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群人,没法回答「你的老家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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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01《他乡》纪录片关注了梅田矿区离开的人们在故乡的情感纽带,以及他们在珠三角的生活经历。

02片中展示了梅田矿区曾经的繁华与衰落,以及当地人与外地矿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03离开梅田的人们在珠三角地区找到了新的生活,但仍然难以忘记故乡的美好时光。

04然而,这些离开梅田的人们在面对故乡的变迁时,也难以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05通过拍摄《他乡》,导演希望唤起观众对故乡的关注和怀念,以及对时代变迁下个人情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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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罗晓兰

编辑 陶若谷

剪辑 于晓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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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脚粉店

每年都有人回梅田。还在大巴车上就开始唱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故乡的云》,同一个矿的坐一辆车,穿统一的蓝色或白色T恤,进去之后四处看一看,拍拍照,站在断壁残垣里拜一拜,为开辟这片土地的、故去的前辈鞠躬。刚默哀完,就在废墟上摆桌椅吃席。
还会去一个有名的猪脚粉店,它几十年从没装修过,很简陋,但矿务局子弟都会去,一边谈论和梅田相关的记忆,一边或站或蹲地吃粉,因为人太多,坐不下。有人说以前每天上学都吃,这里面包含了太多东西。那是猪脚粉店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老板提前接到组织者的电话,凌晨就开始准备。
一个退休老师,突然想起有个奶奶当年帮她带了几年小孩,就去看她。奶奶八九十岁了,满头白发,看到她来很惊讶。家里没什么珍馐,奶奶一直叫她吃花生。临走时退休老师给奶奶塞钱,奶奶不愿意,说我不要,踉跄着追到门口。老师说不要来了,年龄那么大了,奶奶就冲老师哽咽着喊“一路平安,一生平安”。
那一刻我很感动。严格来说它不是好的镜头,因为来不及把相机从脚架上取下来,镜头在抖动。但想到她们未来再也不会见,这种不计回报的感情很珍贵。
那次有好几个大巴车回去,其实就待半天,因为无处可归,但他们都热泪盈眶的。起初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情感这么浓烈,组织挺麻烦的,我们本科毕业10年说聚会,一直没组织。他们回去能得到什么?到底要找什么?

图片《他乡》剧照。讲述者供图

一个当地妇女背着孩子站在一旁,看着这群人,也说“我就觉得他们很奇怪,我们都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对于煤矿开采,本地人一直心存芥蒂,总觉得你们外地的,凭什么开采我们的资源?他们有很强的土地意识,这片地是我的,泥土下面的煤也应该是我的。
日常矛盾也有。本地人去矿上偷电;地空了,庄稼枯竭;村子离得近的房屋会开裂,陷下去,有很多坑,有两个男孩掉在坑里,淹死了。父母眼睁睁看着孩子上不来,是一生的痛——开矿的钱没落到他们手上,他们还要遭受这些。其实没有什么对跟错,大家都在时代洪流中。
然而,这些天南海北的人又拖家带口地离开了。本地人不同意,开了我的矿就想这么走吗?而且没了矿,也没快钱赚了。他们设关卡,在路上挖大坑,要留下买路财。外地人今天走,明天本地人就把窗户敲下来卖铁,只要能卖废品的都卖掉。那些房子除了墙,连沙发窗户都没有。
离开的人回来,看到曾经的家变成这样,可能也是他们热泪盈眶的一个原因——这确实是最美好的东西,但它不存在了。确信它不存在,你反倒更为怀念它。
回来的多是三四十岁的矿区“二代”,他们的父母年纪大了,有的拍摄时还在,后面去世了。离开梅田后,大多数人去了珠三角,“一代”调到外地的单位比如煤炭局,类似公务员有编制的,“二代”有的打工,创业,还有的也像我们一样,读完大学留在那里。当时我们拍摄一个离开梅田后在广州做老师的,特别热情,每次要请我们吃饭。
有个“二代”回梅田遇到小学同学,19年没见了,见了面突然觉得有点想念,离开后又回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双方文化背景不同,难以彼此融入。那个退休老师和“育儿嫂”奶奶,她们平时不会联系,一开始老师也没想去看她。也许正是因为两个世界的人,再次碰到一起,才会迸发出那种短暂浓烈的感情。
也有留下来的外地人,不是想不想走,是能不能走的问题——回老家,没房子,没地方住;他们来梅田几十年,回老家的村里没几个人认识;老了,子女在城里,跟子女关系不亲密没法去一起住。本地人接手矿后,留下的外地人继续当矿工,有的得了尘肺病,也干不了力气活。有个寡妇,她老公在矿难中去世,矿里建议她们搬到广东的一个相邻小镇。她不想搬,因为所有的寡妇都住一栋楼,那栋楼就叫寡妇楼,听起来就怄气。
捡破烂的张德军,也是一个外地人,很有喜剧效果。他有两次隐晦地问,“你们拍有没有钱给我”,但经费有限,我们只能提两袋水果。这人金句频发,说捡破烂不是为了钱,只是一种消遣,他自己有上百万的存款,还说“人贵于勤劳,鸟美于羽毛”。
图片剧照。讲述者供图
他也常吃猪脚粉,不要猪脚,就是汤加粉,2块钱,有时我们请他吃。粉店有好几个价格,外地人看上去能付得起的,就十几块,12、16、18、20块不等。老板其实也是外地人,来了矿上工作,跟梅田的姑娘结婚,留在当地开店。
当地人有的一边打零工,一边买彩票,期望自己中大奖。张德军有次在猪脚粉店,一边抽烟,一边高谈阔论不信这些,老板和他老婆都调侃他。
当时想把那个店做成老舍的“茶馆”,人来来去去,是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可以拍梅田本地人,像《铁西区》那种有几个家庭。没想到有了投资,可以拍另一条线——离开的人去了哪里?不过梅田依然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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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都

