个子女离开她老念叨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到浇水愁死人”的地方，她比其他人更多付出了一份辛苦。她的目标很现实，就是让子女做一个“城里人”，改换身份。至于子女进了城干什么，她不在意，只要有份工作，有口饭吃，她就心满意足了。对于我看书的爱好，她并不支持，她朴素地认为我看的都是闲书，会耽误考学的。当我的一个远方堂叔把一套《红楼梦》借给我时，她表示出了愤慨，差点把堂叔骂出门去。那时我还没转入凉州城去上学。春夏秋三季，我的任务是放学后铲猪草、割羊草，冬天，是拾羊粪。我干得比较尽心，是为了怀里揣着的那本书。说实话，我对《红楼梦》最早的认知来自于越剧电影《红楼梦》。书中的许多字，不认识，而当时《新华字典》又是奢侈品，全小学只有一本。家里是不会给我买的。不知哪只羊，有一天在我放下草筐去追鸟时，撕吃了其中的两页。当堂叔来取书时，我将四卷本的《红楼梦》包好交付了他。若干年后，当我有文章发表后，堂叔有一天来，说吃了《红楼梦》的人，应该有此作为，要不然愧对那两页《红楼梦》。

我对凉州城的印象，源于我的爷爷。爷爷对做庄稼活是没兴趣的。解放前，他浪迹于凉州城。扛过煤口袋，帮过厨，看守过马神庙，甚至跟人走过镖。他的“穷大方”，或是一种“侠”气，赢得了一个“李二爷”的尊称。奶奶去世得早，我没见过。爷爷的经历我曾找多人寻问过，大多属实。这些经历，在冬日的雪夜里，爷爷讲给了我。在四面漏风的屋中，躺在下身烫上身凉的土炕上，爷爷讲的凉州遥远而贴近。四大街、八小巷、三十六个蹑蹑巷，东门楼子、西门楼子、二十四个城门楼子，比雪还执着，飘在我童年的天空里。爷爷讲的故事没有固定的顺序，他想到哪里便讲到哪里，较有印象的被我写进了小说，譬如“顶饷”“麦饭”。这两项，爷爷讲得细节满满，好像是他自己的故事。他还掀开衣领，让我看他锁骨上的伤疤。

爷爷还有一项“杀猪”的手艺。每逢人家过事，都要来请“李二爷”。爷爷力气大，青年时曾和人打赌，把一个石磙子架在了一棵树上，赢了一头小牛，后在跟人“摇碗子”时输去，让他的弟弟、我的小爷爷记恨了一辈子。杀猪不给工钱，只给一个猪尾巴和一块汗腺肉。遇到大方的人家，爷爷会守规则。若遇小气得过头的人家，爷爷会剜大猪尾巴的部位，让主家哭笑不得。每见爷爷提着褡裢回家，我家总会来几个“蹭香的”。爷爷又豪爽，宁可自家人少吃，也要让来人多吃。母亲哭天抹泪，也枉然。那几天，家里的气氛很压抑。爷爷则一甩手，去了姑妈家。

我爱好文学的出发地，是那个叫冯家园子的村庄。在雨天和雪夜里的故事，让我排了队，一一放置进了小说中。爷爷活了八十有三，无疾而终。

我的生命里没有流动的大河，因为我的出生地只有季节河。在浇灌农田时，河里才会有或大或小的水。这些水有相当高的地位，没有人对它不敬。每遇河里有水时，有人不说水来了，总说“爷来了”。轮灌水一过，河底便干涸，一丁点的水意都不留存。所以，只有河水汹涌时，母亲才会露出笑脸。海啊，江啊，洪水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遥远的存在。

上初中时，母亲托了人，让我进了城里的学校，先借住在二姨妈家，后住校。在母亲的愿望中，进城上学，离公家人、城里人的距离就近了。

雪落在凉州城里是什么状态，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凉州城的格局是阔大的，毕竟，她在某一段时期，曾成为五个小朝廷的都城。尽管前凉、后凉、北凉、南凉、大凉无法扛起改朝换代的宏举，至少，历史给了凉州浓墨重彩的几笔，让凉州成为史家笔下屡屡被提及的地方。“凉州词”写的并非完全是凉州，但她的音乐属性、地理意义和文学价值，却让凉州不停地走进人的梦幻中。王维、高适、李益、岑参等诗人，或当幕僚，或仗剑慨歌，让凉州在历史中熠熠生辉。凉州，极具气象，不仅影响了历代的诗人们，还作为一种意象和符号进入了当代凉州籍作家的作品中。徐兆寿的凉州系列，叶舟的《凉州十八拍》，雪漠的《凉州词》，都引起了较大的关注。我的“塞上三部曲”《末代紧皮手》《国家坐骑》《塞上曲》，里面也融入了不少凉州的历史、习俗、掌故。人们往往惊异于这些故事的“奇异”，曾有诸多评论家、读者问过我“紧皮手”“义马”“斑蝥”是否为杜撰，我则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凉州的，也本该是凉州的，不是想象的。

