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特朗普胜选没几天，在组建其政府的外交团队时表现咄咄逼人，让多位“反华鹰派”出任关键职位，但特朗普第二任在美中博弈过程中，并非全无达成某种妥协的机会。
中评社今天评论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高拍板权终究是在总统。特朗普第二任的对华政策最终是由特朗普决定的。在美中竞争博弈的过程中，不排除特朗普的个人意志起决定作用的可能性。特朗普不想美国在台海直接与中国生战的意愿是显而易见的。
经历了第一任的内部决策程序混乱，及其手下高官的“不忠诚”和各自为政，特朗普第二任无疑更看重其政府高官的“绝对忠诚”。他把蓬佩奥和黑利排除于内阁之外，而且要求内阁部长不通过参议院确认，已经显示了特朗普想完全掌控其第二任政府。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交易型手法很可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政府的鹰派色彩实际上可能为特朗普的交易手法提供更大的空间。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沃缪勒（Adrian Vermeule）注意到这种可能性。他在X上发帖说：别忘了，“只有尼克松才能去中国”，正是因为众所周知，尼克松是一个强烈的反共分子。如果马可·卢比奥与俄罗斯或中国谈判达成协议，该协议将更具可信度，这正是因为卢比奥以鹰派著称。“尼克松访华”效应为达成对外协议创造了“更多”国内政治空间。
长期在中国生活的法国企业家和时事评论员贝特朗（Arnaud Bertrand）赞同沃缪勒的看法。他在沃特勒的帖子下评论说，如果有人想保持乐观，这可能是特朗普新一届极端对华鹰派政府的一线希望：只有他们能与中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永远不会被指责为“对中国软弱”。
然而从消极面看，贝特朗承认，这一次与尼克松时代不同--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目标，而不是苏联，因此达成协议的地缘政治动机减少了。不过，因为欧洲的战略自治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就像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寻求从苏联的影响中独立出来一样，欧洲今天可能会寻求制定自己的路线，最终从20多年来的黑暗中解脱出来。
沃缪勒显然也赞同贝特朗的看法，在X上转发了贝特朗的评论。也就是说，特朗普第二任政府若极端抗华，反而会疏远许多不想在美中之间选边的美国盟友和伙伴。