梅田在湖南郴州,当地人都叫它“小香港”。上个世纪60年代,响应“要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现状”的指示,梅田矿区被划给广东开发。一个政策,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了,很多是有技术的大学生,矿工有本地也有外地的。最多时,梅田有10万人。80年代,小镇就有自己的车队,年轻人穿着时尚去歌舞厅跳舞,电影院第一时间放最新上映的电影。小镇坐落在贫困县,但是这里的居民去到广东也受人尊敬,被认为是有钱人。
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6岁之前住在梅田,大姑家也在那里开私人诊所。童年跟兄弟姐妹们疯玩度过,在街上疯跑。记忆中,街道以前很拥挤,很脏,人和煤都特别多。不能穿白裤子,因为穿上在街上走一走,白裤子会变成灰色,甚至黑色。
上小学前,我们搬家到了县城,后来大姑家也搬走了。2012年我再回去,看到都是空房子,街道冷冷清清。我于是产生好奇:为什么以前那么多人,这些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

图片纪录片《他乡》截图

跟朋友们聊,大家也感兴趣,很快就开始了拍摄。我们制片人周浩导演问,可以拍到某个地方某些人吗?我就说,拍摄对象都挺愿意跟我交流的。当时他听了非常惊讶,因为很多时候获得别人的拍摄许可,是挺难的事。
真正开始拍摄了就还好。他们都非常乐意诉说,在珠三角,80来岁的老奶奶可以一坐一下午,对着灯光、摄影器材,说到动情处流了几次眼泪,把我也感染了。二代们也回忆童年摘野果,抓青蛙,很幸福。情感浓烈程度让我很惊讶,我没有想到那里对他们来说那么美好。
矿务局原办公室主任欧小立一直描绘对梅田的记忆,现在还经常在QQ空间、朋友圈、抖音发。就像个史官在记录,画临时盖的竹席房屋,画矿工遗像,画祭拜的大场面。
1985年7月12日,梅田矿务局发生重大瓦斯突出事故,56人遇难。聊起这段,欧小立为生命流逝悲痛,另一方面又很敬重,那些出意外的矿工都叫“烈士”,他们的死去都叫“牺牲”。欧小立身体有些残疾,但手很巧,还会电焊,帮我们修好了麦克风。
90年代,矿务局子女开始离开梅田,有些拒绝父母求稳的建议,南下闯荡。梅田开始衰落,加上煤价下降,南方本就不适合挖煤,下深井成本大,无法回本。矿区相继关闭,有些小矿被私人接手。(注:公开资料显示,1996年,梅田矿务局实施“关、停、并、转”,矿区相继关闭。2000年12月全局停产关闭,2002年依法宣布破产。)
这个片子的投资人江朝辉也在矿区长大,高中毕业后去中山打工,后来办自己的厂。他投资就是感情在,也不是投完甩手就不管了,还定期跟我们开会,每次见到我们都要问:“片子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呢?”他和几个从小一起在梅田长大的朋友定期吃饭聚会,做生意久了,没那么容易跟人交心,见的这几个人,就是知心的朋友。
他们的这种感情,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对自己青春的怀念。起初我想给纪录片取名《梦都》。梅田以前有一个叫“梦都”的歌舞厅,现在废弃了,变成一个小型制衣厂,里面缝纫机的声音滴滴答答,女人们大声说话。她们都是本地妇女,打零工维生,有些人的丈夫曾经也在矿上工作,开矿车之类的。后来收入少了,子女也大了,就打工贴补家用。