还是回到我的中学阶段。文学的种子在悄然发芽。一个农村孩子，带着家人的希望，一切得从头开始。我上中学时的凉州，已不再是历史记载中的凉州。四大城门楼子，二十四个城门楼子，仅存原南城门楼的几段城墙，连“残缺美”都无法看到，但小巷的古风犹存。那时的课量不重，作业也不多，给了我大量的时间，使我用不成熟的眼光羞答答地“找寻”我爷爷讲述的凉州。

譬如河西清凉池，曾是民国军阀马步青与部下洗浴玩乐的地方。当时我的一个马姓同学的父亲在商业局工作，他家就住在原河西清凉池的二楼上，曲径通幽，屋内光线昏暗，充满着一种暧昧的气息。那时不懂这个词，只觉得此楼神秘。一楼是照相馆，我们学生证上的照片都是在这里照的。姨妈家人不多，我的一项固定的任务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到离住所几百米的机井去挑水。挑水得排队，水桶在一个一个前移，人们则在谈论着家国大事。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人们有憧憬，也对生活充满着希望。每个月，我都到规定的粮站去买供应粮。我至今对几个商铺的位置和名字还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我还要阶段性地排队买豆腐、打酱油、买醋。记忆最深刻的是去凭供应本买肉，每月定量2斤。这个差事不好玩，凌晨4点就得去排队。肉铺开门到8点，几扇肉挂在铁钩上，威势赫赫。卖肉的身穿蓝大褂，吆五喝六。轮到跟前时，卖肉的师傅一下刀，我就紧张万分，唯恐他把带骨肉剁给我。万幸，我每次买肉都会买到没骨头的肥肉。姨妈看到带膘的肉，老夸我会买肉。肉切成小丁，在铁锅中炒好，用瓷坛装了，遇到来客人时，才会挖出一小勺调在锅中，香气四溢，客人高兴，我们也高兴，终于能吃到肉饭了。

凉州老民居墙上的石头都已生锈。“石头垒墙墙不倒，半夜爬墙狗不咬，姑娘跑了娘不找”的口传，曾是那么地令我费解。若干年后，当我从史册上一点一点抠出原来的滋味时，凉州的根脉开始在我心田里逐渐开花、结果。夜里，麦子们在风中喧哗，往往令我浮想联翩。浮想联翩，这个在初中时一直被让造句的成语，确实承载了我的想象。每当盯住了某一个历史细部，我就“百感交集”。我的中学时代，是一个崇尚“成语”的时代。谁记的成语多，谁就赢得的目光多。这些我拼命记着的成语，在后来的写作中，为了忘记或找到新鲜的语句替代，曾花费了我大量的精力。每每在写作时，一旦跳出成语，我就马上停笔。若无法替代，我便会选择另外的一种表述。

让凉州能重新焕发其“活力”，该是多么富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把历史放置在故事后面，让故事替凉州代言，而不是空洞地叙述，让所有的细节都能生动展示，而不是闷闷不乐地胡乱跑动，我一直在努力。

麦子替村庄直起了腰，作品让作家直起了腰。生活，却永远在弯腰前行。

八年教师，八年记者，而后一直在文联工作，虽然履历表填起来简单，但职业不是生活的全部。学会生活，才不会灰头土脸。

我曾教书的学校傍山。那个时期，乡村人口相对集中，农村学生基数较大，一般乡镇中学都有一千人左右。一旦夜幕降临，亮灯的房间，只是值班教师的。邻近乡镇的教师都回家了，他们被称为“半边户”。一关闭校门，寂寞就来临，半床书便与我相伴。费尔巴哈、黑格尔、尼采的哲学书籍，朱光潜、李泽厚等人的美术书籍，古今的诗歌集，中外的小说经典，我一本一本地苦读并抄录。遇到月圆时分，我便给值班的打声招呼，到学校不远的一个山洞里去读哲学书籍。蜡烛的光焰下，一个静坐的孤独者，默想着世界的精彩纷呈。后听学生说，他们老发现一个山洞里有光影，不知是什么鬼怪。遂作罢，改由晚饭后在田野里蹓跶。从一条叫“一干河”的河堤顺行，河两边是高大的白杨树和庄稼。庄稼们不在意我的存在，我置身其中，闻着庄稼们的味道，思考着我该写的小说。投稿虽不多，却充满着期待。我永远感念迟子建大姐，尽管到现在仍未与她谋过面。我的一个短篇小说《九月锄地》，经她作为责任编辑在三个月之内编发。那时，她还在《北方文学》工作。八年，从中学到小学，我承受着讥讽和赞扬，圆滑与淳朴。宿舍门前的大槐树，成为我最可亲的陪伴者。它见证着我的寂寞与充实，孤独与追求。鸡有鸡味，鱼有鱼味，树有树味，人凭口味。那些味道，往往在我小说中跳脱而出。

云一躺平，天就静了。生活的天空和文学的天空永远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离开学校，只是生活转了个弯，又走向另一种生活。

八年的报社工作经历，记者、编辑，为我推开了另一扇世界的大门。离开了苜蓿的天空，从能让石头开花的地方到诸事严守规则的单位，一切似乎要从头开始。报社为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增加副刊的版次，是我最为乐意做的事情。一份市级报纸，副刊从每月一版增加到四个版次，让更多的基层作者能亮相，这是我从业的报社的格局。武威市本土的许多作者从这里起步，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武威市原有一份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叫《红柳》。辉煌时期，荆歌、车前子等诸多名家均发过作品，在西北大享声誉，后因故停刊。1999年，我主持市作协工作后，和一帮热心人创办了《西凉文学》，“一无编辑，二无经费，三无办公场地”，全靠社会力量支撑。后得到政府支持，有了专门的经费，迄今仍无带编的编辑。这种“民办官助”的办刊模式，在全国市州也很少见，现已办刊达24年。一报一刊，聚拢了作者，“凉州本土作家群”在甘肃省受到较大的关注，与此密不可分。许多前辈作家老遗憾我因创办《西凉文学》耗时费神，耽误了过多的创作时间，但对我来说，这是此生做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其间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我却从没后悔过。这关乎到一个地方文学生态的问题。“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以文学的姿态游向文学的海洋，无异于鸟鸣打开了诗意的窗户。

“生命必须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从生活的日常走向文学的日常，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水浅的地方的石头都被人摸过了。”我曾写过一篇创作谈《选择另一种方式过河》。基层作者，若无法“突围”自己固有的写作方式，会永远在别人的生活和作品中打转。“诗歌在无忧无虑，小说在轻描淡写，散文在阴阳怪气。”没有足够的清醒和警惕，作家便永远会成为“坐家”。

两次赴鲁迅文学院的学习，每每使我感恩不已。这倒并非给自己贴标签。一个创作者，只能靠作品说话。任何作品以外的事，热闹是热闹，毕竟少了底气。就像养花，若不懂花性并随意处之，养来养去就会只剩下花盆。“底蕴、底线、底色、底气、底牌”，这是基层创作者应该遵循的“五底”。

“把姑娘打扮好了再嫁出去。”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坚守的创作规则。我仍在用“手工”创作，这与其他无关，是习惯使然。别人怕写不快，我怕写不慢。别人怕写不长，我怕写不短。尽管文章不以长短论好坏，但我信守“果子不熟我不摇”的理念。一个万把字的短篇，有时从创作、修改、发表，要长达三年。一遍一遍地校改，最后一遍则朗读着修订，看气息是否顺畅。这是对一个创作者耐心与耐力的考验。

我原本要将“短篇小说创作进行到底”，因为许多前辈的殷切希望，被动地开始着手长篇的创作。为让我“就范”，关心我的师长们在“甘肃省长篇小说资助项目”设立后，督促我申报了选题。写什么？我打开了库存，选择能属于我的题材。多年来，我一直在做田野调查、素材收集、寻迹历史、探访地方贤达的功课。凉州正史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是我下大力气所做的事情之一。一个活着的由民众供养的土地爷“紧皮手”，一个被国家供养、死后转生为国效力的“义马”，一个生前玩乐、亦由国家供养、死后骨灰作为炮弹配料的“斑蝥”，一直在我的库存里。为完成选题，我将“紧皮手”“请”了出来，创作了《末代紧皮手》。上“鲁十一”（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时，我背着《末代紧皮手》的手稿。在鲁院学习的四个月里，我没回过一次家。在认真学习之余，我精心修改着《末代紧皮手》。书出版后，得到了诸多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上“鲁二十八”（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八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时，我背着《国家坐骑》的手稿，潜心校改此长篇小说。《国家坐骑》出版后，经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晓琴的张罗，在陈晓明先生的热情支持下，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在京的10余位著名评论家召开了研讨会。评论家们很惊疑此题材的独异，纷纷询问这个题材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与虚构的，我向他们描述了一个“不一样的凉州”，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创作《塞上曲》时，我连续推翻了几次构思，并将已写了8万字的手稿搁置。后以古调《塞上曲》的体例，分了上部和下部。上部叙述故事，下部展开细节，补正上部的故事。在冬天，乡下屋中的火炉旁，我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走过了一段与自己较劲的过程。