图片“梦都”歌舞厅。讲述者供图

现在蜘蛛网下,“梦都”的牌匾,吊顶上的灯,废弃的音箱仍旧留在那里。我每次路过,都会驻足一会儿,会想这个小镇的起起伏伏,承载着多少人的梦呐。这些梦又随着小镇的起伏而消逝,那些时常回到小镇的“闯入者”,又何尝不是回到“梦都”寻梦呢?或许这就是人生?
后来周导(周浩)说片名就叫《他乡》,更现实主义,能够统合整个片子的一种情感。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的确《梦都》更怀旧。拍摄好几年,我也明白了他们的感情——为什么他们要回去,但是又要离开,其实他们怀念的是繁华时期的梅田,“人心的繁华”,以及集体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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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实很难真正回到一个地方

从梅田离开的人,没法回答“你的老家在哪里”这个问题。
他们到了广东说自己是梅田人,别人不知道,每一个人都很愿意解释:曾经的小香港,很繁华,你们广东没有看到碟片,我们那的电影院已经先放了。
回到梅田,他们又是游客。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矿务局的,他不能在当地人面前说我是梅田人。本地人叫他们“广东仔”,就像我们投资人说的,“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不知道自己将来去哪里”。
矿务局的人只能讲普通话,而不是当地方言。这群有知识或技能的人,建构了一个乌托邦。我想,他们回去是不是也吸取一种能量,再回到自己的地方继续工作,好好做生意?
片子现在的执行制片雨曈是剑桥大学电影研究的学生,她每次看到“一路平安,一生平安”那里都会落泪,说看到家乡概念被拆解,无限缩小到两位女性交互情感中,很动人。她给我们在剑桥办学术放映,效果很好,之后一直帮助《他乡》推广和发行,也负责我们下部关于渔民上岸的片子——和《他乡》一样,关注时代变迁下告别过往的个人情感。
我们在剑桥办展映的时候,票订完了,有一个德国学生学社会学的,发邮件说很想来,来了踊跃提问,他们家也是做矿业的,说原来在中国一个小镇里有一群人跟他一样。
比起拍的时候,我现在跟厂矿“二代”的共鸣会更强。读小学前我就离开梅田到了县城,上大学后在重庆多年,读本硕博,又去布达佩斯做博士联合培养,在伦敦做访问学者,去过很多地方。我没有那么强的家乡的概念,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家乡。回到梅田,我像一个陌生人,别人看我也是陌生人。
图片摄制组在梅田拍摄。讲述者供图
因为那里没有真正有连接的人了。我爷爷、大姑爷都去世了,我大姑家迁出来,诊所也没开了。县城的话,以前我每次回去会请朋友吃个饭,有时凑上十几人。这几年好朋友有了孩子,陷于非常现实的纠葛之中,就疏远了。跟父母也有疏离感,这些年不断向外走。这是成长带来的,读过的书、看过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大部分时间我一个人在长沙,但即便我有房子在那,也很难说我真的到家了,我也感觉好像我随时可以离开。但跟这些矿务局“二代”不一样,我的(情况)更像一种现代的悬浮感,你问我哪里人,我还说是湖南人,但精神上的故乡并不确切。
要说最喜欢的地方可能是布达佩斯,住所步行五分钟就到Szabó Ervin中央图书馆,巴洛克式的宫殿,很典雅。春天,我常在午睡后,一个人带上一本书、一支笔,路边买一罐果汁或者啤酒,沿着多瑙河走一段。一个姐姐时常会开车接我去吃饭,带我去逛。
我觉得美好的那一段时间、那个地方,一定是因为有某个人的存在。但美好可能存在于记忆当中,就像矿务局的二代对待梅田、大部分人对待老家一样,要让回去,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也没有想长居在某个地方,看以后的工作吧,让命运带我走。
最近听一个讲座,老师讲《走走停停》和中国主体性,抽到我回答,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想到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的“尚未”概念——尚未回到的家乡,人其实很难真正回到一个地方。跟朋友聊起来,她提到奥地利小说《缓慢的归乡》,就是一直在接近,但一直没有办法真正地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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