书成稿后，我打印出来请邱华栋、施战军、刘醒龙、马步升、叶舟、郭燕、程国君、弋舟等老师“把诊”，他们都给予了温暖的鼓励。施战军老师对开头作了指导，嘱咐我重写。几百字的开头，我反复写了近一个月，施老师说可以了，才收笔。这样，《塞上曲》就有了两个开头，一个是《芳草》杂志版的，一个是敦煌文艺出版社版的。

写这三部长篇时，有老师怕我一直压着写，会消解长篇小说的张力，给我规定了至少30万的字数。我也曾力争想达到这个目标。《紧皮手》成稿后，被我删修到了24万多字。《国家坐骑》最后一稿，我删剔了3万多字。《塞上曲》被我一压再压，编辑老师说再压就不成长篇小说的容量了，才以近20万字作罢。

感谢鲁迅文学院，感谢《芳草》，感谢敦煌文艺出版社，让“塞上三部曲”一一面世。

“经过努力，想脱胎换骨做个城里人，梦想实现了。现在，想死心塌地地重回农村，再也做不到了。”这是我正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好大一块地》的主人公的慨叹。

如何重新抒写“山乡巨变”，这是一个课题。“文学以怎样的方式回到田野大地”，这需要重新认知。离开乡土的人，常常怀旧，将农村放置在“过去的田园”想象中。置身其中，乡土又成为逃离的对象。维系乡村原有的“构造系统”已发生了变化。“认养”与“亲近”，都得重新发现。在一个“手机就是农具，上网就是耕种”的时代，传统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切都在“过渡”中。对乡土文学抒写者来说，土就是命运本身。写乡土题材者都是土命，唯有“真正进入”，才能有“调适”的可能。近日读到孙禾《乡下的父亲》中的诗句，“我是乡下父亲一辈子长出来的城市”，竟而泪不能禁。

弟弟一家出国后，父母回到了家乡。对空置的老院，母亲总是念叨。2005年，我翻修了老院。原来想得也简单，因我父亲是单传，维护了老院，回乡上坟就有了歇脚的地方。后来的发展超过了预期。一有老院，“回乡”便成为可能。我不停地栽树育花，是想为老院增加点生机和情调。我知道母亲在这些方面是有想法的，她一辈子伺弄庄稼，觉得在空余地方种庄稼才是正理。树长大了，花繁盛了，母亲不得不认同。眼中的鲜花多了，母亲把护花、护树的责任扛了起来，我没回家的时候，就督促父亲浇水。父亲常常懈怠，老招致母亲的埋怨。有乡邻来要花苗，母亲总是乐哈哈地相送。她说爱花也是好事。母亲2012年10月猝然离世，享年68岁，留给了我无尽的伤悲。总想写篇文章纪念母亲，一下笔，泪便纵横，只得搁笔。

因我笔下总是出现“巴子营”的地名，许多读者以为我的出生地是巴子营。其实，这是虚拟的，意为“巴掌大的地方”。这是地理标签，与许多传言毫无关系。

“我要唱的歌迄今还未唱出，我每天都在调理琴弦。”2024年5月16日，我决然将手中书写的乡土题材放置。如何写出“不一样”的乡土，让土味呛人，我得重新入笔。

一有时间，我便回到“巴子营”。一陪八十多岁的父亲，二重读乡土经典，从胡安·鲁尔福到阿摩斯·奥兹，从周立波到柳青，时代的变迁需要从新的起点出发。一个乡土抒写者，不因放慢脚步就能体悟深刻的变化。但迈开脚步，总比“隔山望水”要看得清晰一些。

于是，凉州又站在了面前。再辉煌的历史，若不落在活生生的现实之上，就永远成为历史了。文学，就是落在现实之上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